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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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视察时强调:在雨花台留有姓名的烈士有1519名，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雨花台是烈士用鲜血铸就的，是一座支撑共产党人不屈身躯和钢铁脊梁的历史丰碑，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基石。黄励烈士写在监狱墙上的那句“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就是最好的诠释。
他们就是一面面鲜艳的党旗，在历史的时空里迎风飘扬，他们的精神就是支撑我们中华民族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信仰至上，不计得失，是雨花英烈的精神灵魂。这中间就有益阳籍的女英烈黄励，她在敌人严刑拷打中所展现出来的大无畏的品质，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成为了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力量，成为了鲜红的党旗里火的力量，燃烧的力量和澎湃的力量。
因为有了这种力量的传承和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才有了现在九千多万党员的力量之光，才能引领中华民族从灾难深沉积弱贫穷的旧中国走向民族复兴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1
十九世纪初，英法八国联军攻克北京，野蛮烧杀，大肆淫掠，火烧圆明园，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重的灾难和难以抹去的痛苦记忆。
黄励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刻，她出生于1905年3月，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常年患病且思想封建的父亲，希望在这个风雨飘摇的艰难时刻生个儿子来支撑门户，对于黄励的到来，就像是对当时的时局一样绝望，深感失望。
他们住在资江南岸龙麟镇城郊的结合部，靠做鞭炮维持生计，黄励的到来，让多病的父亲叹气声越来越多，病情也越来越重。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黄励自小便与姐姐一道帮着家里干活，因为家境贫穷，受尽了白眼与冷落，然而压抑和屈辱没有压倒她，反而让她从小就练成了一种坚强不屈和迎难而上的性格。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也需要一个温暖的港湾，需要爱的抚慰，来温暖幼小的心灵，舅舅就是她黑夜寒冬里的火把，给了她温暖和光明，也给了她成长的力量。
有一年过年放鞭炮，小小年纪的她闪着亮闪闪的眼睛问她舅舅，“鞭炮真的可以把年兽赶跑，迎来好日子吗？”
“年兽看似强大，却最怕的是鞭炮的声响。”
“所以我们用鞭炮来驱赶年兽，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舅舅这样回答他。
她若有所思地望着漆黑的夜空，似懂非懂地点了一下头。
舅舅家就住在她家前面不远处的街口，经营着一个杂货铺，因其见多识广，有头脑，善于经营，日子还过得去。他见黄励机智聪明且懂事，就极力劝说自已的姐姐送她入学读书。
当时黄励父亲刚刚去世，困难可想而知，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而做鞭炮也是一个季节活，除了过年时需求量大一点之外，平时的活就不是很多，母亲无奈便带着姐姐去帮人家洗衣服，以贴补家用，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条件去读书？
小小年纪的黄励心灵手巧，也会一起帮着干活，比如卷筒、糊红纸、插引线和织鞭子等一些不用花大力气的工序，时间长了，还做得有模有样，又好又快。
“姐姐，你只要同意让她去读书，学费我来负担。”一心想把姐姐一家从苦难境地里解救出来的舅舅，在姐姐面前许下承诺。
在舅舅大力支持下，黄励顺利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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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优异的黄励想到外面继续读书，她不想再麻烦舅舅，也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黄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16年考进了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的缝纫班，因为那里不仅不收学费，还能靠手工制作赚到零花钱。
来到衡粹女职的黄励，呼吸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鲜空气。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传到长沙，“革命”这个字眼迅速占据了年轻学子的心，校园自治运动空前高涨。深受影响的黄励，难抑内心激情，她在学好缝纫技能的同时，加入了长沙女子励进会，积极投身到抵制日货、抨击军阀、宣传妇女解放等各类进步活动中。
毕业后，黄励在长沙一所小学谋得一份教职工作，课余用在衡粹所学到的缝纫手艺帮人制作旗袍，所赚工钱除日常开销外，余下全寄给母亲贴补家用。
经济状况日渐好转，受过新思想熏陶的黄励并不就此满足，她向往去更高的学府深造。
1924年秋天，黄励通过努力顺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
1925年五卅运动的反帝浪潮席卷全中国，武汉的广大工人、学生和市民也积极声援，使一部分人在斗争中成长和成熟，并加入了党组织，黄励就是其中的一位。
由于她在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对黄励进行组织考察后，决定
派黄励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学校一放假，她便回了一趟益阳老家，做出国前的准备工作。
