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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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梦舒展在枝头，我看见了它身后繁茂的绿意；一只小鸟在林中歌唱，那是因为它有一片浩大的山林；季节里的花次第开放，我拾起的只是一片回忆，我想珍藏，却又害怕匆匆流走的岁月。
我的脚步是沉重的，沉重的还有思绪与心灵，当远方灵动的山水美丽我的眼睛时，我的心里也会扑腾扑腾飞出几只鸟来，那些纷飞的思绪都和故乡相牵连。
我的故乡在洞庭湖边，少山峦，多湖泊和河沟渠道。资江自西向东从崇山峻岭穿流而过，流到我的家乡时，就成了资水的尾闾，淹没在茫茫的洞庭水系之中。这里地肥水美，是有名的鱼米之乡。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水乡的路就是江河，就是湖汊沟渠。这些四通八达的水路是要靠船才能通达的，船就是我们的鞋子，没有船，人就不能在这水路上行走，就不能运送货物，船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它就如同草原上的马，林海雪原里的雪橇，是离不开的。
但我们那里的船没有什么特色，不像绍兴的乌篷船，经过文人润色便有了厚重的文化氛围。故乡的船多是敞口的，只有备用的塑料或者油布作为遮雨之用。每个生产队都有好几条，作为运输之用，船上没有橹，是双桨摇，船重载的时候还有人用绳子来背纤，多运粮食和农用物资。
后来我看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很感动，就是因为有感情基础。我并没有去背过纤，但我能够站在他的角度，想到他所需要表达的一切，这些当然是经过生活沉淀之后的看法。童年留在我记忆里的背纤，纯粹只是一种生活的认知，并没有什么苦难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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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大船得去八字哨镇上，镇子是沿资江而建的，是益阳和湘阴两县的交界之地。资江在此处分流：一路走近，在茈湖口汇入洞庭湖；一路继续向东，在临资口汇入湘江，再注入洞庭湖。这里的河道弯急水湍，是通往湘江和洞庭湖的咽喉要冲之地，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据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鲁肃率军驻益阳与关羽相拒。据传鲁肃曾在此建了哨口，派重兵守护，因资江在此分成两道“八”字形的河流，故名八字哨，这是八字哨地名最早的由来，距今已有一千八百余年。
南宋建炎末年，义军首领钟相被杀后，杨幺率领数十万义军退居洞庭湖区，濒湖置寨，兵农相兼，陆耕积粮，水获渔猎，造船置械，操练水兵，以湖为险，继续与朝廷抗衡。八字哨是益阳连接洞庭湖、潭州和武昌的重要水路，自然派有重兵把守，附近的许多老地名，比如撂刀口、蓼花洲、莲花坳、赛头口、子母城等都与这段历史有关联。
也许是对英雄的惺惺相惜，民间编了一个凄美的故事来为义军的失败解脱，这个故事就是《苦竹湖的传说》，这个传说还和唐代李朝威的传奇故事《柳毅传书》里的人物联系了起来，像是一路传承而来，渊源不断，分不清是真实的历史，还是民间的传说。
有个杨姓的官员，因不满朝廷奸臣当道，昏君暴虐，便辞官告老还乡，回到了老家八字哨的水竹山。柳毅和龙女要替天行道，便把三支利箭交给杨姓官员，叫他紧闭中门，把箭供在神龛上，供奉香火拜三年零六个月。时间一到，打开中门，三支利箭便会飞向京城，射死当朝昏皇和身边的文武奸臣。
他的儿子杨泗（因其最小又叫杨幺）因为不愿人民长期遭受朝廷的苛政暴刑，在三年之季便把中门打开了，三支利箭嗖嗖嗖地飞向京城，却因功力不够，只飞到了金銮殿上，最终没有射死皇帝和奸臣。
朝廷寻着箭的踪迹而来，把杨家满门抄斩。水竹山上的水竹，也在官兵的围剿之下被全部砍掉。那些砍掉的每根竹子里，都有一个已经成形的人和马，是一支还没有长成的军队。水竹山上一时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闻信赶来的钱塘君感其悲壮，大怒，口吐东海之水，把那些前来围剿的官兵，和水竹山全都沉到湖底，山便变成了湖，人们便把这湖叫做苦竹湖，一个苦字，道出了人们对竹子里即将成形的兵与马的惋惜，也道出了当年官兵血洗水竹山的惨烈。
