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书

那年代，物质贫瘠，精神贫乏，要啥没啥。想看点书，就只有课本了。好不容易弄来一本小人书，还要躲着父母。在他们眼里，看小人书都是不不务正业，影响学习，还要花八分一毛钱买，很让人心疼——猪肉还只有七八毛钱一斤呢，一本小人书相当于一大口肉了，可肉一个月难得吃上一两回呢。

小说，更是没有，也不能看。一本小说要两三块钱，都好几斤猪肉了。初中三年，我唯一买过的一本小说是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中篇小说《你好，忧愁》，花了1.6元钱。那钱是我走了狗屎运，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捡的，捡的是一张两块钱的钞票，一兴奋，一冲动，就到了供销社买卖图书的专柜前，把这本书买下来了。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小说的魅力，也让我体验了空前严重的肉体疼痛，父亲知道书是我买的后，不由分说，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他那双用来作为打击工具的草鞋底都被抽断了，我的屁股又红又肿。

但严厉的父辈还是挡不住我们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大家都想拥有属于自己的课外书，在书的扉页上恭恭正正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课外书最多的，就是方方正正，巴掌大小的小人书了。偶尔也有大部头小说，但很陈旧了，不知是哪个年代留下来的，缺页严重。听父亲说，他读书时擅长数理化，也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从来不读小说。当然，有些人家里可能有小说，甚至能找到残缺不全的四大古典名著。

谁家有什么书，很快就会传遍全村。去借，不给，就有可能偷了。那时候，语文书上有鲁迅的小说《孔乙己》，我们都读过。偷了别人的书，也常常拿孔乙已的名言“窃书不算偷”来安慰自己，搪塞别人。

其实，村里没有人是做研究的学者，书读完了，对主人的作用和意义也就不大了。我们偷书，还算有点公德，等主人读完后才行动。主人读完后，就把书放在柜面、床头或桌上，很少有把书藏起来，锁起来的。藏起来，锁起来的东西，也包括书，我们是不会偷的。偷藏起来，锁起来的东西，性质和味道就变了，真算偷了，算真正的贼了。那时候，家家户户的门是开着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串门，也不防范谁。伙伴经常有偷书的，不是你今天丢了书，就是我明天丢了书，大家习以为常。偷来后，就彼此传阅。丢书者发现了，随时可以拿回去，但我们也不会交代是谁偷的书。这个习性，倒也让我在那个年代读了一些书，尤其是小人书。我没读过四大名著，但四大名著改编的小人书，我都陆陆续续地读过。我偷书比较少，低三下四地向别人借的时候多。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盲遍地，扫盲成为村委会的一项重大工作。这项工作，一般都是安排在暑假进行，那个时候，学校老师闲下来了，教室也有了。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晚饭后集中到村中心小学进行学习，老师给大大小小的农民教些基本的文字，以农村常用的农药化肥名称居多。扫盲班人满为患，很多都不是去学文化的，而是去看老师的。有文化的女老师，在男村民眼中，就是女人中的极品了，看起来赏心悦目。年轻的姑娘、媳妇去看男老师，男老师风流倜傥，温文儒雅，懂得怜香惜玉，是她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偌大的教室里，你一言我一语，闹哄哄的，完全不像我们读书时那样鸦雀无声。

我家就在小学的前面二三十步。那时候扫盲的标准是要认识两千字以上，会读书看报。为配合扫盲，村里订了三份报纸，即人民日报，湖南日报，衡阳日报，也购来一批小人书，几十本小说。学校一楼专门辟出那间最大的教室，改装成了读书阅览室。

读书阅览室的书是专门给扫盲班的人看的，配有专人管理，管理者是村支书的女儿，她把书看得很紧。我们是学生，不在扫盲班，没有资格读，也没有资格借。扫盲班有花名册，要走进那间神圣的读书阅览室，都要在花名册上能够找到名字。即使是这样，读书阅览室的书也渐渐地少了，原来摆得满满的书架，渐渐地空旷了，有的是借了不还，可听别人说，更多的是村支书一家把读书阅览室搬空了——村支书家读书的孩子多，大学，高中，初中都有。