3
益阳是革命的老根据地，大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发展得轰轰烈烈，农协会员曾发展到20多万人，成为湖南省最好的地区之一。
当母亲和舅舅得知她要去遥远的地方念书，既高兴又不舍，当年舅舅全力资助这个外甥女上学，就是看中了她的聪明与机灵，如今外甥女学有所成，能自食其力，堪比男儿，还要去万里之外的苏联留学，心中自然高兴，但也有点担心的，便建议她去会一下金家堤的欧阳泽和欧阳笛渔，他们叔侄俩都去过国外，现在都已回国在家，或许可以给她一些建议。
欧阳泽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
当年毛泽东、罗章龙和蔡和森等八人在北京三眼井的一间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那个八仙中就有他 。
1920年5月8日在上海举行的“半淞园会议”也有他，会后他就乘船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长期异常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加上生活艰苦，积劳成疾，患有了严重的肺病，“恐不胜留苏万里之行”，“他不得已东归”。
回到家乡后，他一边养病，一边进行革命活动，和堂叔欧阳笛渔一起在当地进行党建活动，他们积极发展党员，于1924年6月正式成立了中共兰溪金家堤党支部，这是当时湖南省成立的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欧阳笛渔毕业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1922年1月，以上海机器工会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和谆谆教导。回国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员。
党的三大召开后，他遵照党的指示，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在与中共湘区特委取得联系后，回到益阳兰溪开展党建活动，1924年6月，经请示湘区特委同意，建立
了中共益阳县兰溪金家堤党支部，欧阳笛渔任支部书记。
这时国共合作刚开始，农民运动也方兴未艾，益阳的农民运动正在开始酝酿之中，资江的闸门开了，洞庭湖的湖水便顺势涌了进来。
4
黄励去拜访欧阳泽时，欧阳泽正在病中，六月炎热的天气也没有让这位才子出一身热汗，法兰西之行让他染上了沉疴，但他依旧充满了斗志，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个遥远的赤都莫斯科也是他梦想去的地方，那里有他的战友同志和爱人，可是因为身体的原因，他只能从新加坡转道回国，把自己的梦想交给战友和同志，让他们帮他去实现，他是多么想把自己投入那个火热的熔炉中去啊。
当得知黄励将去遥远的莫斯科时，他紧紧握住了黄励的手，向她表示祝贺，他的内心是激动而澎湃的，为他们能拥有共同的信念而兴奋，脸上也出现了红晕，禁不住大声咳嗽起来，吐出一大口鲜血来。
黄励一惊，赶紧扶他坐下，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掏出手帕，大口喘气坐了下来，从茶壶里倒出一碗茶来，为了压制咳嗽，一口接一口地喝着茶水，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咳嗽也慢慢止住了。
黄励把五卅运动中武汉的情况告诉了欧阳泽，现在革命的形势正在高涨，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她迫切需要加强学习，投入到这个全新的事业中来。
欧阳泽和她谈了他们这里农村党建的一些情况，已经在中共湘区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共兰溪金家堤党支部，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农民的力量不可小觑。
两个人热情地交谈着，不觉已是中午时分，从田里劳作回来的欧阳泽妻子用一顿家常便饭招待了黄励，一碗丝瓜汤，一碗青南瓜，还有一小碗苦竹湖的磨水嫩子做出来的火焙鱼，简简单单的便饭，也吃得有滋有味。
尤其是那个清一色的磨水嫩子鱼做的火焙鱼，鲜香爽辣，很合黄励的胃口了，她想起小的时候，姐姐带她去河沟里抓磨水嫩子鱼的情景，肉奶奶的磨水嫩子总是贴地游行，呆呆的萌萌的，饭箕里放一些饭粒，浸到水里，它们就很容易被吸引过来，快速提起饭箕，它们就活蹦乱跳地留在里面，一想起小鱼仔的那个模样，禁不住笑了起来，一惊，才知道自己走神了。
这次金家堤之行，黄励没有见到欧阳笛渔，欧阳笛渔已于1924年冬受组织派遣前往南县、华容开展党建活动了。但她得到了一本他在莫斯科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他因为看不懂俄文，便留给了欧阳泽，而欧阳泽都是看德文版的原著，便把它赠送给了黄励。
临别之时，欧阳泽还托黄励带给蔡畅一本日记本，是用毛笔写在十行纸上的，那是一个才子沾满了鲜血的爱，真挚而充满了无奈。
5
启程了，终于启程了。
上海吴淞口停靠着一艘3000吨的运煤船。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103名热血青年，像煤块一样的填满了这艘船，他们都怀着一个可以燃烧的心，向着赤都进发。
轮船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祖国在日出日落中一点点远去，海天茫茫，一切都在激动中慢慢平静了下来。
同船一起去的还有蔡和森、李立三和向警予等中共代表团，他们是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扩大会议的。
黄励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的偶像向警予也和她在同一条船上。
在茫茫的大海上，怀有共同信念的一群人，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不是缘分，而是一种选择，以及由选择带来的惊喜、思考和向往，让黄励和这一百多人有了不
一样的人生，在那个时代的夜空里闪亮。
船一出公海,向警予和蔡和森便召集大家，一起讨论刚刚发生的“五卅”运动，总结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黄励没有想到她心目中的榜样向警予是这样的朴素和平易近人，就像是邻家大姐一样，没有隔阂，心是相通的。