后人在湖边为其修了一座杨泗庙，以示纪念。因为他是为民请命，到如今还是香火旺盛。乡人也常用一句“三年都等嘎达，未必六个月就等不得吗？”来告诫性急的年轻人，成事必须等待时机，不可鲁莽和草率。
湖虽叫苦竹湖，其湖水却甘甜清冽，养出来的鱼也格外鲜美。
现如今，苦竹湖成了一个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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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那邻村的关王村民在自建房屋时，挖出了一件精美的元代月梅纹银盏，不由得使人联想，应该有元代官员往来于此，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贵重的官家器物。
关王的西面是西津，那是玉堂江上的一个渡口，是碧云峰和笔架山通往湖区的一条交通要道。相传诗仙李白曾在碧云峰下写下了著名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我的曾祖父月秋公就在这西津渡以摆渡为生，摇出了我们曾氏后来的一大家子。
康熙二十九年（1681年），益阳知县江闿从武昌公干回益阳，泊于八字哨。曾作《泊八字哨》一首：“维舟依古戍，起问夜如何。萧鼓年来杳，菰芦到处多。云晴开断浦，阳狎遂回波。最爱江天阔，远闻欸乃声。”后来，又作《八字哨》七言诗一首：“下洞庭，上资水，败苇寒汀五百里，风雨乍来还乍止。屋角一声孤雁起，沙碛荒凉不如此。”
读江闿的这两首诗，如置身于荒漠边塞之中，有大漠孤烟直的荒凉之感，芦荻纷飞，金戈铁马之声纷至沓来。历史的烟云笼罩在古戍的哨卡上，自然有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情，忽然云开日出，江天开阔，一望无涯，心情由低落转向亢奋，水路迢迢，终将到达，那路上的风风雨雨，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时的八字哨当然是他的管辖之地，到了归地，黑暗退去，晨曦照临天地，水阔江流，自然心情舒畅，写诗以明志，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我所能查到的文献资料里，唯有江闿为八字哨写过诗。
穿过鸡肠子一样的街道，翻过高高的大堤，就可以看到江面上驶过的巨大铁皮轮船。船上有烟囱，冒出长长的黑烟，鸣笛很响很长，笛音拖着长尾巴在江面游荡。动力船的后面会拖三四个拖船，拖船吃水低，都是从上游运来的煤炭或者矿石，像长龙一样在江面缓缓蠕动。河道里有夜晚可以发光的航标灯，烧的是矿石，指示着轮船夜里的航行。
还有双层的客运轮船。上去益阳、常德或者湘西，下到岳阳、长沙、武汉和南京，都要从这里乘船。这里有一个航运公司的售票点，也有一个供乘船人候船的棚子。棚子里面安放着几条供人休息的木条凳，这些都在堤内。客轮到了，就会响起一轮急促的铃声，买了票的乘客便从一个铁门鱼贯而出，翻过大堤，急匆匆地上到轮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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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除了运输用的船，还有捕鱼船和鸭划子。
顾名思义鸭划子是看鸭用的，个头尖而小，只能容一人在水面划动，驱赶鸭子用。看鸭人看的鸭群有几百到上千只不等，像是指挥着千军万马，他有一套自己的看鸭方法，能把鸭子赶到想到的地方去，在他高亢的拖着长调的“嚯嚯嚯……” “嗬咧……” “咳……” “啊……”声中，把鸭子赶到河渠沟汊里去吃活食。这些简洁而隐晦的鸭语，是看鸭人给鸭子下达的命令，指挥着它们前进后退或者向左还是向右拐。
活食多是水里的小鱼小虾，水下的螺蛳与水草的草籽。鸭子潜到水里，用它的扁嘴捕食水下的生灵，它们油亮的羽毛是不沾水的，消化能力极强，螺蛳一个个吞下去也能转化成自己需要的养分。这种鸭子是我们湖区水乡特有的蛋鸭品种，叫麻鸭。麻鸭生出来的蛋都卖到食品厂去了，加工成松花皮蛋和咸鸭蛋，销往全国各地，或者出口到国外去。
鸭群走过的地方，有时也能捡到鸭蛋。一群鸭子中总有几个是不按时产蛋的，用看鸭人的行话讲叫夹蛋鸭。一群鸭子热热闹闹地走过去了，猛地就能从鸭子走过的路上捡到一两个绿壳子的鸭蛋。因为吃的是活食，蛋黄是鲜红色的，腥味也很重。鸭子生蛋不会像鸡生蛋一样，讨主人的欢心，而“个个大，个个大……”地叫，鸭子生蛋都是在夜里，不声不响就生出来了。
