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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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农村还没施行义务教育，高中升大学要考，初中升高中要考，小学升初中还要考。每个考关，都要涮掉一大批人。记得小学升初中，班上四十多个人，只有十来个考上了初中。
没考上的咋办？要么辍学务农，要么继续复读。村里有一个小伙伴，小学三年级就读了六年，在三年级上，读着读着就从嘴上没毛的小孩变成了孔武有力的青年。
所以，能上初中就是不错了。每个班都是从各个小学考上来的尖子生。我读的初中，不是重点，只是一个一般中学。但我的思维还没转过来，以为可以延续小学时的优异成绩。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很幼稚。在初中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中，我一败涂地，只处于班上中等水平。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升高中，考大学，跳农门，是没有希望的。偏偏祸不单行，因为一件小事，被班上一位牛高马大的同学揍得鼻青脸肿，甚至怀疑人生，产生了厌学情绪。
那时候，我营养不良，块头很小，总是被安排坐在第一排。同年级不同班，在做班长的哥哥见我被人欺负，生了气，后果很严重，带着一班人把打我的小子揍了，他还找到他的班主任，要把我转到他班上来。
他班主任同意了，找校长，找教务主任，费了很大力气，帮助我转了班。这个班主任就是曾衡山老师。有意思的是，全国姓曾的都讲辈份，这个曾老师还小我一辈，论辈份，我是他叔。
为报班主任知遇之恩，也在哥的管教下，我枯木逢春，成绩很快就上来了，班上六七十个人，除了五六个留级生中有那么一两个成绩比我好的，基本上就是我第一了。换句话说，我在班上能够稳居前三。
初三的紧张，实际上从初二就开始了。在农村，老师地位很高，很难得到学生家走动。但那年，曾老师突然来我家家访了。曾老师发现我的学习环境十分糟糕，连一个读书写字的地方都没有，晚上用的，还是星星之火的煤油灯，一夜下来，鼻孔被熏得乌黑，用手一抠，手指头一片炭黑。曾老师很心酸，强烈要求父母同意我到学校住读。
到学校住读，有双重压力，一是来自学校，一是来自家庭。
由于乡村中学条件限制，能够容纳的住读生并不多。机会是留给那些家与学校有八到十里路的学生的。路远的学生，一天一个来回，全靠双脚走，实在太辛苦了。而我家距离学校不到两里路，不符合住读条件。曾老师动用手中权力，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读初二，我已经十四岁了。这个年纪的孩子，在农村要开始干活了。扯猪草，做饭做菜，扫地，这些活计，劳动强度不大，一般都要孩子来承担。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要养活七口之家，很忙很累，需要有人帮忙。如果我在家，晚上那顿饭菜，他们从地里披星戴月地回来，就可以吃到我做的饭菜了。
曾老师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用我的伟大前程可以光宗耀祖为诱惑，劝父母放弃了把我留在家里帮他们干点私活的念头。当天下午，我背着一床棉被，一床席子，提着一个铁桶（桶里放着碗筷、杯子、牙刷），跟着曾老师到了学校，开始了住读生活。
在学校住读，条件好了，时间有了，成绩很快就更上层楼了，在全年级应届生中，都算得上数一数二。班上住读的人不多，七八个的样子。但都要坚持早自习，晚自习。复习完，预习完，还有大把时间，可以找点儿正经八百的事情干干，培养一下兴趣爱好。
乡村中学，条件有限，能找到的兴趣，就只有写作了。记得初二，曾老师讲郭沫若的诗歌《天上的街市》，听着听着，突然就来了灵感，模仿着写了一首《天上的星星》，具体内容早就忘了，只记得那首诗不短，有二十多行，我也是班上第一个写诗的，写得也有点儿味道。下课了，我怯生生地把诗给曾老师看，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当即叫班上同学静下来，念了我那首诗。那一刻，我有极大的满足感，写诗作文的梦想就在那一刻种下了，以后只要一有空，就要在纸上涂涂写写，写上一首诗，一段文字。
写多了，作文纸就不够用了。那时候发作业本是定量的，一个学期作文本是两本，用钱也买不到，也没钱买，没地方买。每次作文，写得好点，除了被曾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念外，还被奖励作文本——当然，曾老师是偷偷奖励的，其他同学的作文也有被当作范文念的，很少得到作文本奖励。这种意外奖励，基本上保证了我的作文本不断供。
那个时候没有发表园地，但这并不妨碍文章发表。学校有两栋长长的教学楼，每栋教学楼分成左右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门洞，门洞上方有瓦片盖着，遮阳避雨，是师生们课间聚集的地方。
前面那栋教学楼，门洞两侧的墙上都有黑板，用来用粉笔书写学校里的各种通知。后面那栋教学楼，门洞两侧是空白的墙。曾老师灵机一动，把门洞两侧的墙变成了全校学生的优秀作文展示区。记得第一次办展示，是在初二那年国庆节，展示轰动全校。课间，习作园地前面，人山人海，大家议论纷纷，也有大声朗诵的。我有三篇作文入选，算是最多的了，有一篇还在中心位置上。那算是自己第一次公开发表作品。每到课间，我都要去那个地方流连忘返地呆一下，读读自己的文章，读读别人的文章。看着自己的名字和文章，那种欣喜，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古人告诫我们，出名要趁早。时代不一样，对这句话理解不一样。把这句金玉良言翻译成当下的意思，就是“追梦要趁早”。上了高中后，对文学的热爱更加凸显，甚至开始偏科，也不断有豆腐块文章见诸省内外报刊杂志，也成了所谓的文学少年，在全国渐渐有了点名气。
但要认真溯源，文学梦的最初萌芽，是在曾老师门下，在他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读的那一刻，在他给我的作文本奖励里，在他开发的那块发表习作的园地墙上。
我们都用白驹过隙来形容时间之快。从初中毕业到现在，转眼30多年过去了，高中期间见过他一两回，读大学后就没有见过他了。曾老师已经退休了，在衡阳养老；我也到了北京打拼。我想，他应该六十多岁，满头白发了。
让人欣慰的是，感谢湖南老乡张小龙发明了微信。前两年，我和曾老师在微信上建立了联系。每次我在朋友圈发文章，曾老师都要认真阅读，一篇不落地点赞。
我写，曾老师读；我写，曾老师点赞。这是我和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彼此心照不宣。
做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有出息。或许，我的努力是对曾老师最大的安慰，他的点赞是我不忘初心的那股动力。见他一面的冲动，在每天看到他点赞的那一刻涌上心头。
下次回衡阳，推掉所有应酬，专找曾老师。两个人，找个小排档，要两杯小酒，絮絮叨叨，重温师生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