“我们是肩负使命的，首先宜认清时代，其次宜认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再次宜认清今日社会急切的需要。”
这是一个理论家的蔡和森，看问题尖锐，一下就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虽然她也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来，但还真没有想过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要站在时代的潮流中，引领出一个革命的高潮来。”
“吾辈当求真心得，做真事业，故千里迢迢向赤都进发，是要取革命的真经!”向警予激情地回应。
“五卅运动仅仅只是一个开端，它表明坚冰已经开裂，不久的将来必将出现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蔡和森大手一挥，结束了他的总结。
下面掌声热烈，大家都是经历了五卅运动洗礼的年轻人，自然热血沸腾，振奋不已。
大海用浪潮托着船向前移动，时而汹涌，时而平缓。遇到大风天气，船就颠得厉害，不少同学饱受晕船之苦。
好在黄励经常坐船往返益阳与长沙，去年又去了汉口，也算是洞庭湖里的麻雀，见过几回风浪。虽然洞庭湖比不了大海的阔大，但八百里洞庭的风浪，也让她有了搏击风浪的经验，才有了驾驭大海的本领。
一天早上，黄励到甲板上去望风，只见蓝天碧海，广阔无垠，海鸥在海上自由翱翔，红彤彤的太阳浮在海里，海托着那个红色的火球慢慢提升，太阳烧红了四周的海水，光芒四射，让人热血沸腾，此情此景，她不禁吟诵起了高尔基的《海燕》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
“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我们都是飞翔的海燕。”一个单瘦白净的高个子男生这样接住了她的话题。
黄励一怔，心里像触电般地动了一下，这个让她心动的男生就是来自河南济源的杨放之。
轮船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了十多天，在11月10日才达到海参崴。
6
从海参崴下船后，改乘火车，海参崴到莫斯科有7400多公里，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好在大家都是青春作伴，激情飞扬，旅途并不寂寞。
11月的西伯利亚，已经覆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白茫茫的，苍凉、空旷而高远。
火车在雪野中滑行，天高地旷，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北国风光。
寒冷早已被爱情打败了，火热的青春，让两个年轻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对赤都的向往，燃烧的爱情，即便是冰天雪地，对于黄励和杨放之来说也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
由于内战和外国势力的仇视与干涉，火车上的燃煤严重不足，只能用木柴代替，因此沿途每到一个站都要停下来补充燃料，把站里码在铁道旁的木柴搬上火车。
每逢这个时候，大家都会跳下火车，一起帮忙把木柴搬上火车。火车就这样走走停停，向着莫斯科进发。
火车拖着这一群热血青年，终于在1925年11月23日抵达了莫斯科。
黄励和杨放之抵达莫斯科后，就进入了刚刚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她的学生证号是一一0号，该学校坐落在莫斯科河西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4层的楼房，据说革命前是一位俄国贵族的府邸。
楼前有一片树林，对面是一个大广场，附近还有一座大教堂。
因为中山大学是创办的第一年，学校于11月底在中大附近的劳动宫举行了开学典礼，苏共中央、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政府相关部门都派了显赫的领导人出席。托洛茨基亲临大会，主持了开学典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中山大学没有挂牌，也不对外公开，一方面是苏联政府不愿用革命的性质去刺激一些敌视的国家；另一方面是为了学生以后回国的安全着想。
中山大学的教育目标，是为中国革命培养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才，使之成为未来社会活动家。
学制两年，课程主要分为7类:经济、历史、哲学、俄国革命理论和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语言。
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就是军事训练，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这一切对于黄励来说既新鲜又刺激，爱情让她忘却了寒冷，杨放之成了他在异国他乡最亲近的人，他们共同克服语言关，两个人尽量用俄语对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俩的俄语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细心的母亲给她带了几瓶辣椒酱，让她逐渐适应面包加黄油的生活，一切都是快乐而美好的。
向警予在参加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之后，就进入了东方大学学习，而蔡和森则留在莫斯科成为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7
开学后不久，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来学校作了演讲，老人两鬓斑白，但精神矍铄。
她首先从恋爱问题谈起，共产党员要不要谈恋爱?共产党员首先是普通人，虽然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但也和普通人一样，是需要恋爱生活的。
正常的恋爱生活会使人工作更积极，精神更振奋，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但如果恋爱处理不当，就会妨碍工作，甚至使人堕落，所以恋爱要严肃对待，正确处理，不可怕也不要当儿戏。
家庭也是重要的，鸟都有个窝，何况是人。但要把握一个度，分清主次，我们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家出走，那是不得已。我们共产党员也是人，也要生儿育女，要不然就后继无人了，但一定要以工作为重，分得清轻重缓急。