划这种船有方法，平衡性要好，一般人因为船小而难以驾驭，上去容易翻船。没有船桨，仅凭看鸭人手中的一根竹篙，他却能玩得顺溜，可划船，也可赶鸭子。竹篙的一端装有一把小锹，可以挑起泥巴抛到远处，吓唬鸭子不要往那个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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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就是渔船，因为有些捕鱼人一年到头都在水上讨生活，便有弓形的船篷罩着，船篷上刷了桐油，呈油亮色，能防雨防风防太阳，可以住人，也能生火做饭。
有一个场景留在记忆中，印象特别深刻，具体的时间已经推究不出来了。那是在一个残秋的午后，阴沉的天，下着零星的小雨，风特别地大。后来，每次读鲁迅《故乡》开篇描写的那个场景，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我记忆中深藏的这幅画面来。那时，我和父亲应该是从外公那里回来，父亲背着我，走在茫茫的水乡中。
我的家乡，有很多低洼的水田，叫围子田，种的多是不怕水淹的游水糯之类的稻种。雨水一多，就成了白茫茫一片，像个湖泊一样，只有围堤还露在水中，那路显得很小，随时都有被浪淘冲垮的危险。我伏在父亲的肩上，看着白茫茫的水面和阴暗低沉的天空，心中有一丝恐惧，也就是在那种恐惧之中，我记忆中的渔船走进了我的视野。
平时我见到的都是敞篷的船，这是一条带篷的渔船，父亲显然跟船主还有点熟，跟他拉了一会家常。现在想一想，我那时大概四、五岁，因为六岁上学以后，我的记忆差不多都是完整的了。到如今我也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印证，父亲早已把生活中这个小小的细节忘记了。也有可能父亲和这个船主并不熟悉，是因为我对那船有了兴趣，而故意和人家拉家常的。不知怎的，童年中的这一幕记得特别清楚。
好多年后，我们一家人去绍兴游玩。乌篷船载着我们在河道里穿过，橹声摇醒清冽的水波，自然想到了小时候留在心底的这幅画面。那密布如网的水乡和乌篷船，让我恍惚置身于旧时的故乡。当你走进那个文学里的故乡，会触动人心里的软肋，涌出一些共鸣的情感。那个时候，我已经为人父了。我带儿子走过不少地方，不知道会不会在他的心里留下一些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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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白濒湖自然有着不可抹去的一笔。父亲有五个兄弟，祖父的孙儿孙女自然也多，有十六个之多，除了长孙之外，其他人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特别的爱。我不是长孙，自然不能从爷爷奶奶那里得到更多的关爱，何况他们也要出工劳动，就是他们有时间，他们也带不过来。倒是外公外婆对我这个外孙特别稀罕，我的童年有一大部分时间是在我外公家里度过的。
我外公和外婆是半路凑合过来的。在这之前，我外公有一个女儿，我外婆有一个儿子。外公的前妻因生我媠媠，难产而死；外婆的前夫，是因酗酒而死的。
那时，正是小日本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1938年底，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焦土政策，文夕大火，烧了五天五夜，长沙城成了一片废墟。民间的困苦自不待言，日本铁蹄之下的中国人民，处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日本人一来，到处都是流离失所，东藏西躲的人群。在一个渡口，由于敌机的轰炸，把我外婆和我舅舅也冲散了。我外婆后来便随人群到了我外公的地方上，经人撮合便走到一起了。
我外公念过私塾，上过学堂，是个秀才，能算、能写、能画，也算是个有学问的人。
外公的父亲信佛，是个小地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家庭光景还算不错，儿女也不多，因为他大儿子和儿媳在同一个时辰去世，让他坚信命运是自己所无法主宰的，便把财富看淡了，一心向佛，家业也就渐渐荒芜，家道也就慢慢中落了。
外公土改时曾做过一阵子乡长，后来因为他父亲的反对便回来了。外公是一个爱安静爱思考爱看书的人，那些曾经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后来都做了区长、县长，我想外公要是去当官的话，一定能做一个好官。
可能是外公的胆子太小了，亦或是外公儒学思想太重，又被他父亲所左右，出于孝心，他的一生便是在这样平常之中度过了。外公没能以笔为生，倒是以手艺为生，平安地经过了一个又一个动乱的年代，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普通人的生活。
