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还不普及,身处异地的亲朋好友交流,主要是靠通信,赶时间的话就要打电报。
邮政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邮递员是被人称羡的职业。
当时每个市县都有邮电局,各乡镇有一个邮电所,邮递员负责派送信件、报纸、杂志到各村各户到人。
邮电所一般都设在墟镇上。在每个邮电所门口旁边都会挂一个供人投寄信件的箱子,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乡村供销社门口旁也会挂一个。绿色的信箱有邮政的标志和“邮政信箱”字样,靠上边的地方有一个狭长的投信口,口上方有个可以推上去活动的盖子是用来防雨雪的,中间贴着开箱时间。邮递员按时开启收取信件,送邮局寄出。
邮递员出行的是一辆绿色的自行车,车后盖印有“中国邮政”的字样,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大的绿色帆布包,都有个盖子,也印有邮政的标记,挂在后车架的两旁。自行车也可以“假公济私”的,忙完后可以骑着上下班。
邮递员都配有工作服。遇到下雨天,邮递员还有一身绿色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开的雨衣,配上长筒靴的装备以及遮挡帆布袋的雨布,以保护帆布袋里的报纸信件不让弄湿。
每个邮递员负责一个片区的派送,包括两三个大队大约几十个村屋及一些单位。每天早饭后,邮递员来到邮电所,分拣好自己负责的信件和报纸,装在帆布包里,挂号信和一些汇款单、包裹单和一些邮票则装在另外一个夹子里。然后捧出来挂在后面车架两边就上路了。刚出来邮政所时鼓鼓的,回去时却是瘪瘪的。
一个村屋一般都是一个生产队,邮递员通常把队长家作为派送点,直接把报纸信件送到队长家里,村里其他人的报纸信件则叫懂事的孩子帮忙去送,而那些挂号信、汇款单、包裹单等是要本人来签收的,就让熟识的大人或小孩去叫,让他们来队长家签收。
那时挂号信、汇款单、包裹单是要盖本人的印章领取的,拿了这些单据后再去邮电所才能领取亲朋寄来的钱和物。没有印章的就要去大队部找干部出证明才能领取到钱物的。
一来二去的,邮递员都会和队长家人混得熟了。每到一个村屋,邮递员挂好自行车,拿上报纸信件和夹子,直奔队长家里,得闲时大家会坐下来喝喝水拉拉家常聊聊天开开玩笑,笑闹一番方才去另一屋派送。队长家没人的话,把报纸信件留下就离开。
有亲人在外地的,或者订阅了报纸杂志的人家,都会特别期盼邮递员的来临,每当听到邮递员的车铃声了,都会来望一望,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件,看看自己订阅的报纸杂志到了没有。要寄信的也可以找邮递员帮忙寄。
邮递员也特别讨人喜欢,而且工资待遇也算不薄。那时还时兴顶替制度,父母退休了,可由一位子女顶替父母的工作,可谓是子承父业了。
有一位顶替父亲工作的年轻邮递员,自恃与村民熟识,常与人开玩笑。有一次,有一位老妇人的儿子给她寄钱,汇单需要盖印章,可是老人的印章用的时间长了,盖了几次都有点模糊不清。小年轻就跟老人说用不了了,不要了吧,并自作主张把印章往上一扔,结果印章上了屋顶瓦片上下不来。老人生气了,吵闹着,非要他拿回来不可。小年轻没办法,只好乖乖地向人借了梯子爬上去取回来还给老人,自讨没趣。
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贴在信的一角,就可以鸿雁往来,传遍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那些情窦初开年轻的姑娘,给远在外地心仪的男友写信,都会写上一些情意浓浓的话语,把信纸小心翼翼地折好,装进信封里封紧,再贴一张邮票,塞进信箱里,然后就日日盼月月盼着情郎的佳信了。
写信内容太多,好几页纸也写不完的,超重了就得使用两角钱的邮票,这属于挂号信了。信的内容重要的话,虽然不超重,使用挂号信的话,一般就不会弄丢,保证送到手。
一封信,近一点同市县的一般要两三天,跨市县的要四五天,跨省的要一个多星期甚至要半个月才能送达,因此,人们对往来的信件都看得特别重。
邮递员有时也可能关系到一个人的命运,可谓“人命关天”了。
曾有一对年轻人,经人介绍处对象,双方的第一印象都不错,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意向,并相约给对方写信交往。男孩子比较腼腆,没有主动写信,倒是女孩子比较主动,给男孩写了信。信寄到了男孩的村屋,正好被一位暗恋男孩的同村女生看到了,她向邮递员说要拿信给男孩,当她看到是娟秀的女孩笔迹,竟偷偷地把信藏起来私自拆了,不给男孩看信,也不告诉他。
男孩痴痴地等,也没有等到女方来信,以为女方变卦了,后来就不了了之。男孩也没有和那位暗恋的女孩结成婚,外出打工去了,以后在外面成了家。
岁月轮回,大地更新。乡村邮递员和村民的故事上演了几十年。
如今,科技发展瞬息万变,科技强国走向了快车道。网络信息早已取代了信件的往来,人们再也不需要日盼夜盼亲人的信息,哪怕是处在地球的另一边也可以瞬间交流互通音讯,我们居住的星球成为了实实在在的地球村。人们的生活方式、沟通方式在悄然改变,物流网购快递成了人们新的生活主流,快递小哥成为了新的“邮递员”,一样讨人喜欢。
回想过去的岁月,多少令人怀恋;展望未来,多么令人期待。然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踏步向前才是我们永恒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