她从女性的角度讲了很多实际问题，让人豁然开朗，解开了大家的心结。
黄励和杨放之学习非常刻苦，一个学期之后就可以流利地用俄文会话，阅读俄文版的理论书籍了。
1926年夏天，黄励便和杨放之在莫斯科结婚。
适逢中大成立马列主义教研组，黄励因为理论知识扎实，加上俄语好，便成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助理。
异国他乡的日子，虽然有爱情的滋润，但黄励没有忘记来苏联的使命和目的，她经常和向警予一起探讨妇女问题，中国的问题，莫斯科河边常留下她俩的身影。
莫斯科河静静地向西流去，她们想起了长沙的湘江，想起了洞庭湖，想起了长江，这是两个女人共同的记忆，也是她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因为爱，她们才来到这遥远的莫斯科，只为学习一种理论去改造自己的祖国。
1927年3月向警予从莫斯科回国。
1927年夏天，黄励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山大学毕业，被留校分配到中山大学党的建设教研室工作，而杨放之则留校当了教员。
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国内形式急转直下，而在东大和中大米夫也利用自己的权利扶植王明等人，企图通过他们来控制中国共产党，攻击和排挤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黄励坚持了正确的立场，站到了正义的一边，旗帜鲜明的反对王明等人的宗派活动，坚决维护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权威。
1928年秋，黄励与杨放之随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大会，协助瞿秋白搜集材料，准备发言提纲，取得了圆满的效果。
8
1929年9月第二次太平洋地区职工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召开。
邓中夏为了保护黄励夫妇，带着他们离开了莫斯科，前往海参崴参加会议。
与会的国际代表一致认为，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太平洋职工书记处已无法在中国继续开展工作，决定由汉口迁往海参崴，并创办《太平洋工人》月刊，用日、中、朝三国文字出版。
会后黄励和杨放之就留在了太平洋职工书记处工作，主编中文版的《太平洋工人》杂志，杨放之任主编，黄励任编辑。
异国他乡的日子，即便天寒地冻，白雪飘飘,他们的爱情依然在冰雪中生长。
爱情就像冰雪覆盖之下，树枝上的嫩芽，只待春风一吹，就可以长出澎湃的绿来。
可异国他乡的日子，严寒占了大半，而春天只是一闪。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他们没忘初心，总是抓紧学习，俄语是说得比较地道了，除了黄种人的特征之外，在海参崴不知内情的人还真以为黄励是个地道的海参崴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翻过去，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
当天地枯黄，大雁南飞的时候，他们的思绪总有些波动，这种波动就像长江水黄河水，让他们不由自主的想起了祖国，那个一想起就让他们心痛的祖国，他们这样发狠的学习和工作，也是为了祖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未来在哪里?
未来就在前行的路上。
未来就在黄励的肚子里。
她是多么的惊喜，为人母的幸福冲淡了孕期反应的辛苦。
可忧虑和焦急也随之而来，异国他乡的不便，工作的搁置，以及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与险恶，都不容这孩子有一个健康安定的成长环境。
更何况黄励是一个视工作如生命的人，在和老杨商量过后，这个刚出来的嫩芽就在西伯利亚的倒春寒中消失了。
生命的重量在革命者的天平上，永远比不过一个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重量。
因为他俩时刻关心着祖国，一直在注视时局的发展，希望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当天午夜时分，占领了省会长沙城。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参崴，她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报道编入了《太平洋工人》月刊，并且还附上了一篇评论。
这件事极大地振奋了黄励的心，她更愿意投身前线，参加战斗。她和爱人杨放之商议，决定回国，经过多次信函电报的申请，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赤色职工国际东方部才批准了他们回国的请求。
1931年10月，他们化装成一对商人，和另外两名同志，从赤塔坐马车穿越边境到哈尔滨，乘火车转道到大连，再乘船到上海，终于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9
回到上海后，党组织很快给她安排了中国赤色革命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的要职，主要任务是营救被捕同志，反对国民党的恐怖政策，争取释放政治犯，救济死难烈士和被捕同志家属。在这期间她和中山大学的同学帅孟奇成了很好的合作伙伴和同志，在她的努力下，让不少同志从反动派的魔掌中成功脱险，在营救牛兰夫妇的过程，黄励作为主要负责人，功不可没。
1932年8月，黄励调任党中央组织部工作，其时，她的爱人杨放之已经被捕四个月了，虽然心里惦念，但她没有沉沦，而是顶着压力继续工作。她谨遵党的纪律，不给敌人一丝一毫的破绽，暴露自己，给党组织带来麻烦和危险。这期间，她曾委托同事黄静汶到提篮桥监狱去探望杨放之。
两个月后，由于叛徒出卖，帅孟奇被捕。
1932年年底，黄励临危受命，被上级组织部门任命为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前往遭受敌人破坏最严重和斗争最复杂激烈的江苏工作。
1933年4月24日的上海早晨，天是阴的，远处还有雷声传来，看来是要下雨了，黄励一早起来，推开窗户，一阵风吹来，啪的一声又把窗户关上了，她心里震了一下。
和她同住的黄润华早就起床了，见她已经起来，便对正在收拾东西的黄励说:“我去外面买早点了，你想吃什么啊?”
“你吃什么就给我买什么，麻烦你了!”