他们不敛财，倒是能散财。我老外公走时，当着我年幼母亲的面，交给了我外公两坛子银元。因为我外婆乐善好施，到解放前，已经千金散尽，不名一文了。正是由于这一点，让他们避免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波，即使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也只划了一个富裕中农。
外公和外婆住在老屋的时候，离白濒湖大概有一二百米远的距离。七四年盖新房子以后，离湖就仅有几十米远了。当年外公选择这个叶家坟山南边的这块地作为地基，可能因为这个湖。屋朝南，东面和南面是田地，北面是那片坟地，西面便是白坪湖，尤其是夕阳西下之时，粼粼的波光映着野鸭的叫声很是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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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濒湖不是一个很大的湖，大概就十多个平方公里。湖呈东西走向，南北的距离就短多了，只有两公里左右，湖不深，好多地方能探底。十来岁的时候，因为要去湖的北边看大戏，不想绕着湖走，从南到北地游过几回，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游，而是跟着一群人游。
白濒湖里没有洞庭湖里特有的芦苇，因而野鸭只是路过觅食。冬季的时候，就有人用铳枪来打野鸭了，那个年代人们还没有环保意识，毕竟那是个食不果腹的年代。
湖里多水草，在那个“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里，湖里有许多捞水草的船。把水草捞上来，倒到田里的粪凼里作为肥田的肥料用。
湖周围生活着一大群以这个湖为生的捕鱼人。小时候的白濒湖，鱼虾特别的多，那时在湖边玩，空手便能摸到虾和蟹，捕鱼的工具也很简单，多是网或罩。湖归属于一个国营的渔场，我虽在湖边长大，可对捕鱼却又不怎样内行。
外婆的儿子即我舅舅，是在七十年代才找到的，他和我外婆冲散后，随她姑妈去了汨罗，后来又迁移到刘家湖农场落脚，找到时，我舅舅早已成家立业，儿女成群了。
舅舅家就在洞庭湖畔，翻过屋后的那道大堤，便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湖中芦苇成荡，而靠近河堤的地方，种着许多杨柳，春末柳花就像雪花一样的多，我和表哥表姐表妹们经常划船去湖中的小洲上，采蒿子，摘芦笋，捡鸟蛋或者去抓鱼，累了便躺在长满了飞蓬、狗尾草、野波菜、地丁、及马唐草的草丛中，望着烟波浩淼的洞庭想一些心事。
我大表哥，二十岁出头便去了洞庭之滨的岳阳行署工作。那是外公的骄傲，好像是他的梦想终于开花结果了一样，实现了他的愿望。我们这一家人兜兜转转总是离不开洞庭湖，所以外公的潜意识里也总是逐水而居。
我和外公走得最近，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最多。小时候，外公是对我寄予厚望的，也是他心里最温暖的所在。可年少不更事，不知珍惜，除了听话诚实之外，功课并不突出，对作文也不是特别感兴趣，除去喜欢看连环画外，几乎没有其它特殊的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让他很失望？
外公没能陪我到成家立业，他在我读高二那年就走了。如果再给外公几年时间，他的心里也许就会多一些满足，而少一些遗憾。外公走后三年，我的处女作便在《散文诗》刊的头条发表了。
可人世间哪来的这样多的如果呢？
我后来并没有走文学之路，而是随着时代的大潮远走他乡，去了东海之滨的温州，走了一条别样的路。见识了比湖更大的海，也见过比人还高的浪，一去二十余年，先是做生产管理和技术，后来又去做销售，凭一己之力，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当中年的我回望过去的岁月，才知道有些情缘早就扎下了根。外公和故乡对我的影响从来没有间断，那些血脉里传承的基因一直都在潜移默化地起作用，让我紧跟时代的步伐，乘势而起，顺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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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直是临水而居的。临水而居似乎是生命的一种状态，也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屋后的那条柳林江便可以通江达海，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而我在那些年里，也的确把生意做出了国门，把产品销售到了欧洲、中东、东南亚、非洲和美洲大陆，自己也收获了财富和成功。
