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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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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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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红枣

故乡的枣树很多,屋前屋后,一排一排的;山下山下,一片一片的。

屋前屋后的,是屋主栽种,为私家财产,所有权几辈子不变,可以当作私产传给后代。

山上山下的,先是集体财产,后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飞入寻常百姓家,分树到户了。可一旦土地发生变动,又要跟着土地,成为别人的了。

故乡的枣树种类多样,结出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甜淡有别的果子来,让人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最受村民欢迎的是糖枣。

糖是甜的,取名为糖枣,足见这种枣的甜——在我印象中,糖枣比糖还甜。

糖枣长得快,熟得早,几乎同时开花,其他枣还果皮青青的时候,糖枣已经由青转白了,这种转变标志着糖枣已经香甜可口,可以边长边摘了。

攀住枝头,顺手摘下几颗糖枣,来不及水洗,塞一颗进嘴,用牙一咬,又鲜又脆,又香又甜,满口生津,骨头都不想吐出来。

糖枣红了,味道更美。但糖枣还没等到红的时候就被摘光了,只剩下满树枝叶。偶有一两个残留的红果子,都是生长在树梢尖上,我们费尽全力也抵达不了那个高度。

即使是青果,糖枣都比其他枣红了还香甜可口。所以,在其他枣子没成熟前,有糖枣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欲望和踪迹。

村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棵糖枣树,很多家庭都没有拥有的福份,小孩吃糖枣要偷。

偷糖枣,一个人不行,要有一个作案小团伙。伙伴几个,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人站岗放哨,有人爬树摘枣,有人在树下捡枣。

最后分赃,根据出力多少和风险大小决定。大家把糖枣分成几堆,爬树摘枣的,出力多,风险大,由他先拿;在地上捡果子的,出力少,风险最小,由他最后拿;放哨站岗的,出力不多不少,风险不大不小,中间一个拿。

这个作案小团伙,往往是平时玩得最好的,并且订有攻守同盟,谁被抓住了谁就扛下全部责任,不能供出其他同伙。爬树摘果者往往最易被抓,因为从树上下来,行动不能太快,安全第一。如果被抓,立场不坚定,出卖了同伙,以后就没人跟他合作,也没人跟他玩了。

在那群孩子中,我爬树差了点,又不想做最轻松的捡枣,就常常被派去站岗放哨。

如果不是枣树主人,或者伙伴家长、自己家长,即使被别人看到,都无关紧要。主人或者伙伴家长来了,我就把手指头伸进嘴里,鼓腮嘬唇,使劲一吹,发出来数声维妙维肖的鸟叫。

树上的小伙伴远远地听见,泥鳅一样从树上滑下来,一眨眼功夫,就不知去向了。

枣树上和地上残留的痕迹还是能让主人看出蛛丝马迹来。但捉贼捉赃,没凭没据,也只好不着边际地骂骂咧咧一阵,不痛不快地走了。

主人一走,我们就从各个角落冒出来,又聚在树下,重新分工合作,鸡鸣狗盗开了。不过,原来爬树的小伙伴心有余悸,说什么都不肯再上树了,大家只好由抓龟来决定。

糖枣被偷得差不多了,其他枣类就陆续成熟了。这些枣,家家户户都有,就用不着偷了。小偷窃团伙于是宣布解散,等第二年糖枣成熟季节再来进行重组。

果子最大个的是鸡蛋枣。顾名思义,鸡蛋枣有鸡蛋那么大。鸡蛋枣结得又密又多,挂在树上,把很多枝丫都压弯压断了,垂下来,低低的,触手可及。

长在路边的鸡蛋枣,下面那些枝条是没有负担的——路过的都要伸手摘几个,所以,早早就只有叶片,没有果实了。

那时候,我们穿的衣服都是裁缝做的,口袋又大又深,方便装东西。缝制新衣服,要到过年的时候,春节时候,大人最大方,喜欢往我们口袋里塞糖果、花生、瓜子,直到塞满为止。口袋大,装得多;口袋小了,吃亏。但这些口袋,在鸡蛋枣面前,就显得小了,一个口袋五六个鸡蛋枣,就满了。不甘心的,只好用肚皮来装。肚皮的容量比口袋大,但也有限,七八个鸡蛋枣下去,肚子就鼓了起来,像气呼呼的青蛙。

碰上谁家打枣,主人就大方了,招呼每个路过或者围观的,尽情地放开来吃。吃完了还可以兜着走。如果是大人带小孩路过,主人更大方,非要你吃得肚子没有一点空隙不可,那顿饭都省了。

鸡蛋枣的味道差一些。如果没有熟透,嚼起来就像嚼棉絮。只有枣子熟透了,变红了,味道才有所好转。红了的鸡蛋枣,肉特别多,咬起来,松松的,甜甜的,不很清脆,但老年人,特别是牙齿掉落或松动的老年人喜欢,既饱了口福,又护了牙齿,两全其美。