黄润华刚走不久，特务和法租界的巡捕就闯了进来，将黄励逮捕了，从房间里搜出了“大洋一元，小洋六角，手帕一条，钢笔一支，眼镜一副。” 。
四天后的1933年4月28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有关黄励被捕的消息:
捕获女共产党——长沙人张秀兰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鸣恩，于日前接得密报，谓有共产党女党员长沙人张秀兰，即黄丽，现年二十九岁，匿住法租界西爱咸斯路七二九号弄九号门牌，在沪秘密工作等情。文局长据报，于前日上午，备文派员投法捕房，声请协助拘捕移提等情，当由政治部长派中西探会同按址驰往，将张拘获，并抄出文件书籍等物，带入捕房。翌日下午介送介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请讯。三点半时，由周韫辉刑庭长偕郭德彰、樊培思两推事会同检查官开刑三庭提审，捕房律师姚肇策出疾声请延期调查。公安局亦派员到案，请求移提。因庭上宣告案关政治，禁止旁听。闻审讯结果，庭谕改期查明再讯，被告还押候示。
从这则消息我们可以明确得知黄励被捕是被人出卖了，他们是有备而来，准备充分。
10
几天后的5月2日，《申报》刊发的告示，则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告示中言“在共产党中担任重要职务”“兹悉张女充任共党江苏省委组织长”“是日公安局到来迎提，并将其书记某甲带案质对，张见某甲时，怒目狰狞，恨不能一口吞甲下肚，以伸其泄露秘密之恨。”
当周亚光西装笔挺油头粉面出现在庭审现场时，这个她曾经的秘书，一个软弱的男人，她恨不得一口把他吃了，她是那么地照顾他和他老婆黄润华，没有想到是自己身边的人叛变了。他没能扛住敌人的酷刑，被刑具吓破了胆，当了可耻的叛徒。
她瞬间怒火中烧，聚积起五脏六腑的力量，啪啪给了这个无耻的叛徒两个耳光，如果不是站在两边的警察把她拉住，这个叛徒的脸肯定会成为大花脸。
“你这个贪生怕死可耻的叛徒，居然还有脸来见我?你给我滚出去，不要站在我面前，玷污了我的眼睛。”一口唾沫飞出去落在了周亚光的脸上。
警官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所震惊，大喊:“真是大胆，法庭上也敢打人!”
“我打的是叛徒，出卖灵魂、出卖主义、出卖同志的叛徒，这样的叛徒难道不应该打吗?”
“这么说你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黄励了?”
“我就是黄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国共产党党员！”她豪情万丈的回答。
因为是政治要犯，黄励戴上了脚镣手铐，第二天就被押送到了南京。
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位于南京进香河东侧，因河上建有老虎桥，故又名老虎桥监狱，从1932年至1935年共有40余名女共产党员在这里度过了铁窗生涯，并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老虎桥监狱成了一个真正的吃人不吐骨头的老虎。而模范则成了一个历史的笑话，当我们深入进去时，只看到了对人性的摧残和对生命的冷酷无情和丧心病狂。
何宝珍进到3号监房时，这里已经关了30多名政治犯了，都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来的，有帅孟奇、钱瑛等人，不过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黄励也是关进了老虎桥的三号监房，不过比何宝珍要迟一点，何宝珍是用的化名，大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大部分的女政治犯都关押在这里。
黄励因为是已经确认的政治要犯，有一间单独的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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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太大，世界又很小，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帅孟奇大姐也在，钱瑛也在，夏之栩也在。
当年她和夏之栩和钱瑛一起在武汉闹学潮，搞工运，后来又在遥远的莫斯科重逢，之后大家相继回国，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在这方尺之间，大家又聚到了一起，只是这样的聚居有那么一点心酸和无奈。
帅孟奇大姐已经被敌人折磨得不成样子了，腿被打残了一条，一只眼睛几乎要失明了。
但这样的重逢也是可喜的，毕竟大家都身处逆境，可以相互激励坚定信念抱团取暖，以前大家都要工作工作不停的工作，现在在牢房里，平静了，正好可以梳理一些东西。
大家对于黄励的出现比较惊愕，深感斗争的不易和复杂。
3号监房因为黄励、何宝珍到来，一下子活跃了起来。
由于斗争环境的复杂，女牢中不可能有党支部，大家彼此熟悉之后，便组成了一个以帅孟奇、黄励 、何宝珍、钱瑛、夏之栩几个人组成的领导核心，秘密地过起了组织生活。
看守所所长姚慕儒，接到上峰的命令，要想尽一切办法劝降黄励，因为她是组织部部长，她的投降会形成连锁反应，让更多的人从中共的阵营中反水到国民党中来，为党国效力。
他们给黄励安排一间特殊的号子，不用上锁，还提供书报，可以自由出入，伙食也不错，他们是想借此瓦解黄励的意志，使她的精神防线崩溃，灵魂从共产党的躯壳中钻出来，为国民党所用。
黄励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她利用这些优待的条件，把从报纸上得来的苏区的信息，趁放风的机会悄悄告诉大家，以此增强信心，鼓励大家的斗志。
黄励利用看守所给她的有利条件，宣传革命理想，团结难友和敌人共同斗争，利用组织的影响力和帅孟奇、陈赓、夏之栩、何宝珍等一道，分化瓦解敌人的营垒，从敌人内部打开缺口，争取进步青年参加革命。
看守所的张班长，是一个叫张良诚的年轻人，有爱憎分别的立场，并非像其他的看守所一样的穷凶极恶，而是对坚定的革命者抱有同情心，黄励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是一个可以争取和发展的对象。
她利用一个人住一间房子的机会，在张良诚查岗之时有意无意地找他聊天，张良诚知道黄励是共产党的大官，却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朴素和平易近人。她跟他讲自己是贫苦人家出身，七岁丧父，靠母亲和姐姐做鞭炮维持生计，在舅舅的资助下，上学读书，考取武昌中华大学后，就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国外生活了整整六年，1931年9月回国，工作还不到两年，想不到被叛徒出卖，落入了魔掌。
我来到了这里，就没有想到会再出去，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了我自己的信仰，只要活着，就一定要为革命而奋斗，直到最后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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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南京，已经有些热了，那些茂盛的植物在夜里蓬勃的生长，蛙鸣从远处传来，让夜里充满了燥热。
张良诚无法入睡，黄励的话语总是在他耳边回响，那双充满了激情的眼睛，把他的夜点亮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所向才是最根本的。共产党给他们的不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为什么他们敢冒死前行?
