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米

那是1983年暑假，父亲卧床养病已经一个多月了。

说起我的父亲，他可是一位退伍军人。

1950年，父亲参军在北京首都机场当地勤兵，后来转业就在北京的一间工厂当工人。年轻的父亲享受着“优越”的首都人生活。

1961年，为了照顾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父亲响应党的“精简下放”政策，主动放弃了北京优厚的生活，回到了农村。

大队干部为了解决村民的一日三餐大计，就在大队的中心地段建了一间厂房作为碾米厂。父亲是“下放”回来的，大队干部就安排父亲在碾米厂上班，以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同时安排进来的张伟群也是从北京“精简”回来的，罗佛胜则是从粮店上班“精简”的。

工友三人分工合作掌管着碾米厂，都是按月计工分，碾米的钱都得上交大队部。后来，罗佛胜可能嫌碾米厂工分低，或者因为身体原因退出了碾米厂另谋高就，大队干部又安排罗召钧进来。罗召钧做了几年，就换儿子罗雅辉来顶替自己。

再后来，张庆桃又进来了。

碾米厂平时的活不多，三个人就足够。四人上班，可以轮着来休息。

小时候，我最盼着父亲休息的日子。父亲做事比较有耐心，煮的饭菜也好吃，我们姐弟都喜欢吃。父亲还会利用休息的日子去县城或去赴圩买农具，星期日或放假的日子，我都喜欢跟着父亲去跑腿。

有一次还有意外惊喜，父亲格外开恩——正好遇上午饭的时间，父亲舍得掏几角钱在饭店买饭吃。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饭店里吃饭，那香喷喷的米饭让人回味无穷，也着实让我在小伙伴们面前吹嘘了一阵。

可是父亲在1981年5月发现患有不治之症后，我们家的天好像突然塌下来了一般，一家人都生活在担心恐惧之中。而父亲一直不肯去医院做手术治疗，只靠着民间医生便宜的偏方来医治，艰难地挨着。

1981年7月我考上了离家十多公里的师范学校。每到周六，父亲还会骑着单车来到学校接我回家，星期天再把我送回学校。

那段日子，最叫人快乐。有父亲陪伴的日子温馨，幸福，真好。

可是在1983年端午节过后，父亲的病情突然加重，每日疼痛难忍，只好在家卧床养病。

这时分田到户刚两年，一家人的温饱也刚刚得到解决。

父亲所在的碾米厂也刚开始承包，遇到碾米活多时，每个月也可以拿上近百元的收入。母亲耕种着家里的一亩三分地，解决家里的粮食问题；大姐已经出嫁，二哥将在七月份中专毕业分配工作，三哥还在高中补习准备高考，我在读师范。

一家人的生活开支主要还是靠父亲的那一点收入。

父亲不能去上班，当然就没有了收入。

想当初，父亲送我回学校时，我骑单车搭着他，他说到碾米厂承包以后，工资高了，除了开支上交大队部外，平时能拿四十多元，最多时能拿到九十多元，那样兴奋那种期盼那份自豪，让我久久不忘。

父亲病倒了，就没有人来接我回家了，我那种失落、那种担心和难过，有谁知道呀？我回家的路变得特别漫长也特别沉重。

暑假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帮家里干点活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也好赚点钱为父亲买营养品。

我就跟父亲说：“爸爸，碾米厂还有您的份，让我去碾米厂帮您干一个月吧。”

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反正放假没事干，就同意让我去碾米厂历练一下，并托人去碾米厂和张伟群等知照一声。

于是，我接替了父亲的工作。

去碾米厂上班的第一天，我早早起床洗涮。父亲向我交代碾米厂的操作流程和一番事宜，特别叮嘱我说加工厂是为群众服务的，对人态度要好，不能偷懒，要多为村民着想，收到的加工费让张伟群和罗雅辉他们去掌管。

