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八节过完,年味就越来越浓了,心情开始躁动、激越,工作的认真劲儿也打了折扣。
抢到回湖南老家的高铁票,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行走在北京的街头,脚步轻快,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思乡小曲。
虽然已经奔五了,到北京十多年了,离开家乡二三十年了,可每年过年都要回湖南老家陪父母,这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的。
在我看来,回湖南老家过年,既是旧年的终点,又是新年的起点。如果没有回家陪父母过年,旧的一年都白过了,新的一年也没有一个好的开端。
对我这个习惯了湖南老家的乡下年味的人来说,数十年来,始终偏执地认为:除了湖南老家乡下,在其他地方过年都是没有什么年味的,包括春节期间庙会搞得如火如荼的北京——因为这年味我不熟悉!
值得额手欢庆的是,还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动身回湖南老家过年了。
中国年,最讲究一个吃字。人的口味是有记忆的,小时候喜欢吃什么,长大了还是喜欢吃什么,很难改变。在湖南老家过年,一饱口福,解馋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在湖南乡下,餐桌上那坨黄澄澄,香喷喷,软绵绵的油豆腐就是其中之一。
与油豆腐相对的是水豆腐,水豆腐是我们平时在饭店里吃的那种雪白的豆腐,故乡的油豆腐是拿水豆腐放进油锅中炸出来的,外面的皮金黄结实,里面空心的肉雪白。水豆腐全国各地都有,但奇怪的是,无论是北方的北京、天津,还是南方的广州、深圳,这些地方的水豆腐都炸不出来老家的那种油豆腐来——我曾经做过很多次尝试。这就使得老家的油豆腐成为记忆中的唯一——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认知,离乡背井,在外打拼的老乡,都认同我这种说法想法。
豆腐都是豆子做的。不佩服都不行,在漫长的生活摸索中,勤劳的中国人民,将豆子演绎出五花八门的各种吃法,让人叹为观止,臣服其智慧。
豆子还在生长,没有熟透,人们就从地里摘回三五把毛豆,皮也不剥,放进锅里,倒上半锅水,抓一把食盐,放六七只干辣椒,生了柴火就煮。水开后,再烧二十分钟,捞出来,就可以吃了。父亲沽二两米酒,边剥毛豆边喝,那味儿比用花生米下酒强。这是农村一家之主的男人在那段艰苦岁月,经历了一天辛苦劳作后,仅次于搂着媳妇上床睡觉的生活盼头。这种吃法,叫煮毛豆。
黄豆(也有土生土长的黑豆,黑豆更香,但颗粒小,产量低,现在很少见了)在七八月成熟。一家人清早出门,到地里收割豆子。割完后,连杆一起挑回来,摊在屋前屋后的晒谷坪上,上午晒,下午就干了。在烈日爆晒下,饱满的豆荚接二连三地爆裂,发出清脆的声音,浑圆的豆子滚满晒谷坪。把豆子扫到一起,装进箩筐,挑回家,放进储物柜,大人心里就踏实多了。一个夏天,往往一家收获的豆子,都在百斤以上,除了留下三五斤又大又圆的用于来年做种,剩下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编排各种吃法了。
农家过日子,要的是细水长流,以温饱为追求目标的当年尤其如此。如何计划地分配使用那些豆子,很体现女主的聪明才智。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的女人,往往把豆子分成四份:一份卖了换钱,用来补贴家用;一份做成豆鼓,腌在坛子里,用来调味;一份准备留到过年;一份作为平时改善生活用。
豆子收回来那些天,为犒劳孩子们帮忙,母亲抓出两三把,放进锅里,生火爆炒,十来分钟后,豆子熟了,散发出阵阵豆香,丢一颗到嘴里,上下牙齿一磕,发出嘣嘣脆响,美味极了。家里有几个孩子,母亲就把炒豆分成几等分——当然,也给在地里干活的父亲留点儿。那些天,炒豆一直揣在我们兜里,或自己吃,或与伙伴分享,渐吃渐少,直至归零。吃完了,偶尔从口袋角落翻出来一颗两颗,都是意外惊喜;哪些天,谁兜里装有炒豆,谁就被伙伴簇拥,充实而神气。
其他吃法,算是豆子的深加工,贯穿了做豆腐的全过程,甚至穿越了时空:喝浑浊的豆汁,吃水嫩的豆腐脑,煎白花花的水豆腐,腌毛绒绒的豆腐乳,熏黑乎乎的豆渣饼和猎血丸子(其主要成分还是豆腐),熏烤腊豆腐(即豆腐干子)。最让我流连忘返,梦里遇见,也会流下口水,浸湿半边枕头的,就是那碗黄澄澄的油豆腐了。
炸油豆腐很费油,那时候油更珍贵,要计划着用,一般家庭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炸油豆腐。将水豆腐切成二指粗细的坨状,放进沸腾的油锅里,豆腐先是沉在锅底,然后慢慢浮起,颜色由白变黄,体积逐渐膨胀。炸熟后的油豆腐,足有原来水豆腐的两三倍大小,表面金黄,里面水嫩,一口咬下去,既松软,又有嚼劲。油豆腐出锅即能食用,也可做菜,也能较长时间地存放。存放久了,即使霉掉,也还能吃——发霉的油豆腐馊馊的,别有一番滋味,与其他发霉的食物不一样,油豆腐发霉没毒性,也不伤身伤胃。