共产党要改天换地，是为了劳苦大众谋利益，让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可国民党呢?以前他没有想过这些，不是不想去想，而是没有想到这一个层面上来，只觉得上班下班安安稳稳已经不错了，可是这能长久吗?他问自己。
怎么可能长久呢?一些人和事在眼前闪现，这个党可不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党，而是欺压劳苦大众的党。
这样想着时，他似乎从黑夜里看到了光明，是的，那是一种信仰的光明，那是一种普照大地的光明，因为有了这种光明，大地才会生机勃勃，养育众生。
这一天，看守所所长姚慕儒叫张良诚把黄励“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告诉了上峰的旨意，只要黄励脱离共产党，回归到国民党的阵营中来，一切都好商量。
黄励一声冷笑，“回归到国民党的阵营里来，这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贵党的很多人都曾经入过国民党，据我所知，你也曾经加入过国民党。”
“是的，没错。”
“可你现在摸着良心讲，现在的国民党还是三民主义时期的国民党吗?”
“自从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你们就违背了总理的遗愿，走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去了，杀人如麻，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可是这么些年过去了，共产党员少了吗?为什么?”
“那还不是你们共产党人不怕死!”
“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吗?那你就错了。”
“那是因为共产党是为广大的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是为了抗日救国！”
“我们聚集在一个主义的旗帜之下，有共同的信仰和信念，你看我们的中央苏区，面积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会垮台的!”
姚慕儒脸一阵红一阵白，气得浑身发抖，“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身陷囹圄还这么狂妄！”
“狂妄的是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共产党人会被死亡所吓倒，告诉你吧，来到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可悲的是你们还在这里助纣为虐，终有一天，你们会站到历史的审判台，接受人民的审判!”
姚慕儒知道奈何不了眼前这个女人，她灵魂中的红色信念已经渗入到了骨髓里，连骨头都是红的，要她投降，只怕比登天还难。
可上面又催得太紧，他也不想放弃，只得换一种思路。
“你才二十九岁，又留过学，精通俄英德三国语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蒋总司令是惜才之人，回头是岸，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
黄励一听哈哈大笑，“你自己在为一个可悲的政府卖命，这个政府结党营私，剥削劳苦大众，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更令人可耻的是还出卖民族利益，你以为这样的政府可以长久吗?你不过是在为它敲丧钟而已，灭亡是迟早的事，到时你们这些人都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劳苦大众的。”
姚慕儒气愤地打断了她的话，“好了，你不要再费口舌了，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你自己选！”
黄励不以为然，“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而死，死得其所!”
“真是冥顽不化，生命可是只有一次，你可不要幼稚了，那些主义和信念能给你什么呢?荣华富贵还是出人头地?”
“一个人活着没有信念没有追求，只为一己之利而营营苟苟，那和蝼蚁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样的活着，我宁愿不要！”
张良诚在边上听了，有了很大的震动，从心里对黄励生出了一份敬意。
姚慕儒和黄励的交锋使得姚慕儒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冥顽不化的这些共产党人，道理是讲不通的，唯有早点处死。
13
不只是黄励的言行影响了张良诚，看守所里拘禁了不少的革命同志，如陈赓、帅孟奇、何宝珍、夏之栩等人，他们也耳濡目染地感染了他，使他的思想渐渐的发生了变化，如黑夜里现出的一道道光，把他照亮了。
他由原来的只是同情，变成了钦佩，虽然他说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住了他，个人魅力吗?应该不是，他们是一群人，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体。对!应该是信仰的力量，他从他们的口中多次听到这个词，当他重新再次说出“信仰”这两个字后，他也觉得身上也有一种力量加了进来，可是信仰又是什么呢?他又有一点茫然了。
他只能去慢慢感受，他时刻感觉得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向他靠近，使他的内心渐渐光明了起来。
这天他又借巡视的机会来到黄励的牢房，她从他脸上舒展的表情看到了他内心的变化，故意这样说他:“张班长年轻有为，又聪明诚实，应该大有可为啊!”
“大姐你就别嘲笑我了，我在这看守所里有什么可为?吃亏也就吃在这诚实上，这年头哪有实诚人的出头之日，在这里就是混一口饭吃而已，哪有可为之时，就算有也没有办法找到出路。”
“一条路是黑的，越往前走就越黑，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换一条路走呢?说不定就柳暗花明了!”
