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

“铃——铃——”电话响起，一头抓起话筒：“喂！你找谁？……”电话两端开启了或长或短的交谈。

说起电话，现代人再熟悉不过了。电话两头牵着你我，诉说着人间万千。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还小，我们所认识的电话还是在电影里：黑色的座机电话，用手摇着把手后，等待总机转接才能通上话。感觉电话是那么神秘，而对我们将来能不能用上电话还是一无所知。我们身边的人都不用电话，因为大家都没有电话，也就不需要电话机这种玩意了。人们同远方的亲朋联系都是靠通信，紧急的话也就只有打电报了。

那时，政府机关、工厂、医院、大型学校等单位才享有电话，而且都要通过邮电部门的转接功能。能享有私人电话的，那是凤毛麟角的。在普通人眼里电话确实是稀罕之物。

八十年代初期，单位电话多了一些，但依然稀缺。

我所就读的师范学校，七八百人的中专学校，只有一台电话机，还是放在学校的门卫室，连校长室也没有。谁有电话，都要靠门卫（兼校工）通过广播呼叫才匆匆跑来接听。只要征得门卫同意，老师学生都可以打本县电话，打长途电话则要去邮局了。

在师范读书打电话是方便，可也没有几个人需要打电话，确实是因为大家家里都没有电话，和家人通不了电话，给你电话也是白忙乎，有什么急事只能靠单位的电话来连线。

我第一次打电话是打给大姐的。

读师范压力不大，我家离学校十多里的路程不算太远，每个周六，我一般都要回家的，不回家的话也是提前跟父母说好。之前一直都是父亲骑着单车来学校等我回家的，后来父亲卧病在床不能来接我，我就得搭同学的单车或者自己走路回家。学校在偏僻的山脚下，没有公交没有交通工具，要走路回家还是觉得特别漫长。

音乐要进行乐器考查了，我想利用周末在学校练习一下，不想回家了，可是在前一个星期日没有跟父母说，现在临时决定不回家，父母会不会担心呢？大姐在县麻袋厂做临时工，麻袋厂有电话。大姐在上中班，我何不打个电话给大姐呢？让大姐告诉家里吧。

星期五晚饭后散步回来，我跟门卫说我有事要打个电话，他同意了。我便从电话机旁边放着的电话薄里查到了麻袋厂的电话号码。

第一次拿起电话还是紧张兮兮的，手伸进一个数字里用力地转到尽头放手，复位，再转第二个数字，五个数字好像转动得特别慢。

“嘟——嘟——”总算接通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喂！麻袋厂，你找谁？”

“我……我……麻烦您帮我找一下曾媚。”

“谁呀？”

“在纺织车间上班的曾媚，我找她有事！”

“哦，曾媚，你等一下！”

……

等待，是漫长的。我的耳朵紧贴着话筒，握着话筒的手还在微微出汗呢。

大概等了两分钟吧，电话里传来：“喂，曾媚正在上班，找不到她！”随即挂了电话，话筒立即传来了“嘟嘟”声。

我的第一次打电话，打通了电话却没有跟大姐通上电话，自然就不能告知父母自己不回家的事了，只能让父母担心了。

而我第一次接听电话还是在外县读中专的二哥打来的长途电话。

那晚我们正在晚修，突然在广播里传来门卫的声音：“八一三班的曾庆阳接电话！”我愣了一下，同位的同学提醒我有电话，我马上飞奔门卫室，话筒放在一边横摆着，我接过了电话，是二哥打来的，他询问我父亲的身体，家里的情况如何，还说了他什么时候放假……

放下电话，我轻快地回到教室，心里好一阵自豪和得意。好几个同学关切地望着我，好友还询问我有什么事呢。

师范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乡村小学都是没有电话的，只有中心小学才有那份荣耀。

电话对我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电话还不普及，大家联系还是靠着通信来互诉衷肠。

时间进入到九十年代了，电话开始多了起来。

二哥因工作调动来到了佛山，分了房，单位也为他配了一台电话，是分机来的。外面打进来需要总机人工转接，打市内电话要先拨“9”就可以任打。打长途电话则要拨总机号转接，那是要另外收费的。

同村有一家人安装了电话，有什么急事的话，二哥会把电话打到他家里。那家人挺好的，定会叫小孩跑步过来通知母亲接听电话。这方便了许多，可总麻烦人家也不好。大家心知肚明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尽量不去麻烦人家。当然了，接完电话，要对人家说一番好话那是必须的，二哥回家探亲也要送一些特产表示一下意思。