外公在社会的变局和动荡中，最终顺应了时代的变化，成了一个补洋盆把缸和接铝锅底的手艺人，凭手工劳动来养家糊口。他走过不少地方，下资江，过洞庭，到长江，最远去过汉口和南京。
他从外面带回来很多的刺树，把靠近坟地的那一边用许多带刺的树围了起来，那条带刺的篱笆经过几年的培育，就成了一道围墙。春天和深秋的时候，那些带刺的植物还能结出许多暗红色的浆果，甜甜的，酸酸的，很解馋，比现在温室里种出来的草莓好吃多了。
外公还从外面带回来许多菊花、月季花和栀子花，把它们种在东边和南边的田畦上，让我和外婆像是生活在花园里一样。外公又在湖滩上种上很多红柳（一种极易生长在水边的植物），作为烧柴之用，让我和外婆即便是在隆冬也没有寒冷的感觉。外公是个极具田园化的人，没有那种旧式书生的愚腐之气，他的诗文和典故也多得像他手上的植物一样，新鲜而品种繁多。
那年头湖里的甲鱼多得很，即使是晚上走夜路，冷不丁的便能踩到甲鱼的背，草丛边菜地里时常能发现甲鱼产的蛋，有时挖菜土时能挖出一窝窝的甲鱼蛋来。外公的房子后面有个猪粪池，时不时地总能看到淹死在里面的甲鱼，那时的甲鱼根本不值钱，还比不上小鱼小虾的价钱。
我的童年便是在外公营造的这种氛围中渐渐长大的，直到到了上学的年龄，才回到了我父母的身边，可我家离外公家并不太远，三、四里路的距离，所以就算是回来了，还是有不少的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
那个艰苦的年代，并没有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留下多少饥饿的记忆，是外公外婆给了我们庇护，在我以后渐渐成长的过程里，我才知道这种庇护和关爱对我们的家庭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家里有兄弟姐妹四个，父亲有兄弟姐妹六个，而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少之又少，我的祖父绝对是个贫下中农，二间半的老屋里挤着四、五户人家。我从外公家回来的那一年，我大伯已经择地另修房子了。我们那时的家，就是十多个平方的一间房子。
我上学之后，我父母也盖了自己的房子，搬出了老屋。虽然是土砖屋，但总算把房间和厨屋分开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同我的弟弟和妹妹们生活在一起，往上追溯，几乎回忆不起他们的影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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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中是在谷林寺读的，就在金家堤边上。同学欧亮球的叔爷爷是欧阳泽，因为欧阳泽没有儿子，就把他侄儿即我同学的父亲过继给他当儿子，在旧时这是乡下的习俗，他家的族谱也是这样记载的。
欧阳泽是一个狠角色，6岁入私塾读书，自小就“治学甚勤，寝馈之余，无一时不秉笔与不读书”，“尤致力于义理之学”，“乐此不知苦也”。10岁时考入南县高等小学，不久便“以高第保送入省立第一师范”，师承杨怀中先生。杨先生教其“扩大其求学范围，广搜西哲重要学理”，而他更是“倾心于西洋哲学”，并“每以不留学西洋为恨”，和毛泽东、蔡和森是挚友，新民学会早期会员。
1918年8月，为了留法勤工俭学，和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前往北京，就读于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租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八个人租住在一起，“隆然高亢，大被同眠。”
1918年11月19日，罗学瓒写给其叔祖父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欧阳玉生（欧阳泽）、毛润之、罗章龙等皆敦品力学之人，侄孙素所钦佩者，朝夕相处，时有受益。”可见他当时在这一群朋友中，学问为人是蛮被人认可的。
1919年夏，毕业之后的欧阳泽从北京回到长沙，和蔡和森一起创办“湘绣美术公司”，为赴法国之后的勤工俭学做准备。