我庄重地拿上父亲给我的钥匙，步行七八百米第一个来到了碾米厂，打开了大门，此时还不到七点。

碾米厂是一个面积一百多平方的砖砌瓦盖房，一个大三脚架横梁和板条支撑着瓦面，墙面四周沾满了糠尘，连悬挂着的蜘蛛网也是浅黄的。一盏100瓦的电灯从中间的三脚架里垂吊着。东西方向各开了一扇大门，都是由两扇小门合成的，门已经斑驳也掉了一些油漆，东边的门上锁，西边的在里面闩着。

加工厂没有厂牌，大概是村民都心知肚明，知道加工厂在哪吧。

厂房里最显眼的是靠北面墙的两台机器，一台碾米机，一台磨糠机，上面都有一个漏斗。里面还有两间小房子，一个小房里安放着柴油机，看上去是那样的油腻和乌黑，是以前还没通电时发电用的，如今有电了，作为备用，这个小房子都被柴油机发电时熏得黑黑的。另一间小房是放工具的，扫把呀、箩筐呀、簸箕呀都有，看上去干净了许多，电表和总开关都安装在这里的墙壁。

靠南面墙中间还有两张办公桌，一张靠着窗边，上面放着工友们的几个水杯，还有一套茶具，工友们闲下来时也泡茶闲聊，一个书报夹夹着《南方日报》也放在一边。另一张横放着，一个抽屉上锁，是放钱和收据用的，一个抽屉没有上锁，里面放着空白的收据和复写纸，还有几支圆珠笔笔芯。桌上放有一把算盘。旁边有一台200斤的磅秤，两把有靠背的竹椅子和两张长板凳。

在靠西门边还放着一台风谷车，是为了方便村民使用的。

这天，张伟群、罗雅辉和我上班，张庆桃休息。

张伟群（我称他伟群叔）和罗雅辉（我称他阿辉）先后回来了，我主动地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问候了我父亲的病情，然后安排我先做磨糠机的活，这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活，其他的就看着来做。

有村民陆陆续续挑着稻谷来到了碾米厂。不少村民看到一个小年轻——瘦瘦高高的显得比较斯文还很是生涩的我，都很好奇地问我是谁。

我涨红着脸，很不好意思的。

伟群叔向他们介绍说：“这是佛海的儿子。佛海病了，他儿子放暑假来顶替的。”

村民“哦”了一声，“难怪和佛海那么像。”他们还向我打听父亲的病情现在怎样了？

我告诉他们说：“我爸爸现在病情稳定，只是不能来上班了。”

村民表现得很是惋惜，为一位大家喜爱的好人不能来上班而痛惜。

的确如此，父亲在碾米厂里做了十多年，以态度温和宽厚老实不沾村民便宜著称，深受村民的喜爱。父亲病倒了，不少村民都很是惦记的。

大概也是爱屋及乌吧，村民们都对我流露出满满的慈爱和信任，更不会为难我了。我暗想我是沾了父亲的光呀。

伟群叔先按顺序给村民的稻谷过秤。村民把一担箩筐放上磅秤，伟群叔移动着秤头，秤出了重量，再减去箩筐的重量（大箩筐当4斤，小箩筐当3斤），就是稻谷要加工的重量，一百斤稻谷收4角钱的加工费。

伟群叔拨打着算盘，算好价钱，用复写纸垫着写一份收据，写上重量和价钱，并撕下一张给村民。村民拿上收据挑上箩筐就去碾米机旁排队等候。

早上来磨糠的不多，大多是来碾米的，村民为了不耽误白天的活，早上也比较凉快，有的是为了赶做早饭的米而来的。

刚开始我没有磨糠的活，就帮着阿辉的忙。

我先关住漏斗栓，用簸箕铲一些谷粒倒进漏斗，再抬起箩筐把整筐谷粒都倒进去，漏斗上面成了一个小山头。我把倒空的箩筐拿到下面的出米处等候。

碾米机在两三级台阶处，有居高临下之势，这是为了让大米从高处往下滚落，经过滤网滤掉一些碎谷屑。

碾米机下方有个出糠口，一个小箩筐在伺候着，还用一块布挡住，以免糠尘到处乱窜。

阿辉接过村民交来的收据，插在一旁。他按下了开关，碾米机启动了，轰隆隆的响声震耳欲聋，在旁边真有点地动山摇的感觉。人说话都得大声讲才能听得清楚，我想难怪父亲有时候说话嗓门很大，大概是在这种环境下练出来的吧。

