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手表,现代人再熟悉不过了。小孩子视手表为玩物,电话手表也派上了用场,早已不再神秘。人们打开手机,第一眼就看到了现在是什么时间。许多人也不再喜欢戴手表了。
可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手表可是稀有物品来的,是那时流行“三转一响”(单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的主角之一。人们对手表的热盼可非同一般。
我曾听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人买了一块手表,镶了金牙,还买了一双皮鞋,为了向朋友显摆,又不想说得太露骨比较隐晦一点,就张开嘴指指自己的嘴巴,对朋友说:“今晚我请你吃饭。”伸出手腕指指手表说,“记得晚上时间六点半准时过来。不然我踢死你!”故意做做踢人的动作,露出擦得呈亮的黑皮鞋停留一会。
孩子们对手表充满了期盼。许多孩子都会在自己的手腕上画一只表,变得神气十足的;或者在纸上画一块表,然后剪下来,若有其事地贴在手腕上,不时还会撸起袖子给人看;或者折一个纸手表戴在手上,也是无比自豪的事情。
几个孩子凑在一块时,往往会伸出手腕比一比谁的手腕上有痣,大家都说手腕上有痣就是长大后有手表戴的。
我的右手腕有一颗痣,因此我也沾沾自喜了一番。
确实如此,那时一个大村屋,没有几个人有手表,能戴上手表,会招来许多人的羡慕。能不时地被人问起现在是什么时间,撸起袖子看看手表,然后告诉人家现在是几点钟,那是一件自豪而快乐的事情。
有工作单位的年轻人,戴上了一块手表,往往都会挽起长袖,要把手表露出来,那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走起路来也会神气很多。
父亲的手表还是叔父在1975年春节探亲时,祖父开口向叔父要的。祖父说,你在云南有工作单位,来钱相对容易一点,哥哥在农村比较辛苦,你就把手表送给哥哥吧。叔父听从祖父的话,把自己已经戴了好几年的瑞士表送给了父亲。
从此父亲手腕上多了一块手表。走在路上,有人问起了时间,父亲都是充满愉悦地回答人家。父亲内心的喜悦洋溢在脸上,也感染着我们,让我们觉得我家大人也是有手表的,心里也是亮堂的。但在那艰难的岁月,父亲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手表卖掉换钱来买些粮食,甚至有人出了70元的价买,可是要大队写证明,手续繁琐,最终没有卖掉,于是手表一直戴在父亲的手腕上。
七十年代末,大姐去县麻袋厂做临时工,需要“三班倒”,随时要掌握时间,手表显得特别重要,父亲就想把自己的手表给大姐,可是大姐一个女孩子家,戴着男装手表实在不好看,就死活不肯要。父亲只好在宰了一头猪卖了些钱后,给大姐买了一块女装手表,让大姐喜笑颜开的,骑着单车都感觉轻飘飘的。
我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由初中考入师范学校读书的。师范生都脱离了农村吃上了国家粮,家庭的负担轻了,可班里能戴上手表的同学寥寥无几。有手表的往往都是家庭比较富足的,或者有海外关系的人。到了师范的后期,大家要到学校见习实习了,为了上下课不迟到早退,要看好时间,手表的功能越显突出,不少家庭都会想办法给师范生买上手表。于是,戴手表的同学才慢慢多了起来。
我的第一块手表就是父亲的遗物——那块瑞士表。
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看到我读师范要实习,确实需要手表看时间,就把父亲的手表给了我,从此我的手腕上也有了手表。可我没有戴上手表的喜悦,有的是隐隐作痛。戴在手腕上的瑞士表已经旧了,让我时时记起我的父亲,这块手表留着太多父亲的印记了。
不能不说,有了手表,确实给我的生活带来许多方便。早上醒来,看看手表,知道还有多长时间是起床的时间,可以按时间操作;晚饭后去散步,可以看着时间回来上晚自修;实习了,可以看着时间上下课……
父亲的手表一直陪伴着我。每天睡觉前就给手表上得紧紧的链,让它有充足的养料,不会停步。每听到广播报时,我都会看看手腕的表对对时间偏离多少,只要有偏离就会马上纠正过来。还好,瑞士表就是不同,时间虽然经过了许久,也是那样的精准,让我少了许多麻烦。
腕上的手表没变,但那转动的指针,却在不经意间,将我们的青春年华,悄悄带走。
几年后,我不小心擦花了表盖,还拿去维修过,这时电子手表又开始风行了,我才封存了瑞士表,换成了电子表。
日月交替,岁月如梭,神州巨变,人们对手表早已不再稀罕,富足的生活让人感慨万千。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第一块手表,那是我的父辈们的骄傲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