1920年4月21日的长沙《大公报》刊登了《大批湘生贷款赴法》的报道，公布了湖南第一批贷款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名单，比原定的放款时间推迟了八个月，共40名，欧阳泽赫然在目。如果家境富有，以他出国心切的强烈愿望，是不会等了又等的。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亲赴上海，8日同旅沪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聚会，欢送欧阳泽、萧三等人赴法，中午在雨中拍照留念，讨论会务和发展会员等问题，“天晚，继之以灯”，这些青年才俊一起把酒临风，剪取吴淞半江水，飞扬跋扈情沛然。江碧草绿，望之不尽，思之无涯，史称“半淞园会议”。
9日，握手挥巾，送之于黄浦江畔，乘法轮“阿尔芒勃西”号赴法，一船同去的还有赵世炎、萧三、唐铎等人。
欧阳泽曾在去法国的途中，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提出新民学会的四项共同精神和会员加入不分省界的问题，这封信是1920年5月22日在孟加拉海的船中所写。
毛泽东的回信是半年之后的11月25日，在萍乡的一个小旅馆中写成。可以想见当时的交通有多么的不便，他也是在旅途中，回信中有“共同的精神四项，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可见欧阳和毛是心心相印，肝胆相照的。
1921年春，参加了周恩来、赵世炎等组成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2月，随着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旅法支部，他也成为了一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由于长期超负荷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加上艰苦的生活，欧阳泽积劳成疾，不幸在法国患上了严重的肺病，“恐不胜留苏万里之行”，“不得已扶老携幼而东归”。
回到老家的欧阳泽，并未安心养病，而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和族叔欧阳笛渔在家乡秘密发展了刘昆林、余谷松、夏四喜、欧阳时润、邓星畬、曾慕颜6名农民党员，并于1924年6月15日晚，在自己家里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金家堤党支部，欧阳笛渔任支部书记，从此揭开了益阳革命史上崭新的一页，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埋下了火种。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们顺势而为，成立了益阳县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兰溪金家堤农民协会，掀起了益阳革命史上最为激烈的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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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天，欧阳笛渔受中共湘区派遣前往南县、华容开展党建和农运工作，欧阳泽的大哥欧阳自润便成了金家堤党支部的支部书记，欧阳自润就是我同学的爷爷。
欧阳笛渔后来成为了南县工农运动的领袖。
马日事变后，他听从贺龙的建议，搞起了地下工作，1931年春在湖北崇阳的一次突围中，不幸被捕，被敌人杀害，终年37岁。
1925年6月初，毛主席独自一人从韶山出发，经宁乡，徒步来到益阳兰溪的金家堤，看望他一师的老同学、革命挚友欧阳泽，并指导党支部的工作。欧阳泽就是用苦竹湖的火焙鱼招待他的，毛主席吃得鲜辣过瘾，午后还到他家门前的三六湾塘里，游了一回泳。
首批加入的六名党员中的刘昆林，抗日战争期间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三次受到毛主席的约见和关怀。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政法系统工作，曾任江西省人民法院院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政法部办公室主任等职，1979年12月13日病逝。
