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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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官的，我有一种天生的疏离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生俱来的乡里人的自卑心理和自诩文人的清高情结，不愿意攀附权贵。可谌东飚老师，让我意识到这种做法很幼稚可笑，原来年轻人的成长，甚至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权贵作用还功不可没，尤其是伯乐式权贵。
虽然出身卑微，但从初中开始，我就备受“权贵”青睐，如语文老师，学校领导，当然也有不曾谋面，却采用我的稿件后，在寄出样报样刊的同时，附上一封手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件，给我鼓励的编辑老师。
与“权贵”近距离接触，并被悉心照顾，是在上大学以后。这篇文章回忆的“权贵”，就是谌东飚老师。
谌老师是我的古代文学老师，从大一教到大三，是教我们时间最长的。谌老师是古代散文研究的权威人士，《中国古代散文史纲》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谌老师学问做得好，在官场上也混得开。1995年，我作为新生到长沙理工大学报到，谌老师是我们中文系的系主任兼书记，是管理我们的最直接的大官了——后来听说谌老师做到了校级教学督导团副团长。
谌老师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一站上讲台，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对上下五千年的文学作品，熟稔于心，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满腹经纶，给我们打开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浩瀚宝库。
学中文的，都有怪癖，自以为了不起，不轻易服谁，就服有学问的人。加上古代文学的深奥神秘，谌老师就成了一座高山，矗立在那儿，让我们叹为观止。当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敬仰谌老师，是对五千年中华文明中，那些星光灿烂的文化大儒的敬仰一样——在我们的心目中，谌老师已经成为历史长河中那些文化大儒的载体或者当代化身，让我们顶礼膜拜，又高不可攀。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进入大学伊始，邂逅谌老师，打个招呼，叫声“谌老师”，都紧张到了嗓子眼。平时则是能躲则躲，远远见了，能绕开就绕开。
经历了紧张的高中生活，进了大学，有些同学彻底放开了，抽烟，喝酒，追女生，一样都不落下。这在谌老师眼里，是不允许的。当着我们的面，谌老师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做到了以身作则。走上社会后，再回到学校，这才发现，原来谌老师既抽烟，又喝酒，是个性情中人。近年来，我回母校多了，与谌老师聚多了，才渐渐发现，原来谌老师喜欢大碗喝酒，有水浒英雄的气概。据说，谌老师喝酒，那是海量，罕逢对手。在那批喝酒的师生中，居然流行“谌老师喝好了，中文系就喝好了”的说法。
大一，见了谌老师，也是唯唯诺诺，除了听课，没有过多接触。1996年，即我读大二的时候，一天早上，谌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在与忐忑不安的我寒喧了三五分钟后，谌老师递给我一把钥匙，对我说：“这是中文系101办公室的钥匙，你拿着写作用”。我受宠若惊，感觉幸福得快要窒息了——对一个喜欢写作的人来说，在大学校园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在那个空间里放飞梦想，是梦寐以求的事情。这个喜讯占满了我的头脑，除此之外，一片空白。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谌老师从二楼来到一楼101办公室门前，用手里的钥匙打开了办公室的门，里面桌椅齐全，也很干净，像是刚打扫过似的，我兴奋得连声“谢谢”都忘了对谌老师说——谌老师是啥时候离开的，我都不知道。
有了这个办公室，我迎来了短暂的创作高峰。在那段日子，一有时间，我就跑到101,打开门，进去了，再关上门，一个人静静地读书，静静地写作，外面喧嚣的世界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一两年，常有豆腐块文章散见全国和湖南省的报刊杂志，甚至要在中文系办公室登记，以便纳税。那时候，中文系老师多，办公室少，甚至两个副主任都要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很多年轻老师，都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办公室。谌老师却利用手上特权，单独给了我一个办公室——他这样做，需要承担多大压力啊。据说，这种作法，在中文系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谌老师力排众议，照顾了一个他认为在这个专业上还有点儿前途的，没有一点儿背景的，来自偏僻农村的学生。