阿辉拉开漏斗栓，底下的谷粒流进了碾米机，上面的在颤动。阿辉先守住出口，用板挡住，再用小簸箕接住刚出来的先头部队，这些往往都还是谷粒和大米的混合体，是不能让它们流下去的，是要用来押后的。

待出来的都是白米了，阿辉就把小簸箕给我，要我最后才放进漏斗。

白花花的大米源源不断地从出口出来，往下跳动着滚落，形成了一条白色的小瀑布，流进下面接应的箩筐里。

我看到漏斗里只剩下一点点了，就把小簸箕的米谷混合体倒进去。待漏斗空了，就把漏斗栓关住，倒入下一家的谷粒。

阿辉也开始收拾了。他看到出口已经没有大米出了，就把出口关住，然后掀开碾米机下面的挡糠布，拉出小箩筐，把糠倒进村民的箩筐里，再把小箩筐放进去，把布盖上。

接着他到下面去，移开装大米的箩筐，把空箩筐放进去待命。再回到原处开始下一个村民的加工了。

村民接过箩筐，用簸箕装一些米，放在另一个箩筐的糠上面，凑成大概相等的重量，就挑着担子回家了。

伟群叔忙完这边的活，也过来帮忙，他做的一切都很是熟练的。

这时也有磨糠的活了，伟群叔招呼我过去，教我怎么磨糠。

磨糠机上面有个大漏斗，下面是个搅拌磨碎的“大肚子”装置，看上去容量比碾米机大。

磨糠机侧面有一个长长的大布袋，出口端要绞上几圈，再用大块石头压住。还没开机时，它是瘪瘪的躺在那像一条懒蛇，可一旦开机了，它就慢慢变成大炮筒，鼓鼓的，糠是从这里跑出来的。

伟群叔启动了开关，磨糠机马上隆隆作响，和碾米机齐鸣，直感觉到房顶的瓦片都在颤抖。他要我启开漏斗开关，用一根筷子顶着出口，让秕谷漏下来。磨糠机震动时秕谷会不停地往下漏，人要在旁边坐着看着，当被挡住下不来时就要用筷子划一划，把口开大一点，但不能太多。

来磨糠的通常都是经过风谷车扬过后的秕谷。秕谷是不饱满的稻谷，为了不浪费，村民要把秕谷磨成糠来喂猪喂鸡。岭南第一才子宋湘有句名言“风车风谷冇先行，水打沙公粗在后”，说的就是秕谷吧。

待漏斗上的秕谷都漏完了，放下漏斗栓关住，让磨糠机再转动一会，就可以收糠了。从出糠口开始用双手抓住“炮筒”往后掂，糠就往后退，一股糠尘也会随之飘起，直盖住你全身，冲上你的鼻端，染白你的头发。你可顾不了那么多，一直往后，直到“炮筒”的端口，把石块拿一边，提起“炮筒”把糠放进箩筐里。这时又是一股糠尘飘上来。

秕谷多的话，就要分几次这样来清理的。清理后又把端口绞几圈，放回去用石块压住。

这几个回合后，人的全身都是糠尘了，连鼻屎都是浅黄的一坨糠尘。

待村民挑来的稻谷都加工完了，碾米机磨糠机也先后停止了工作，厂房瞬间安静了下来，也不用高声说话了。

八点半左右，这个时间村民大多是吃早饭的时间，我们也要回家吃早饭。

收工前，用毛巾拍拍全身，再洗洗手，锁上厂门，我就带着劳动的喜悦回家去。

回到家，我先向父亲报告早上的工作情形，父亲满意地笑了。

匆匆吃完早饭，也顾不得休息，我又回到了碾米厂。

上午，又是一样的活，只是村民来的比较零散，没有早上那么集中，早来的要先等一等，聊聊天，凑够两三个后再开机，免得一会开一会停的伤机器。

人间七八月，最是一年酷热时。平时人们呆在屋子里都嫌热，而在碾米厂开机时，轰隆的响声让人感到格外的燥热，加上机器加工碾出来的米的那股热气，让人瞬间就大汗淋漓。我想，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十几年都是每天穿着厚厚的衣服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真不容易呀！