另一名党员余谷松，其女儿余甲男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益阳最早的女共青团员，她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的学生和交通员，也是益阳第一面党旗的制作者，这面党旗现现在还在丰堆仑展览，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可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随着后来大革命低潮的到来，欧阳自润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自此组织关系便彻底的断了，他死于1961年。
后来，我同学的父亲成了家，他母亲家却是地主成份，加上爷爷又当过国民党的兵，文革中他们一家自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对于以前的事，就只能只字不提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底层的农民要养育七个子女，阶级成份又不好，其艰难可想而知，命运给了他们艰辛与困苦，也给了他们无穷的磨难，一些记忆和往事也就随之被岁月慢慢掩埋了。
因为欧阳泽，我一直留意收集他的资料，大海捞针，陆陆陆续续收集到了一些留法国勤工俭学资料。所有的资料中，只有两张照片能够确认出欧阳泽来，一张是半淞园聚会的合影，是在细雨中拍的，他和毛泽东对称地站在照片中央，中间隔着陈绍休和陈纯粹，身高和毛泽东不相上下，应该也是一米八左右。细雨蒙蒙中他目光坚定，凝视远方，和毛泽东的双手叉腰的淡淡落寞截然相反。我那同学只有脸形和他叔爷爷有些像，浓眉，标准的国字脸，身高却要矮得多了。
另一张是蒙塔尔纪会议的合影，那时他刚到法国不久，热爱哲学的他，热衷于推销他的“人生观”，《贺果日记》里也有学会对他提出的人生观专题谈话会的记录。相片里的他站在一块石头上，显得很突出，他的旁边是葛健豪，像在话家常，他在认真倾听，有些清冷，也有点哲学家的味道。有意思的是，这张相片里的向警予、蔡畅、蔡和森、葛健豪和欧阳泽都站在外围，形成一个包围圈，把这些人紧紧围在了一起。只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他写的《工人与美育》的哲学专著了，要不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他的哲学思想。
资料里也有好多合照，明明知道里面有他，但受那个时候摄影技术和器材的限制，像素不高，又不能放大，都无法把他辨认出来。
他留下来的遗物中，有一个从法国带回来的精致的相框，里面应该是一张他们一家三口在法国的全家福，可我们湖区空气湿度大，相片自然不可能留到现在了，只留一个空相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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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受蔡和森的指示，前往在法国的木兰小镇，用了五十三天的时间，和安徽的尹宽同吃同住同学习，说服了尹宽，让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联合了湖南和安徽两支留法勤工俭学的主力军，壮大了勤工俭学队伍的革命力量，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大联合。
他温婉而文静，身材高挑，有广博的学识和不俗的谈吐，加上磁性的嗓音，一直是中国留学生完美的形象代言人。多年的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同志情与战友的情，同样也赢得了蔡畅的芳心，在遥远的法兰西，他们留下一段浪漫而真挚的情感。
欧阳泽在人生的弥留之际，曾托乡人带给蔡畅一个包裹。包裹里是沾满他鲜血的日记，用毛笔写在一张张的十行纸上。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很严重了，老是咳血。这是一个满怀赤诚，满腹经纶的学子对他至爱的思念。法国一别，从此天涯相隔，这对曾经的恋人，再也没有相见。
后来，在上海，郑超麟见到了从莫斯科归来的蔡畅，问她有没有见到欧阳泽托人带来的包裹，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自己收到了，也不说自己不知道此事。
或许，这淡淡的一笑里，深埋着至深的思念与无奈，深埋着人世间的沧桑与遗憾，更有夜深人静时心底流淌的血泪，这些伤痛结了痂，刻进了骨头里，便不再把它轻易显露出来了。