我有单独办公室的事，很快就在同学中不胫而走，也引起了其他同学的羡慕嫉妒恨，有些同班同学希望沾点光，享受片刻单独办公室的自由。为生存，我也做了其他勤工俭学，所以，并不是每晚都去办公室读书写作。我不去了，就有人来借钥匙。我很少把钥匙借给别人，但有一个人例外。那个同学作文也不错，班上除了我，就是他了，与我私交也挺好，并且都是特困生。他对我说，借钥匙去办公室写首诗。想到这种特权，也是因为谌老师鼓励我写作才给的，所以，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来借了，就给他。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同学恋爱了，其实，他是瞒着我，带着女朋友去幽会的。后来，不知怎么就走漏了风声——我一直蒙在鼓里。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学生谈恋爱，是要反对的。事情传出来，影响很不好。大三快结束时，有一天，谌老师找到我，把钥匙拿走了。
拿钥匙的时候，谌老师问了几个让当时的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前天，你在办公室吗？”我说：“没有。”谌老师说：“那就奇怪了，我看到办公室有灯，里面也有嬉戏声，我敲了门，没开。”我觉得谌老师冤枉我了，委屈地说：“真没有啊。”
可晚上，躺在床上，认真一想，我就明白了，不是我，但一定是那位同学去了，当时谌老师敲门时，他和女朋友肯定在里面。但那时候，学校对学生谈恋爱抓得很严，处罚很重，弄不好要开除的。为保护那位同学，我没把钥匙被借走的事告诉谌老师，决定自己承担下来。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很大压力，觉得是自己辜负了谌老师的期望。我和谌老师就此陷进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中：钥匙是他利用手中特权给我的，我没用到正途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是他的责任；钥匙是他给我用的，无论我借给了谁，都是我的责任，不可推卸。
转眼就毕业了，走上社会了，但这事儿一直压在我心里，让我耿耿于怀，也成为横亘在我和谌老师之间的一堵心墙，这么一堵就是十多年，让我感觉愧对老师。我也一直在找机会，希望把这件事跟谌老师说清楚。2014年，在毕业15周年晚会上，机会终于来了。当晚我喝多了，胆就大了，我鼓起勇气，端起酒杯，走到谌老师跟前，附在他耳边，对他说：“谌老师，我从来没带女生去过那个办公室，那晚上钥匙被班上同学借走了。”
谌老师没有多说话，他裂开嘴，真诚地笑了——那笑让我如释重负，心里阴霾立马散尽，在谌老师面前，我洗涮了冤曲，可以扬眉吐气了。
转眼就是毕业20年了。今天的我已经人到中年，谌老师也70多岁了。70多岁的谌老师精神矍铄，海量依旧。每次出差长沙，我必去母校，抽个晚上，找上中文系那帮老师——有我当年的老师，也有后来的老师，也有毕业后留在长沙的同门师兄弟，找个地方，一起喝几杯。
师生聚会，都很尽兴，很容易就到了高潮，经久不散。谌老师是中文系最德高望重的老师了，大家轮流敬他，谌老师来者不拒。酒过三巡，开始高谈阔论。兴奋处，谌老师端起酒杯，引经据典，讲人生道理，出口成章，让我们又接受了一堂古文化的讲座洗礼——多年浸淫，谌老师已经与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精髓浑然一体了。这也让他的学生我，感觉十分汗颜：谌老师引经据典的，我感觉似是而非，似曾相识——当年学的，我已经还给他了！谌老师希望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我只能用“术业有专攻”来安慰自己。
谌老师喜欢喝酒，因为谌老师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在中国古代，文化是酒的产物，李白“斗酒诗百篇”。可我酒量不行。那种场合，都是师生聚会，往往像李清照说的那样“沉醉不知归路”。
到某种程度，我就没法自控了，面对端着酒杯走过来的同门，十分尴尬，喝吧，必倒；不喝吧，扫兴。在左右为难之际，谌老师就会适时出现，挡在同门面前，声若洪钟 ，笑声激昂地说：高飞酒品不错，酒量有限。
同门都闻弦歌知雅意，听谌老师这么一说，就哈哈一笑，绕过我，算是看在谌老师份上，暂且饶过我了。
这个时候，我特别惭愧，恨自己不是酒仙，不能千杯不醉；本当壮年，应该好好陪陪恩师，好好保护恩师，但没想，一切都反过来了。当然，谌老师这种呵护，我乐意接受。每次，我都分明地感受到，在谌老师这种呵护里，是满满的一股穿透岁月风霜的浓郁的父子情——这个时候，我耳边分外清晰地响起那句古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