我借调到了中学任教，可心一直向往着珠三角地区，也希望二哥能帮我找到相应的单位。通信时间显得太长，哪有电话来得快。于是，二哥的长途电话成为了我的期盼。我总想着有朝一日能突然接到二哥从电话里传来的喜讯。

中学有一台电话放在校长室的窗台，老师可以打本县的电话，可我几乎没有去动过学校的电话，倒是二哥打长途电话到这里找我，告知我外面联系单位的情况，让我兴奋了许久。

后来，调动工作的事情总算有了眉目，我主动打给二哥的长途电话就更加积极主动了。

星期天，我骑单车去到县城的邮电局，交了押金，柜台连接了电话，叫我去电话间拨打电话。我小心翼翼地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拨着号码，生怕拨错。二哥的电话是要总机转接的，必须先拨通总机。可有时是忙音的，只能等一会再拨；有时拨通了，总机转到了二哥家，可是家里没人接听，还是得交长途电话费。长途电话一分钟要六角钱，能通上话倒是不贵，可是有时接通了却通不上话还要交一块二（有时耽搁一下要两分钟），那可就真有点贵了，浪费了。

1992年9月，我如愿以偿，成为佛山教育工作的一员，母亲也跟随我们到了城市，住在了二哥家。

这里的学校都有电话，二哥家里也有电话，有什么事情一个电话就说清楚了，方便。

住在二哥对门的同事是个厨工，他家里还没有电话。由于两家人经常碰面，也有不少走动，算得上是彼此熟悉，关系融洽，他们就把二哥的电话告诉了亲朋。于是，有不少时候，他们的亲朋都会把电话打到二哥家，让我们去叫他们过来接听电话。

他的小舅子经常到大姐家串门，有时也会过来二哥家坐一坐，一来二去的，他也跟我们熟络起来。他当时正在谈恋爱，也许他知道二哥的电话打市区的电话是不用掏钱的，他也会过来打打电话，和女朋友聊个不停。只要一听到他在说悄悄话，我们都会关掉电视躲进房间里不出来。

后来，二哥的电话变成了程控电话，换了新的号码，再也不需要总机转接了。有电话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二哥的对门也装上电话，也就无需再来麻烦人家了。

我有了新房以后，家里也安装了电话，和家人亲朋联系甚为方便。不过长途电话还是省着来打。邮电局有了新规：每天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以及节假日，长途电话费是半价优惠的，我们要打长途电话都尽量在这些时段来，以减少长途电话的开支。

邮电局又为用户提供了来电显示功能，让用户知道有哪些遗漏没有及时接听的电话，着实又前进了一步。

有一年除夕，在二哥家吃完年夜饭后，二哥三哥陪着母亲去逛花市，我们带着孩子去了朋友家玩，玩得不亦乐乎。我回到家等待新年零点钟声敲响之时，翻看了一下电话，才发现二哥三哥给我打了四五个电话。我连忙回拨过去，才知母亲在逛花市时突然晕倒，在警察的帮助下叫了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我急忙骑摩托车去到医院，看到母亲还在打吊针，已经精神了许多。我满是愧疚地拉着母亲的手，流着泪对母亲说：“妈，对不起，我不知您病了，我来迟了！”

母亲宽慰地说：“妈没事了，我晚饭时喝了点酒，刚才是高血压患了，晕倒了，现在好多了。你们玩得开心就好。”

我一直陪着母亲打完吊针，快到凌晨两点了，才扶着她上了二哥开来单位的车，我才回家去。第二天大年初一，我早早醒来，第一时间打给二哥询问母亲的情况，得知母亲已经好很多了，我才放下心来。

早餐后，我也顾不得其他，马上去二哥家陪陪母亲了。

有了电话，和亲朋的联系密切了，可那么多电话号码脑子是记不住的，人们都会把亲朋好友的电话号码写在通讯录里，许多人还把通讯录随时带在身上，以便要给人电话时能快速找到号码。拥有亲朋的电话号码越多，还有人觉得是成功的标配呢。时间长了，通讯录也旧了，磨烂了，就再换一本。

时间跨入到新世纪，移动电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手机的功能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她代替了座机电话的所有功能并超出了座机电话无法超越的功能，于是乎，座机电话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许多家庭逐渐取消了座机，连老人也用上了“老人手机”，可以随身携带，一键链接就可以拨通亲人的电话，无需固定在一个位置。

悠悠电话情，牵动众人心。的确，科技的迅猛发展让人惊叹，人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人雀跃，然而，拥有电话的那种情怀也让人经久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