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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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时候，在父母眼里，读书只为现实，没有理想。现实就是一定要跳出农门，不要像他们那样一年365天挥锄刨地，还吃不饱，穿不暖——跳农门是读书人唯一的追求。
那时候，读书人跳农门，有两条途径：通过高考，成为大学生；通过中考，成为中专生。高考是独木桥，录取率很低。其实，考中专比高考更难，录取率更低，还要过两关，一关是中考前的中专生资格选拔考试，过了这一关，才能过第二关，参加中考——只有那种特别拔尖的人才有可能考上中专。
十五岁那年，我以卷面分全校应届生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专，甩脱了农民身份，吃上了皇粮国饷，也在镇上引起轰动，让送四个子女读书的父母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
在亲戚朋友的窜掇下，父母给我缝了一件新衣裳，热热闹闹地办了酒，放了一场露天电影。九月一日，在父亲护送下，我到了市里，报名，办手续，开始了全新的中专生活。
那时候的班主任就是周扬林老师。她刚从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出来，端庄秀丽，身材瘦小，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
那架式，让我很崇拜，以为见着了大知识分子。那年月，在自己以前接触的人中，还没有见过本科学历的，小学老师以民办为主，初中老师以中师为主，顶格也是大专学历。周老师戴着厚镜片，大框边眼镜，把大半边脸遮住了，在我眼里，显得很神秘。
周老师虽然是班主任，但我们更愿意把她当作知心姐姐，爱和她拉家常。读了中专，前途就定了下来，可以一眼望到边了。三年后毕业，哪儿来回哪儿去，在村上小学或者镇上中学，谋一个老师的差事，教书育人。混得风光点，十年二十年后，做一个小学校长或者中学校长，就到顶了。
这种清晰可见的前途，让我心里凉了半截，难受极了，我确实很不甘心过这样一种平淡无奇，有点窝囊的生活。坦率说，中专毕业，到农村中小学教书，娶个像模像样的媳妇都比较难。
唯一给自己带来丝毫安慰的，就是文学了。可书读得越多，心里就越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应该上高中，将来读大学，毕业后，去报刊杂志社做一个记者或者编辑，业余时间写写散文小说，做一个有点儿作为的作家。那时候，记者编辑很神圣，有“无冕之王”之称。但要在中专，要实现这个可望不可及的梦，是不现实的。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应该放弃中专，去读高中。周老师的一席话，帮我彻底下定了决心。记得一次晚自习，周老师在讲台上跟我们聊到知识分子的划分，有大知识分子，中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大的，中的，当然与我们中专生没有关系，可周老师说，她本科毕业，还只能算是一个小知识分子。
这个划分，让我五雷轰顶，耳朵里嗡嗡作响：啥，读了中专出来，连一个小知识分子都算不上，还算是读书人么？
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放弃中专的想法越来越坚定不移。
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煎熬与挣扎后，趁那年国庆放假，我回到家里，再也不愿意返回市里的中专学校了。
这件事动静很大，也算是在那个年代的那个小镇上的石破天惊的叛逆之举，传得沸沸扬扬，各种猜测都有，对父母打击也特别大，甚至让他们有点儿抬不起头来。我也成了家里的罪人。家里读书的多，负担又重，我是第一个跳出农门的，也算是给其他兄弟姐妹做出了表率，眼看着可以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了，没想到因为我，负担不仅没减轻，反而要加重了。
可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没有丝毫退让，甚至不惜与父亲冷战。过完年，我回到了初中复读，一个学期后，重新参加了中考，上了高中。数年后，也如愿以偿地上了大学；现在也算是圆了当年的记者编辑梦，作家梦。
从那之后，三十多年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中专班主任周老师，退学前，也没有跟她告别，怕自己意志不坚决，打退堂鼓。但在此期间，陆陆续续地听说，当年我从中专退学，对周老师影响很大，甚至算是教学事故了，愧疚之情油然而生。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一直想找个机会去向周老师道个歉，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成行，这一拖就拖到了今年。
所幸社会在飞速发展，互联网时代让万物互联。两三年前，通过北京一位老乡，我联系上了读中专时的一个同班同学；通过她，我进了同学群，也算是找到家了；进了同学群，自然就找到了家长周老师。
周老师已经调到了长沙，在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教学。今年七月，出差长沙，我约周老师和她爱人一起见一面。
周老师还是记忆中那个样子，清清瘦瘦，秀丽端庄。三十年了，岁月并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晚上，师生一起吃饭，席间谈笑风生，我不失时机地对当年不辞而别向周老师表达了歉意。
周老师没有正面回应我，只是淡淡地说：当年，我们结婚，买彩电，还是找你叔帮的忙，当年彩电很难买到。
其实，退学后，办手续，拿东西，都是我叔去办的。我叔那人，脾气不好，觉得我退学，作为班主任的周老师有责任，听别人说，我叔对周老师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但周老师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她只记得别人的德，不记得别人的怨——三十年后，还从周老师言传身教中，学到了这种活得豁达的哲学和人生境界，让人内心触动，肃然起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