木枣介于糖枣和鸡蛋枣之间。

从个子来看,木枣比糖枣大,比鸡蛋枣小;从味道看,木枣比鸡蛋枣甜,比糖枣淡;从成熟期来看,木枣比糖枣晚,比鸡蛋枣快。

这样一比较,木枣就有点不温不火,敦厚老实,像个木讷的乡下青年。庄稼人取名,图个贴近,生动有趣。这大概就是木枣得名的由来了。

木枣最多,常被用来晒干枣。那时候,大家吃枣吃多了,嘴就不馋了。木枣味道不错,但挂在树上,就像满天星斗。这个时候,大家的兴趣不在吃,而在那份打枣的乐趣了。

一家商量打枣,一般都选在前一天晚饭时间。经过一番热烈讨论,先打哪棵枣树,后打哪颗枣树,都清清楚楚了。第二天,小孩扛上长短不一的竹杆,大人挑箩筐,老人提竹篮,一家人就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来到枣树下,大人放下箩筐,从小孩手里拿过竹杆,往枣树下的茅草丛里一阵鼓捣——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茅草丛里,有时候有蛇,容易伤人,蛇伤人了,就得不偿失了。

一切就绪后,打枣正式开始。男人爬上树,站在树枝丫上,双手抱住枣树的分枝,使出全身力气,猛烈地摇晃起来,枣就像冰雹一样争先恐后地落下来,敲打在我们头上、身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让人痛并快乐着。

不一会儿,地上已经铺满了一层鲜艳的红枣。捡枣者手脚并用,手忙脚乱。枣子先放在篮子里,篮子可以随身携带,方便,篮子满了,再倒进箩筐。

树上密密麻麻的红枣变得稀稀落落了,用力摇已经不起作用了,男人下来,小孩上去。小孩像猴子一样,嗖嗖嗖地爬上树的高处,找一根树丫靠住,站稳,接过大人递上去的竹杆,高高地举起,开始有针对性地瞄准那些倔强地挺立在枝头的红枣,挥杆打下去。

一棵枣树,包打包捡,要三四个钟头,正好一个上午。打完枣,一家有说有笑,满载而归。

枣子先在家放一两天,大家拣好的吃,吃得不想吃了,再挑出去,倒在晒谷坪上,像晒稻谷一样摊开,在明晃晃的秋阳下曝晒,直到晒干为止。

枣子晒过后,利于收藏,等过年,或者办红白喜事,与鸡蛋一起煮,出锅前放点蜂蜜,味道极好,也是农村办酒席的一道必不可少的大菜。

红枣滋阴补阳,舒血活络,是中药的一分子,但最具药用价值的是药枣。

药枣块头小巧,皮厚肉薄核大,味道微苦,天生有股淡淡的药味。大家都不喜欢药枣。很多药枣主人,在药枣成熟季节,对药枣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鸟雀喜欢药枣,因为药枣生虫,那些虫子是鸟雀的最爱。

可就是这些不受主人待见的药枣,却是上等中药,很多中医处方,都有药枣成分,据说医院开出来的药枣还是冒牌货。后来很多药贩子闻讯而来,高价收购,大家才真正意识到药枣的价值,一些头脑活络的,就从乡亲那里收购药枣,再送到县市医院,挣个差价,村里的第一批万元户就由此而来。

最有经济价值的是长枣。

其他枣,果实都是圆的,只有长枣是长的,十分修长。长枣皮薄核小肉多,是最没有味道的枣了。即使红透了,也没有甜味,味同嚼蜡,几乎没有人生吃。

但这种不中吃,不中看的长枣,却是父老乡亲半个秋天的柴米油盐费用。我们都吃过商场上那种用精致塑料袋包装的蜜枣,蜜枣的原材料就是长枣。

当长枣还在长个,各色小摊贩就下乡来收购长枣了,一斤长枣四五毛钱,约半斤猪肉的价格了。这些摊贩,有外地的,有本地的。外地的,在当地一般都有亲戚,或者拜会了有权有势的村干部。本地的,是有名的富裕之家,能拿出收购的本钱来。

收购长枣季,小孩最高兴。偷长枣来卖,是我们的拿手好戏。长枣树长得不高,果子结得又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或土疙瘩远远地往树上一扔,长枣如雨滴落下。我们跑过去,片刻功夫,就把口袋塞得满满的了,有两三斤之多,可以换一两块钱。

只要主人没有亲眼看见我们偷枣,他们明知是我们打下来的,但都无可奈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他家的孩子也在偷别人家的长枣呢!所以,尽管穷得叮当响,来点钱不容易,但大家对此已经见惯不怪了。比起邻里关系来,损失些长枣,损失几个小钱,那是小事。

当然,有些家长心疼,熬不住了,就先下手为强,在小孩偷盗之前,就把自家长枣打下来,送给小摊贩,换回一笔小钱。这种作法,往往被邻里所不齿。

我家屋后的自留地原有一片枣林,足有数百棵之多,树有碗口粗细,是全村规模最大的一片枣林,据说是祖父种下的,很有年代 了,长得郁郁葱葱,树上有很多鸟窝,也年年大获丰收。

后来村小学搬迁,相中了这块地,村干部来做工作,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没有任何补偿。父亲把树全砍了,把地捐了出去,只剩下屋后三棵枣树,这本来也在父亲计划砍掉之列,但母亲认为家里孩子多,要留几棵枣树,给孩子解馋用。

家里四个孩子相继长大,都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城市,并且落地生根,变成了城里人,只有父母仍然窝在那个村庄。前些年,父亲又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两棵糖枣树。现在这些糖枣树已经枝繁叶茂了,每到夏天,就挂满了果实;每到秋天,父母就要打来电话,催我们回家吃糖枣。

父母以吃枣为名,希望我们回家看看。但那个时候,正是我们工作忙碌的时候,很难得抽空回一趟家,让上了年纪的父母常常有种失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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