将豆子变成油豆腐,工序复杂。要经过泡豆,磨豆,煮汁,滤汁,滤水,油炸等过程。将豆子浸泡一个晚上,就可以磨浆了。在石磨边,一人推磨,一人用匙喂泡豆。豆汁顺着磨沿汩汩滔滔地流淌,浓浓的豆汁从磨嘴滴下来,落在下方的桶里。磨完豆,把豆浆拎回来,倒进锅里,放一锅水,大火烧煮。水开后,用一块纱兜过滤,滤后的渣就是豆腐渣,捏成饼,放在柴火上烘干,也是一道好菜,俗称雪花菜;滤过纱兜的汁,放点石膏,温度降到七八十度,就凝固了,再倒进纱兜,扎紧,放在案板上,上面压块重物,帮助挤压水分,水滤干后,打开纱布,就看到白花花的豆腐了。
平时吃豆腐只能靠买或者易货。买要花钱,一般是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镇上的干部才掏得出钱来。像我们那种不名一文的家庭,只能用豆子来跟“豆腐佬”交易——隔壁三五个村合起来有一家专门做豆腐卖的人家,我们习惯把他们夫妻叫“豆腐佬”。
做豆腐很辛苦,下午开始磨豆,到全部工序完成,油豆腐出锅,一直要忙到深夜。磨豆用的是石磨,没有驴,也没有电,全靠手工;不能快,也不能慢。快了,磨不透,渣多,浪费了;慢了,效率不高,时间不划算。做成水豆腐后,四分之一用来炸油豆腐——当然,那时候,一锅油是反复使用的。一切做完,就鸡叫头遍了,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不到两三个钟头,天刚蒙蒙亮,又要出发卖豆腐了。夫妻俩,男挑担,女拿秤,走街穿巷,扯开喉咙吆喝。那叫卖声,韵味悠长,在村庄上空回荡,把妇女和小孩吸引过来。晨曦中,大人小孩端着碗或钵,把“豆腐佬”围在中间,或排钱或倒豆——有钱人用钱买油豆腐,没钱人用豆子换水豆腐,偶尔也换一两回油豆腐。
煎水豆腐容易,在锅底涂一层油,把豆腐摊在掌心,把刀刃放在豆腐上,不需用力,只需将刀摆正,就能把豆腐切成数块,也不伤手,然后将豆腐一块块整齐地码放在锅里。切豆腐的过程有惊无险,让旁观者老是担心割破手掌,刀刃在接触掌心那一刻,就戛然而止了,事实证明担心是多余的。
柴火生出来的火苗欢快地舔着锅底,豆腐发出悦耳的滋滋声。三五分钟后,用锅铲翻转豆腐,开始煎另一边。两边煎好了,放上辣椒,倒进半碗井水,水开后再过三五分钟,放上细碎的葱花,撒进一勺盐,盛到碗里,就可以吃了。冒着热气的水豆腐温热顺溜,很是美味。
可煎豆腐比起油豆腐来,味道逊色多了。油豆腐平时难得吃一餐,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家家户户都做,是唯一管够管吃的时候,是唯一管够管吃的菜肴。油很珍贵,炸油豆腐费油,只有过年的时候,母亲才难得大方一回,炸一回油豆腐。
油豆腐可煮,可蒸,可炒,都十分美味,谁都会做。炒用新鲜辣椒,把油豆腐切成数块;蒸放豆鼓,可以不切,最好加几块油渣。后面这种做法,是我的最爱。蒸后的油豆腐,香香的,软软的,一口下去,汁水四溢,很是美味。
那年月,平时豆腐是一道难得的好菜,人多菜少,往往放得很咸——放咸点,可以保证人手有份,下饭。平时吃餐水豆腐都不容易,更甭说是油豆腐了。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油豆腐才升级为桌上的主菜,餐餐有,份量足,也不用放那么咸了——过年了,放得咸的是鸡鸭鱼肉,这个时候鸡鸭鱼肉比油豆腐更珍贵,放咸放淡透露出女主人的小算盘——希望家人和客人多吃油豆腐,少吃鸡鸭鱼肉,这样保证餐餐都有鸡鸭鱼肉出现在饭桌上,这也是一种生活智慧,关系到主人的面子问题——过年了,油豆腐供应充足,鸡鸭鱼肉供应有限。过完年,姑姨叔伯习惯串门走动,桌上有鸡鸭鱼肉供着,是待客之道,也是女主贤慧的体现。
夹两坨黄澄澄的油豆腐,放在白花花的米饭上,这种饭菜搭配的画面十分唯美,让人眼馋嘴馋,口水在涌动,肠胃在蠕动。至于平时,常有油豆腐吃的是学校的老师,医院的医生,乡镇干部。过上他们那样天天都有油豆腐吃的日子,也成为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认真学习的动力。
现在富足了,鸡鸭鱼肉,想吃啥都有,可也不是绝对,如油豆腐。在北京的菜市场,鸡鸭鱼肉都有,可从来没有看到有油豆腐卖,也曾尝试将从市场上买来水豆腐用来自己炸油豆腐,但都以失败告终。想吃油豆腐,就得下馆子,一般的馆子还不行,得到地道的湘菜馆,才有那种熟悉的,小时候的油豆腐——其实,即使湘菜馆做出来了,那油豆腐与小时候的那种味道还是有差别的。但店主说是原材料是从老家过来的,他们有特别的货源和渠道。
写完这篇文章,还有二十天就要回乡下过年,吃上地道的油豆腐了——这也是魂牵梦萦的乡愁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福音,也希望成为老乡和粉丝们的福音,俗话说:见者有份。如果你想吃我们老家的油豆腐,给我一个信息,留下地址,我给你发货——绝不是微商那样帮助家乡推销特产,不用你掏钱,更没想着用这个赚你的钱,只希望你和我一起分享那种美味和乡愁。
2020年1月5日北京右安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