中午十二点多了，见没人来了，我们就各自回家吃午饭。

中午时间长，不用那么早去上班，可以午休一下，下午三点才去。

下午的情形和上午差不多，也是零零散散的，做做停停的，得闲时看看报纸，聊聊天。下午也比上午更加的闷热。

第二天，伟群叔休息。张庆桃（我也称他庆桃叔）来上班，阿辉负责计重收费。

磨糠的活我可以完全操作了，在没有磨糠活时，我就去碾米处帮忙。看着他们都干得那么熟练，我也想试着来一次碾米全过程。

在阿辉碾米时，我跟他说让我来试一试吧，他答应了。他就看着我操作，打起了下手。

第一次碾米我是既惊喜又紧张，生怕把村民的米给碾坏了。不过有师傅在旁边看着，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我按照阿辉的操作方法，先把紧出口，用小簸箕接住刚出的米谷，待出来的全是白花花的大米了，就放任让它们往下流。漏斗的谷粒全下去了，就把“先头部队”倒进去。

看着我操作顺利，阿辉也就放心了。有其他活忙的时候，他就离开去了。

试着试着，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在出口处把手收紧一点，出来的米就白一点，慢一点，可米粒也就碎一点；而把手放松一点，出来的米就粗糙一点，快一点，米粒也会饱满一点，同时出来的谷粒也会多一点。大概就是跟谷粒在里面搅拌的时间有关吧。

看着白花花的大米从我的手缝里流出，在滤网里欢快地跳跃，我的心也跟着欢腾，涌起了一股小小的成就感。

慢慢的，我也可以轻松自如操作碾米机了，而且碾出来的米令村民满意。

碾米磨糠都是慢活，都要顺着机器的节奏来，容不得跳跃式前进。可我在磨糠时，耍了一次小聪明。

为了快一点磨完糠，我忘了伟群叔给我的忠告，我把漏斗的开口由小慢慢放大，秕谷也越下得快。眼看着磨糠的速度势必会快了很多，我暗自高兴。于是，我又把口开大一些。

不一会儿，磨糠机的隆隆声变得轰鸣乃至嘶哑了，最后竟是一声长鸣。

伟群叔发现了不妥，飞奔过来快速关掉了开关，磨糠机立马停止了嘶鸣。

伟群叔严肃地对我说：“你刚才把口开得太大，秕谷下得太多，把磨糠机卡住了！时间长了，会把机器烧坏的。”

我默默地接受着他的批评，看着他用力拨开把手，打开磨糠机的肚子。只见满满的秕谷还纠缠在铡刀里，咬的紧紧的。难怪机器要抗议要罢工了，都是我的小聪明惹的。我暗暗责怪自己不该这样。

伟群叔小心地把秕谷清理出来，重新放回漏斗。看到里面干净了，才把“肚子”重新关紧，再启动开关，并再次告诫我不能放得太多，要让磨糠机慢慢磨。

我谨记教训，紧紧管住漏斗的出口，就再也没有犯同样的错了。

我回家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也说：“是的，磨糠不能下料太多，不然会卡机会烧坏机器的，机器坏了修理费很贵的。贪一时之快，可是得不偿失呀。”

第四天，是我休息的日子。

然后，又是一次轮回。

在碾米厂上班的时候虽然辛苦，但我的日子过得充实，暑假变得不再漫长，可我也是羞涩的，甚至有点担心，生怕哪天遇见了小学或者初中同学，被人笑话——因为我还是一名在校生呀。

这个小心眼刚开始总是伴随着我。但我又想，我干这个活赚点钱，是为了给父亲增加点营养呀，我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坦然了，上班也就更加自如了……

转眼一个月到了，碾米厂盘点结算，我领到了49.5元的工资——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资呀。我如数交给了父亲，只见父亲露出了笑容。

17岁的我顿时觉得一个月的辛苦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