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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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我这个儿子，父亲前半生，应该过得很轻松；如果我随遇而安，没有梦想，父亲前半生，应该过得很幸福。父子四十多年，欠他无数债。这篇文章从无数记忆浪花中，撷取一朵，来铭记和感恩那个千里之外的可爱老头——题记。
我的梦想来得有点儿早，在初二那年，我写的一首小诗就在报刊上发表了，尽管在毫不起眼的地方，只占据了半个巴掌大一点。可这刺激得我热血沸腾，有空没空都要涂鸦些思想产物，装进信封，邮寄给外地的报刊杂志。
运气也好，隔三差五就有诗作发表出来。到高二时已经累积了不厚不薄的一本小册子。我给这个小册子起了一个颇有青春气息的名字——《青鸟·玫瑰·梦》，将其与自己的诗人作家梦一起寄给了异地一家出版社。
出版社很快就回信了。编辑说早就注意到我的文学动向，那诗集质量不错，达到了出版要求。接着，编辑在信里坦言相告，你不是北岛、舒婷、顾城那样的知名诗人，一开始销路肯定不理想，作者要和出版社一起承担风险，得承销1000册书，要付3000块钱。
这是一个既好又坏的消息，好的方面让我高兴得找不着北；坏的方面让我如坠冰窖。但总的来说，坏的方面比起好的方面来，已经不足挂齿了。
编辑在最后补充说，书出来后，推荐我进省作协，推荐我上大学中文系。那是一个做梦的年纪，也是一个少年出诗集有点疯狂的年代，只要有可能，都想出书。明知家里拿不出那个天文数字一样的出版费用，我还是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争取他们的同意，让他们想办法。
收到信当天，我就从学校跑回了家，把编辑的信递给父母看。读着信，父亲很高兴，脸上洋溢着春风一样的笑容——十多岁出书，这是上溯到祖宗十八代都没有的事，曾家要出文曲星了，足以光宗耀祖了。那两天，父亲拿着信，奔走相告，逢人就喜滋滋地说，他儿子要出书了。
连续几个晚上，一家人围在煤油灯下算账：1000册书，定价6块，除去成本，还能净赚3000元，这比全家一年的收入还多。卖完书，把钱收回来，我和哥姐几个下学期的学费都不用发愁了，说什么都要把3000块钱凑齐了。
接下来几天，父母带着我，拿着信，跑亲戚，跑信用社，跑扶贫基金会，东挪西借，奔波了一周，居然真凑齐了3000块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秋天，我和父亲通过邮局，把这笔钱寄给了那个没有见过面的编辑。
高三那年，诗集果真出来了，1000册样书也拿到了。没有光滑油亮的激光铜版纸封面，没有那些含义隽永的插图设计，一切从简，但看着印有“曾高飞 著”字样的诗集，我前所未有的满足。
现实很残酷，那1000册书成了全家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困难。虽然那个年代没有其他娱乐，文学很吃香，诗歌很流行，我的诗集质量也不差，读的人也不少，但大家都没钱，翻翻可以，读读可以，可要掏钱买，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说是希望，因为卖掉书，可以挣一大笔钱，把借款还了，还有不少剩余。说困难，就是如何把书卖了，如果卖不出，书就成了废纸，一文不值了。
我就读的中文语文组动员各班学生购买，打折后一本5元，一共卖出300多本，剩下的与废弃的农具一起，堆放在屋子角落，成了一堆废纸。
没有什么文学细胞的父亲决定变废为宝，把剩下的书推销出去。父亲借来全村那辆最好的黄板车，把书整齐地码在车上，压牢，又在上面铺了一层塑料膜，遮挡风雨和阳光，在塑料膜上摆上三五本样书，然后推着板车，天刚蒙蒙亮就从乡下赶路，傍晚时候，到了几十里外我所在的学校。没有钱住旅馆，父亲就和我一起挤在学生宿舍里的那张单人床上。
父亲找来一块木板，饱蘸墨水，在上面写下“我儿子的书”五个大字，把木板插在板车上，早出晚归，推着车大街小巷地叫卖我的诗集。午休和上完课后，我跑去帮忙。父亲在前面拉着板车，我在背后推着板车，我们都扯开喉咙，此起彼落地吆喝着，做起了小商贩。
秋天的阳光依然很暴力，流水一样的汗水顺着我们脊梁沟汩汩滔滔地往下流淌。几天下来，我和父亲嗓子哑了，脚步沉重如铅，好不容卖出几本，结果还不够生活开销。最后我和父亲咬着牙，含着泪，把剩下的书当作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我的第一本书以亏损1000多块钱，给家里再添一笔沉重负担为结局。
因为这本诗集给家里带来的沉重负担，让全家雪上加霜，让我觉得十分愧疚，我不敢再向家里要钱，要粮。高考前两个月，由于欠下学校伙食费，被管后勤的副校长叫过去，臭骂了一顿，说不还上欠款，就不要在学校呆了。我也一时任性，不顾班主任和教务主任的苦苦相劝，从学校回到了家里，自己复习，高考前两天才回到学校参加高考。那年高考，发挥也不好，只是上了线，也没考上理想中的大学中文系，所以也没有去读。
高考分数出来的第二天，我偷偷地卖掉家里100斤黄豆，得了70多块钱，到了异地，在一家小报找了一个临时工，一边写些小文章，一边拉些小广告，尽自己可能给家里贴补，来赎自己的罪孽。
1994年春节，我回到故乡，昔日老师，同学，亲友，都闻讯过来看我，他们千言万语，只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希望我上大学。当时家里已经有了一点转机，我也有点儿心动。过完年，我背着教科书和几件衣服，重返了校园。那迭厚厚的教科书与我彼此都不认识了，一切要从头再来。就着自来水，啃着面包，翻着书页，我开始了头悬梁，锥刺骨的高四。4个月后，参加高考，如愿上了省城的大学中文系。
在大学里，我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一边学习，一边勤工俭学，一边搞笔耕不辍，养活了自己，也小有成就。一直到现在，坚持初心，也出版了十多本书，有长篇小说，有小说集，有财经著作，也在北京安营扎寨。
转眼就走出校园二十多年了。在职场中，也有过很多诱惑，也产生过动摇和偷懒的时候，每当此刻，在我眼前，就会浮现父亲推着黄板车，走街串巷，大声吆喝，给我卖书的情景，把我拉回到初心轨道上。
给我卖书那年，父亲正当壮年，就像我现在这个年纪，父亲吆喝起来，底气十足，理直气壮。
现在父亲已经快八十岁了，牙齿脱落，身上也有了很多毛病。他的儿子如愿以偿地成为作家，还被人在作家前冠以“著名”二字；靠着手上那只笔，赡养他和母亲，抚养自己的小孩，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充实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