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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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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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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爹干妈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父母。这是一辈子都要铭记,感恩,努力回报的。

干爹干妈的出现,是乡下民俗风情的产物。小孩从小多灾多病,认个干爹干妈可以洗掉晦气;小孩与父母关系紧张,认个干爹干妈可以改善关系;还有一种父母是好朋友,一方小孩是男孩,一方小孩是女孩,家长已经达成让他们长大后结成夫妻的共识,有点儿指腹为婚的味道。

我认干爹干妈是中间那种情况。据母亲讲,我小时候脾气大,个性强,又特别敏感,父亲又不会说话,常常触我霉头,父子关系剑拔弩张;我经常因为父亲一句话,一件事,就对其不理不睬,严重的时候离家出走,跑到哪个亲戚家躲上十天半月,还不准亲戚向家里告密,急得父母鸡飞狗跳。

鉴于此,算命先生说我和父亲八字相克,要认个干爹,缓冲一下。

消息传出,村里很多年龄相当的都来我家串门,向父母或委婉或直接地表达要认我做干儿子的意向。

为啥有那么多人看好我?

母亲说我小时候聪明伶俐,长得虎头虎脑,嘴巴很甜,见了谁都主动打招呼,很惹人疼爱,又会读书,被全村人公认为将来有出息,希望做个感情投资,以后我跳出农门,有朝一日衣锦荣归了,能拎上三五斤花猪肉,一条鱼,一只鸡去看望一下他们——这是乡下农民普遍存在的一个朴实愿望;当然,也有希望我将来成为他乘龙快婿的。

可以选一个干爹干妈,我很兴奋,有点儿幸灾乐祸——我叫别人干爹,可以让父亲吃吃醋,对我作出让步;我又很为难,不知道挑谁——父亲想作主,为我挑一对,但被我否决了。

那些天,我眼睛挑花了,也没有确定下来。其实,小小心里,我有一个选择对象,因为她女儿很可爱,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个女孩,就是我的初恋情人,我们曾经海誓山盟,爱得死去活来,也因为她父母嫌弃我家过于贫穷,最后在我们进入大学前夕分道扬镳了)。可他却看不上我,没有来我家,我也不好意思主动找上门,指名道姓要他做我干爹。

我在心里给那对叔叔阿姨预留了半个月时间,直到大限已至,都没有看到他有什么意向和动静。为此,我曾经单独去他家玩过,也把这个信息透露过给他,但他很冷漠,根本没那意思。

半个月后,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权衡再三,选择了生产队一对没有生儿育女的夫妻做了干爹干妈——他们的年纪与父母差不多。

干爹干妈憨厚老实,勤劳能干,谨小慎微,我很喜欢。他们结婚十多年了,我父母都四个小孩了,干妈的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由于没有小孩,在村里地位不高,颇受冷落。与邻里争吵,对方就一点不留情面地戳他们痛处,骂他们“绝代户”。

干爹干妈想儿子都想疯了。有了我这个干儿子,干爹干妈确实扬眉吐气了一阵子,虽然不是亲生儿子,但总算有了一个干儿子,比没有强十倍。我的选择,让干爹干妈大喜过望,记得举行仪式那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把他们家小堂屋挤得水泄不通。

干爹干妈特意摆了几桌酒席,请村里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作见证。磕拜行礼完毕,吃完中饭,我就回家了。告别出来,干爹往我口袋里塞了一个红包,我不懂拒绝和客套,把红包紧紧地攥在手里,生怕飞了似的。

半路上,我拆开一看,可高兴坏了:纸币虽然破旧,可面额很大,是五块钱人民币!我还没见过这么大面额的钞票——记得那时候纸币面额最大的是十元钱,最小的是一分钱,在小孩们手里流通的往往是一分钱两分钱五分钱。像干爹干妈那种成年劳动力,一两个月的收入,可能还挣不了五元钱。

那张大面额旧钞票,让我心跳如擂鼓,脚下如踩絮,眼里一片湿润——看来自己眼光不错,那个沉甸甸的红包让我感到干爹干妈想孩子的愿望有多迫切强烈,对我这个干儿子有多疼爱——这可能就是我找一个没孩子的夫妻做干爹干妈的原因。

维系与干爹干妈的关系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村,抬头不见低头见。在平时,碰上了亲亲热热地叫一声,他们脸上就笑开了花,甜甜地应一声。