隔着钉了木板封条的窗户，往读书阅览室里望去，看到越来越稀少的书，越来越空旷的书架，我们急坏了，都意见高度统一起来：如果再不动手，可能就啥都没有了。

那个暑假，左邻右舍的伙伴凑到一块，大家一合计，决定偷书了。午后，等村支书女儿回家午睡去了，我们开始行动。有人从家里拿来老虎钳，有人从家里拿来锤子，有人放哨，有人撬窗，有人入室，室内有人递，窗外有人接，分工都很明确，不到十来分钟，就把书架上仅存的三五十本小人书席卷一空。

这事儿闹得很大，全村沸沸扬扬。村支书还在喇叭里喊了话，要偷书的人投案自首，要“认识错误，相信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前还没有干过这么大的买卖，我们紧张了好一阵子，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警察找上门来，但没有人去坦白自首。过了一段时间，也就不了了之了。风声过后，我们把小人书拿出来，大家交换着看。有了这批书，那个暑假过得相当充实。其实，哪些人偷的书，村支书是心中有数的，但没有抓个现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就只好作罢。

村上有个大知识分子，是我们小学校长，与我家也有点转折亲，我爷爷是他爱人的舅舅，校长的儿女叫我爸爸也叫舅舅，我叫校长儿子表哥。校长对子女教育相对开明，经常给他们零花钱买小人书，也偶尔买点小说。校长家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也厚着脸皮，低眉顺眼地向表哥借些书看。

1988年，表哥高中毕业，考上了东北的大学，在全村轰动一时，也是全村最早的那批大学生之一。那个寒假，表哥带回来很多书。表哥一到家就捎话过来，要我过去看看。表哥要我借一本，读一本，读完再去借第二本。记得那个寒假，表哥借给我的最后的一本书是《朦胧诗选》，那本书开篇第一句诗就是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收录了当时最火的诗人北岛、舒婷、顾城等的代表作。我一读，就疯狂地迷上了，爱不释手，一边读，一边记，也偶尔学着涂鸦一些长短句。从那一本书起，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之路。

几天后，表哥返校，来找我要书。我实在舍不得还他，就撒谎说，弄丢了，要赔他钱。我从母亲那儿要了钱，但表哥没有接，他很不高兴地走了。从那以后，我也不好意思再到表哥家借书看了。

那本《朦胧诗选》就这样被我据为己有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把那本书揣在书包里，形影不离，有空了就掏出来，或默读或摇头晃脑地吟诵，很多诗都能背下来。那本书，也是陪我时间最长，给我营养最多的一本书了。后来，我写诗慢慢地有了名堂，在全国校园文坛渐渐有了些名气。高三那个暑假，一个同龄的女性诗歌爱好者，从陕西黄土高原，穿过大半个中国来看我，与我一起聊诗歌——她的年纪比我还小几个月。我被她的虔诚感动，她走的时候，就把那本陪伴我多年的《朦胧诗选》送给她作纪念。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表哥把他父母接到外地，我也先去了广东，后来到了北京，彼此很久没见面了。去年过年，表哥回老家了，我也在老家，他过来看我。他五十多岁了，两鬓花白，我四十多岁了，也是人到中年。我们聊起当年关于文学的一些事，深有感触，觉得还是那时候高尚，有梦想，有追求。我很愧疚地告诉表哥：那本《朦胧诗选》没有丢，只是我太喜欢了，就留下来了，没有还你！

表哥说：其实，我一直知道，那本书，你没有弄丢，你现在都是大作家了，看来那本书，在别人那儿也没什么用，在你这儿，才是真正的物得其所，发挥作用，这也算是我无意中对文坛，对你的人生做了一点贡献。人生就是这么巧合，表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今天的成就还真有他的功劳。

2020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