1926年6月19日，欧阳泽终因病情恶化，在老家金家堤去世，终年才30岁。
欧阳泽诞辰100周年的那一年，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来到了益阳，她就是蔡畅在法国生下的唯一的女儿李特特，个中原由耐人寻味。自此以后，欧氏家族的家谱里便在欧阳泽的后面多了一个欧阳特特的名字。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了，欧阳泽回国不久后，蔡畅便嫁给了李富春，从此开始了这对著名的“革命鸳鸯”相伴永远的爱情史话，因为有邓小平同志作为他们的证婚人，那段历史便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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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他的资料，我们只能从毛泽东编辑的《新民学会通讯集》中能见到一些，萧三的《法游通信》，贺果的《贺果日记》，尹宽和郑超麟的回忆录里也有一些记录。留法时郑虽比欧阳泽去得早，但郑对他的学问是绝对佩服的，这是他自己在回忆录里说的，是欧阳泽说服了尹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郑超麟又接受了尹宽的影响而信仰了共产主义。
由于老家是湖区，经常遭受水灾，后人又没有在意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欧阳泽留在老家的书籍和手稿便渐渐没有了踪影，只有一些遗物还保存在后人的手中，有出国用的皮箱和躺椅，有铜条镇纸和砚台，大概五十多件，但都没有在我同学手上，在他大哥手里，我见过实物，也拍过照片留存。
我也劝过他们把这些东西捐赠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欧阳泽，研究欧阳泽，让这些遗物丰富和丰满欧阳泽的形象，真正实现其历史的价值，如果藏着烂在自己手里，那只是一些物品，有何意义？这样做是会愧对先烈的！可我那同学是最小的，前面还有六个兄长和姐姐，那些事情也轮不到他来做主，也可能在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
现在听说要建欧阳泽故居，规划图都出来了，是在原址上修建，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也许他们要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虽然留下来的资料不多，研究他的人更少，但欧阳泽绝对不是一般的人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是蔡家的常客，北京三眼井胡同的“八仙结义”中的八仙之一，毛泽东上他老家的探访和书信往来，都说明他在新民学会中是居于核心的重要人物。如果不是天妒英才，如果他没有染上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那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形呢？
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过去的也变成了历史，没有这么多如果，也没有这么多假设。他用短暂的一生，成就了湖南党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不应该被忘记，应该为更多的人所铭记，他是我们乡人中的楷模与英雄。
现如今，在谷林小学的旧址上，建起了中共湖南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旧址、赫山区党史馆，也开辟了专门的陈列馆，用蜡像的形式再现了当年毛泽东莅临金家堤指导党建工作的场景，成了爱国主义和红色教育基地。
时光汩汩，岁月不居，资水滔滔，淘尽了多少古今人物。但，爱，不应该，也不会被忘记，这是一支火把，能在黑暗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这就是我的故乡，有绵延千里的金黄稻浪，也有万顷碧波里成片的荷花，四季轮回，生生不息。那片天空有时晴空万里，有时也阴雨绵绵，但是不管什么时候，都有炊烟升起，那是家的方向，有我血肉相连的乡亲，那些炊烟在记忆里清晰，在岁月里沉淀，成为故乡最美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