“换一条路走?”张良诚惊奇地问。
“是的，换一条通往光明大道的路，换一条为劳苦大众谋解放和幸福的路。”
“我有这个资格吗?”他试探着问。
“我们不讲资格出身，只要你愿意走这条路，就勇敢去走吧，请相信，你的选择是正确的!”
黄励用一种鼓励的眼光看着他，那里面有期待也有温暖，更有希望。
他觉得他心中的光渐渐亮了，就像早晨鸟的叫声把黎明唤醒了，他的生命也被一束光唤醒了，以前只知道人是为自己而活的，现在他才知道为大多数的人而活，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或许这就是信仰吧。
看守所里有个叫曼曼的小女孩，才一岁多一点，因为母亲被捕而被带到监牢，大家都喜欢抱着她玩，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一般人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人之常情吗。
曼曼成了大家的开心果，大家都逗她玩，连看守所里的看守也会抱着曼曼玩，曼曼成了大家的开心果，一些信息和情报也随着曼曼的欢笑在各个牢房里传递，原来人们抱着曼曼玩耍时总能从曼曼的衣服内得到条子和信件，是这些条子和信件在传递信息和情报，坚定着大家的信念和信心。
在这个过程中，张良诚无疑起了主要的作用。
他已经从黑暗向光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一个华丽的转身已经开始了，尽管前路充满艰辛，可那是向着光明飞，向着太阳走，而太阳是万物生长的基础，养育人类的根源。
14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对组织最大的危害就是叛徒，顾顺章叛变之后，国民党政府就采用了诱供和收买的策略，使得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被捕后叛变，党组织遭受极大的破坏，这样的情况在监狱时常会发生，可是外面的党组织又得不到情报，只能让组织遭受严重损失，黄励为此忧心忡忡。
她花了几个晚上，瞒着敌人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告知狱中叛徒的情况，信写好了，可怎样带出去呢?她考虑了很久，眼下唯一可以把信带出去的只有张良诚，如果张良诚反戈一击，无疑会给组织带来更大的伤害。
张良诚的阳光和真诚给了黄励自信的力量，她决定把这份重要的情报通过张良诚传递出去。
从此革命的阵营里多了一名来自国民党阵营的年轻人，这也是她争分夺秒为党工作的最有力的见证。
后来国民党人曾这样形容共产党，共产党员是水，什么地方都可以渗透进去！敌人已经逐渐失去耐心，露出了本来狰狞的面目。
皮鞭、老虎凳、藤条、辣椒水、烧红的烙铁、竹签在黄励身上轮番上演，他们所标榜的模范监狱大概就是，这人世间能想到的刑具都一一俱全了吧。
可是这些对于铁打的黄励有什么用呢，这些只是捍卫灵魂的小插曲。
当我们现在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回望过去，扪心自问，如果是我们自己面对那些刑具，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我们的灵魂能真正做到不屈服吗?
在和平的年代里，我们不再需要面对生与死的残酷考验，但是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难道不需要从党史中重拾先烈的那种精神吗?
是那种为天下人谋幸福的大爱精神，支撑起了我们一个伟大的政党的精神脊梁，这是信念的火种，需要代代传承，这是初心和使命，需要一棒接一棒的向下传递，只有信念不死，才能精神永存!
什么样的折磨也动摇不了黄励坚强的心，刽子手的这段对话可以让我们还原到那个充满血腥味的残酷现场。
“想不到女共党也这么经打。”
“她们连骨头都是红的，还怕打吗?”
“把她拖回去吧，我打累了!”
共产党员是什么材料制成的，那就是钢铁钢铁还是钢铁，他们不仅有钢铁一般的意志，还有钢铁一般的筋骨，更有钢铁一般的信念，这就是斯大林同志所说的特殊材料。
信仰至上的追求，让他们拋弃了一切小我，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她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这个伟大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张良诚的事情因为有人告密而最终败露，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红色通道又被中断了。
这个敌人心脏部门的策反案惊动了宪兵司令部，使他们大为恼火，颜面丧尽。
共产党真的是水，只要有缝隙，水就能渗进去。这片牢狱之地，每天都有死人，都有枪毙，但这些并不能阻止人们对光明的向往，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倒在了前行的路上，但精神可以引领未来，引领前进的方向。
革命本来就是要流血的，没有流血的反抗黑暗怎么会退走。
革命就是一个血雨腥风的过程。
15
张良诚的出卖，加速了黄励生命的倒计时。
敌人本来对她心存侥幸，想方设法劝降，张良诚事件让他们彻底醒悟了过来，她是个骨头都是红色的硬骨头，任何的诱惑与严刑拷打都改变不了她的信仰，唯有早点处死，以绝后患，否则又不知道谁会被策反。
