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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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辈子碰到的最严厉的老师，不是在发蒙的小学，不是在懵懂的初中，不是在勤勉的高中，而是在想松懈的大学。
在绝大部分人看来，没有了高考压力的大学是放飞自我，追求梦想的碧云天，青草地，但事情总有例外。读大学的时候，古代汉语老师夏先培先生让我们感觉上他的课，比高考前的冲刺还紧张，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早些年，从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只要其古代汉语是夏老师教的，都有这种普遍共识。
每学期的期末考试，夏老师出的试卷都很难，难到全班很少有上80分的，难到每次全班总有三五个人考试不及格。
夏老师很古板，从来不讲情面。你的试卷上是多少分就多少分，哪怕是59.5分，他也绝不让你过，得补考——补考了，也不会因为你再打了一个59.5分就让你过了。
夏老师不苟言笑，他教了我们两年多古代汉语，我从来没见他笑过。但这不妨碍他成为中文系的传奇人物。据说，夏老师是从工人岗位上直接考上名校研究生的。他的记忆力出奇地好，上课从来不看书本，文章再诘屈聱牙，篇幅再长，他都能一字不落地背下来，哪怕是庄子的《逍遥游》。
几十年教学下来，夏老师桃李满天下，学生数以千计。但教过的学生，都像他的孩子那样熟悉。多年后，偶然碰到，夏老师基本上都能立马叫出其姓名，报出其班级，说出其籍贯和出生年月，以及他在大学时的遗闻轶事。
记得我们毕业十五周年，班上同学请当年老师一起座谈。轮到夏老师发言，他威严地扫了一遍，然后从最靠近他的同学说起，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性格特点，在学校里有哪几件重要往事，都如数家珍，准确无误，真让人怀疑夏老师不是人，而是计算机。
后来，我把十五周年毕业座谈会上的事跟中文系其他校友一讲，这才知道，夏老师不只是记住了我们那一届近百人的全部情况，而是在他门下的弟子，他绝大部分都记得一清二楚。
在轻松惯了的日子，一周总有两天让我们坐立不安，提醒自己还是一个在校学生。那就是每周有两个早上是夏老师规定的属于古代汉语的晨读时光。六点二十，夏老师准时到教室，清点完人数，就回到他离教室不远的办公室，开始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挨个叫我们当着他的面背课文。
一个学期，每个人被夏老师抽背三次。一次是已经学过的课文，由学生自己挑一篇背；一次是已经学过的课文，由夏老师抽一篇背；一次是没有学过的，由夏老师事先圈定三篇，由我们自己挑一篇背。我们平时的成绩，就是根据背书的情况来决定。不少同门都因为一个学期要背这么三次书，不由得怀疑人生。
有这么一位严厉的老师，我们的古代汉语功底打得很好，堪称名副其实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教育大省湖南，名校辈出，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都有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我们的古代汉语基础，应该是最扎实的，估计与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的中文专业毕业生相比，我们也不落下风。当时在学校读书时，大家对夏老师的严苛教学方式颇有微词，觉得夏老师剥夺了我们太多的乐趣。后来走上社会才发现，夏老师当年的严格要求十分管用，很多知识记忆深刻，融进了我们的血液中，可以信手拈来，随时派上用场，让我们有一种专业优越感。
毕业后，我曾经应工作单位或者朋友要求写过三五篇文言文，或被雕刻在石碑上，供人瞻仰；或被名家书写，悬挂于室内。记忆最深刻的有两篇，其一是广州著名民营企业白云电气集团纪念馆的《打铁志》；其一是北京湘菜馆京华梦湘的《京华梦湘赋》。这两篇文言文，读过的很多人都认为文采斐然，体现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我想，如果不是夏老师当年的严格要求，要写出像样的文言文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夏老师成千上万弟子中，我的古文功底也只能称是一般般。
因为要求严，所以，我们都怕夏老师。这种敬畏，二十年过去了，今天仍然一如既往。毕业这么多年了，在岁用的无情刀割下，我从当初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人到中年的油腻大叔，但每次见到夏老师，都还像当年一样，内心紧张，噤若寒蝉。
也许，你不相信，夏老师很多怪癖至今仍在。夏老师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许别人抽烟，哪怕是同事或者领导。有次中文系师生聚会，开餐前，大学抽烟喝茶，情意正浓，突然鸦雀无声了，几个抽烟的，赶紧掐灭手上正在燃烧的烟头——原来是夏老师来了！夏老师站在门口，威严地盯着大家，一言不发，直到烟味散尽，夏老师才踱步进来，端端正正地坐下来。
也许，你不相信，现在是信息科技时代，人手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没有网络简直就没法活了。但夏老师很少用电脑，两年前才用上手机。平时联系，用固定电话。哪怕是做学问，写文章，夏老师仍然是一笔一划地书写——也许，在他看来，用笔才能用心。
也许，在夏老师看来，好记忆不如烂笔头。做学问，用笔才能记忆深刻。我有深刻体会，电脑用多了，笔用少了，字都陌生了，写起文章来，错别字也多了。治学作文，得有夏老师精神，最好能以一贯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