记得刚开始,听我叫干爹干妈,他们先是一愣,回过神来后,一边小声地应答,一边左顾右盼,表情很不自然,做贼怕捉似的。

最初的磨合期过后,我亲亲热热地叫,他们兴高采烈地应,还过来拉着我的手,摸摸我的头,叫我上他们家吃饭,甭提有多亲热了。遇上逢年过节,生辰寿宴,提上母亲准备的一篮子东西去串串门,吃个饭就空着手溜回来。干爹干妈从不收我什么礼,我上午回来,下午干妈就把东西送回来了,还要在篮子里加点我平时爱吃的纸包糖和糕点。

每年春节,我都会从干爹干妈那儿拿回来一个大红包——都是五元,也就是说干爹干妈一年都有一两个月是在为这个干儿子干活。干爹干妈的大方,让很多家长和孩子都羡慕不已,很多家长和小孩都想依葫芦画瓢,认我干爹干妈做干爹干妈,但都被他们拒绝了。

也许是有了干儿子让他们品尝到了天伦之乐,拥有一个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儿子的念头更加强烈——毕竟我不是他们亲生的,不能天天陪伴他们。干爹干妈开始吵架,先是小心翼翼,后来互相指责不能生育是对方原因。当然,干爹骂干妈的时候居多。不久吵架升级,甚至动了手,各不相让,打得头破血流。闹到最后,一方扯着另一方的衣领到县医院做了检查。回来后,干妈一扫颓废,像一只胜利的斗鸡一样趾高气昂,十分神气。干爹却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对干妈低眉顺眼,再也不找干妈吵架了。

检查归来,干爹迷上了赌博和酗酒,天天早出晚归,不醉不归,不输光不归,好端端的一个殷实之家开始败落。记得那一年的春节红包,是干爹到十多里之外的深山挑了三天柴薪到集市上卖,终于凑足了五块钱——亲爹在集市上碰到了吆喝叫卖的干爹。

春节过后,干爹干妈探访到十多里外有一对夫妻专门生孩子卖。干爹干妈借了三千块钱,买回来一个。干爹干妈对儿子很心疼,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但他们并没有因为买了一个儿子就冷落了我,相反对我更好了,他们逢人就说他们买回来儿子是因为我给他们带来了好运。只是有了儿子,就负担重了,以后每年春节给我的红包由五元减到了二元。给我压岁钱的时候,干爹脸上写满愧疚,好像是借了我五块钱,只还我两块钱似的。

让人拍案称奇的事就在那年冬天发生了,干妈居然怀孕了,十个月之后,生出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四十岁得子,可把他们高兴坏了。虽然有了亲生儿子,可干爹干妈对买回来的儿子和我这个认的干儿子,都一视同仁,很疼爱。他们逢人就说,是我给他们两年之内带来了两个儿子。有了两个儿子,干爹干妈家一扫往日冷清,变得热闹非凡,小孩的哭声,打闹声响彻全村。干爹成天乐呵呵的,他戒烟戒酒,重振旗鼓。干爹成为全村最早出工,最晚收工的一个庄稼人。干爹本来就是庄稼好手,又有一身力气,好几年都是生产队收成最好的,家境又开始欣欣向荣,日子红红火火。

但生活却是那样无情,好事与坏事总是形影不离。我在外地读高三那年,父母捎信告诉我,说干爹快不行了,让我回去见最后一面。干爹患了肝癌,到了晚期,弥留之际,一直不肯合眼,强撑一口气,想要见我最后一面。

我匆匆赶了回去。病床上的干爹,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我一进屋,其他人都退了出去。干爹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抓住我的手,费劲地说:“你两个弟弟年纪小,我不放心,你干妈是个老实人,没有用,我把他们交给你,别受欺负了,要走正道。”我点点头,泪水涌了出来——干爹是让我经历生离死别的第一个亲人。当天晚上,干爹就撇下干妈和两个儿子,走上了通往天堂之路。

干爹死后,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还在读书,根本无暇顾及两个弟弟。读大学四年,我为填饱肚皮东奔西跑,到处找活干,对两个弟弟没尽什么责任。

但值得庆幸的是,妈妈在当地很有威信,经她牵线,干妈嫁给了同村一户陈姓鳏夫。我也按当地习惯改叫他为干爹,但那种滋味有点不一样,像变了味的菜肴。

新干爹是有钱人家,子女也有出息,就是眼睛不方便,晚上看不见,需要人照顾。新干爹对干妈和两个儿子还算不错,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点小钱用,不用我操心。

唯一遗憾的是,两个弟弟很调皮,读书不行,在班上经常倒数,老师很有微词,让干妈伤透脑筋,伤透心。两个弟弟读完小学就没读书了,在家晃荡了几年,就长成了孔武有力的小伙子,后来跟着新干爹的小儿子去了深圳,给写字楼送桶装水——老板就是新干爹的小儿子,一位复员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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