死神在逼近黄励，她也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可她并不害怕，在入党的那一刻她就想到了这一天，只是她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就让自己的战友们兄弟姐妹们带她去看吧。她向往苏区，在那里已经成立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她本来可以去那里做更多的事，干更多的工作，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那就让我把灵魂埋在雨花台吧，于是她咬破手指，和血在牢房的墙上写下了： “雨花台，雨花台，红骨都在那里埋！”
同牢的室友都在为她难过，帅孟奇大姐、陈赓、邓中夏、钱瑛、夏之栩、那个化名的王芬芳，还有老杨都一一在她眼前晃过，那是尘世里温暖的记忆。
晨曦中，她拿起剪刀，剪下一小绺头发，用布包好，交给钱瑛，“头发受之父母，我剪下一绺，请你出狱后交给老杨。”
面对死亡，她并不害怕，出来八个年头了，一直没有再回去，不知道妈妈和舅舅怎么样了，想来心还是有点痛。
那条日夜流淌在梦里的河流，有时像是资江，有时又像是湘江和长江，还有时像那条蓝色的莫斯科河，带给了她许多瑰丽的梦，让她充满了欢乐。
她想起了家乡的火焙鱼，在金家堤欧阳泽家里吃到的火焙鱼,让她嘴里有爽爽的香辣味，还有欧阳笛渔送给她的那本俄文版的《资本论》，她一直都带在身边,从国内带到国外，又从国外带到国内，只可惜后来留在了上海的房间里了。
她想起了老杨，他心里就有点痛，如果不是当初自己狠心，他们的小孩也应该能够在地上跑了，比曼曼要大一岁的，正是可爱的时候，那样即使现在离去，也有个人陪在他身边，也就了无遗憾了。
可看到牢房里的曼曼，她又释然了。她想如果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也未必会比曼曼要好。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是孩子们该来的地方，他们应该生活在阳光下、花丛中，健康活泼的成长。而自己现在所做的，就是要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让孩子们健康活泼的成长。牺牲是免不了的，只有牺牲才能唤醒更多的人往光明的路上走。
她又想起小时候过年放鞭炮的那个场景，年兽那么强大，却没想到会怕鞭炮声，外强中干的年兽就像是现在的国民党，就让我做一串鞭炮吧，让这响声赶走黑暗的夜，迎来一个新的中国。
她抬头看天，天已经亮了，晨曦照了进来，7月5日这天，黄励告别了室友，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那轮初升的朝阳里。
黄励牺牲了，把热血洒在了雨花台。
杨放之曾回忆说:“黄励在三十年代是最突出的，好像天空的一颗明星，照亮了监狱里的黑暗。”
她成了那个黑暗的牢房里最明亮的星星，点亮了夜空，用年轻的生命趟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后记
历史是应该铭记的，也是要传承的，这是薪火，是前进的动力。
当我们现在回忆过去，那些日子虽然远去，可他们的灵魂与精神却永存，他们铸就的信念的火把仍然在黑夜里闪亮，照亮前程，也照亮未来。
过去不应该被忘记，而未来是在继承中向前推进的，他们无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坚强的精神基石。
为了查找黄励的资料，曾去过益阳市党史馆，找到了李立章同志写的《黄励》6页手稿，和近来报刊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比较珍贵的有杨放之、黄静文撰写的《回忆黄励烈士》，路元写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生寻踪小记》。
党史馆的同志还透露了一个黄励后人的细节，后经多方联系找到了黄梓啸老人，也曾两次登门拜访，作过详尽的采访。
但老人家所述及提供的家谱和我们手上所掌握的资料有出入，应该不是黄励烈士的后人。
杨放之和黄励从1925年在去海参崴的轮船上相识相知，到1933年7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共同工作和生活了八年时间，他的回忆文章应该有较高的可信度。
据黄梓啸老人讲，他曾祖父一家是做纸伞的，在汉口开有店铺，他的叔曾祖因为没有儿子，便把他爷爷黄庆堂过继给叔曾祖黄立惠为子，老人家的叔曾祖只有两个女儿，从《黄氏家谱》中我们查到，立惠公和原配张氏生有两女，“长适蔡汉元，次适胡德元”，如果黄励为其次女，则应为杨放之，而非胡德元。
另外从族谱上查得到立惠公是“清咸丰六年丙辰正月十四辰时生，民国十一年壬壬戌时没。”由此算来立惠公没于1922年，黄励1905年出生，从杨放之的回忆文章里看到是“1905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幼丧父，家贫。”若黄励真为立惠公的女儿，立惠公逝世时黄励已经17岁，这与杨放之的文章显然不相符。
还有从家谱中查到，立惠公的原配张氏“清同治二年癸亥十月初一卯时生”，同治二年是1863年，如果黄励是她的女儿，则生她时已经42岁了，在那个年代，这也似乎不太可能。
所有呈现出来的人证和物证都指明老人家的二姑奶奶并不是黄励烈士。
岁月如烟，一些历史被湮灭，一些真相再也无法还原，只留下无数难以破解的谜团，让人感叹。
普列汉诺夫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历史和现实的一堆疑惑面前，不要哭，不要笑，而是去理解！”哲人的忠告，让我虔诚地走近历史，尽可能地去接近和还原那个时代，用心去理解她不惧生死，用生命催开主义之花的高贵。尽管我的书写是浅薄的，也没有能力承载她的巨大重量，但我希望这一脉心香，是站在回龙山上，面对东去的滔滔资水，向先辈和英烈打出的致敬的旗语。
忠魂不死，光耀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