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赤脚医生姐夫

准确地说，张其彬成为我的姐夫，还是他和姐姐在1980年9月份领结婚证那天开始的。

而他们的结婚证还是背着我的父母偷偷领的，姐姐也创造了一个“村记录”。

那时，姐姐是一位麻袋厂的临时工。她虽没有如花似玉的美貌，可也算得上是中上人家。一米六二的身高，任劳任怨的好脾气，加上母亲是位生产队长，父亲老实忠厚，还有三位正在读书的弟弟，一个和气之家兴旺之家，正是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对象。

我的父母也和千千万万中国父母一样，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找到好归宿，有个吃国家粮有稳定工作的人家。

偏偏同村人介绍的张其彬是位从部队复员的赤脚医生，只有工分加补贴的一点收入，没有吃国家粮。

两个年轻人一经人牵线，彼此都对上了眼。也许是张其彬复员军人的气质吸引了姐姐，还有他的老实憨厚，以及有一门医疗技术在身，是个可靠的人。

从此，“三班倒”的姐姐遇到上夜班，也不用天黑前就赶着离开家门，因为有个年轻人陪伴相送到厂门。他们没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可这种夜晚相送也许就是一种浪漫。如果再去看上一场电影，那就是百倍的幸福了。

刚开始，父母认为大家在同一个大队，彼此都认识了解，父母知道他们也是一个实在的人家，也算默许了，虽然有点嫌弃张其彬没有吃国家粮。

可是有一天，母亲在去他们生产队做计划生育工作时，“顺便”去他们家看过，不见有像样的婚房，还了解到他们去劳作也要到天远的地方。虽然他的父亲是位小学校长，可是他母亲体弱多病，家里兄弟姐妹多，他是老大，家庭生活不见得比我家好。

母亲担心女儿嫁到这样的家庭里受苦，就开始反对了，大有“棒打鸳鸯”的架势，父亲也希望女儿找到更好的人家。

平时孝顺听话的姐姐，虽有自己的想法不肯放弃，可又不敢公然违背父母，表面上同意要和张其彬断绝关系，可暗地里还在偷偷联系，他们从公开变成了“地下工作者”。姐姐上夜班时也在天黑前早早出门，制造了无人相送的假象。

母亲看到“干扰”成功，暗自高兴，还偷偷地张罗要为姐姐寻找更好的人家。

被“准岳母”一干扰，张其彬也像浮头的鱼儿，拿不定主意。他也认定了姐姐，可又担心父母的反对，会让姐姐左右为难。

此时有同村的“高人”指点说，现在是婚姻自主的年代，父母是不能干涉孩子婚姻的，你们去把结婚证领了，父母也不能怎么样的。

有了“高人”的壮胆，加上彼此都是真心相爱，姐姐就背着父母偷偷和他去领了证，让姐夫吃下了定心丸。

而父母却是最后知道他们领证的人。

那天早上，姐姐领证的事终于被父亲和母亲知道了，他们满脸的不高兴。有人告诉了姐姐，姐姐直吓得躲在邻居家久久不敢踏进家门，那份背着父母领证的决心和勇气早已不知去了哪。

可还是得面对，在邻居的劝说下，姐姐战战兢兢地回到了家。

一向对孩子慈祥的父亲顿时拉下了脸，不动声色的一句：“映媚，你领证了？”母亲也开始了“马上去和他过吧！”的骂骂咧咧。

这时，姐姐只有大哭的份，丝毫也不敢顶嘴。

还是邻居们出面劝解，父亲和母亲才渐渐平息下来。父亲看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再也无法挽回，只能告诉姐姐以后再苦的日子也要自己承受。

1981年春节前夕，姐姐出嫁了。

我们家特意宰杀了一头猪来宴请亲戚朋友和本屋村民，摆了十围台。

我们嫁女是早餐宴，亲戚们也早早来到，外婆前一天就来了。

姐姐早早起床梳妆打扮，却不能吃家里的饭，人们说新娘一日不吃两家饭（表示从一而终）。在老人的见证下（父母却不能到场），上轿（单车）之前，我们姐弟进行了“抽姊妹带”的仪式，四姐弟一人抽一条红绳，以示姐弟情长长久久，我们三兄弟是万般的不舍。姐姐从走出家门到上轿，一直哭着离开。

当母亲看着姐姐被姐夫载走后，当着众人的面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父亲也是眼含泪水。

姐姐虽然嫁到同一个大队，两家相隔也不过一千多米，回娘家也是十来分钟的事，可嫁女终究也是伤感的呀。

事实证明，姐姐是嫁对了人。他们结婚四十多年，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夫妻俩从未红过脸。他们作为长子长媳，深受家人的喜欢。姐夫和父亲翁婿二人，都是当过兵的人，他们在一起时也有说不完的话，姐夫和我们一家人也是关系融洽，和和气气的。

合作医疗站就在我们村屋，姐姐姐夫经常回来吃饭，我也从姐夫的交谈中逐渐了解了他。

姐夫说，他走上从医之路，源于那场举世闻名的对越自卫还击战。

那是1976年4月，年仅20岁的根正苗红的姐夫由大队干部推荐，再经过层层选拔，在喧天的锣鼓欢送声中踏上了从军之路，过上了火热的军营生活。

姐夫所在的部队就是著名的牛田洋部队。

牛田洋，在汕头市内港，榕江西侧，那里曾是一片海滩，潮涨时淹没，潮退时干出，面积足有万亩。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开进了牛田洋围垦造田。

四十余年来，这片热土历经世事沧桑，既创造过当年围垦种植亩产粮食1190斤的奇迹；也有过强台风来袭，553名年轻战士学生护堤捐躯的悲壮事件；更有着退田还渔，两万多亩池塘虾欢蟹肥的当代传奇。

日常的军营生活主要是军事训练，因为练好本领保家卫国那是每个军人的职责，可部队属于生产兵团，还得兼顾生产建设。

姐夫回忆说，在牛田洋当兵确实比较辛苦，比打仗都还要辛苦，打仗就是危险点，辛苦都是一时一时的，而牛田洋劳作是长时间的。一群年轻人在这里出大力流大汗，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78年12月下旬，部队奉命调到广西宁明边防前线，准备参加自卫还击战。

姐夫乘坐的军车要从老家的街道经过，那种难掩的激动却上心头。

离家两年多了，他多想下车来望望这片熟悉的土地，也多想回家探望父母呀。可是军人铁一般的纪律，此时不能有丝毫的柔情，也不允许有片刻的停留。

军车经过街道时，姐夫只能偷偷地拉开遮挡的帆布，默默地望着自己熟悉的街道，恰好也看到了一位邻居蹬着单车擦身而过，可不能下车和他打声招呼，报告家人的平安。望着邻居渐渐远去，一股酸楚油然而生，两行泪水悄然而下。

历经三天两夜的行程，部队终于到达广西前沿驻扎下来，只等上级的一声令下。

当时的越南，自恃有大国撑腰，反华势力猖獗，在中越边境不断武装挑衅，伤害我边境公民，已经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我国不得不采取自卫还击战，要给这些狂妄之徒以深刻的教训。

于是，一场伟大的自卫还击战打响了。

1979年2月17日凌晨4时半，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北方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

姐夫说，战场的惨烈程度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出来的，枪炮齐鸣，子弹纷飞，真的是枪林弹雨。战友们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从没打过仗的一群年轻人，这是真枪实弹生死一瞬间呀。战争刚打响，大伙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放不开手脚。可一旦见到刚刚还是生龙活虎的战友倒下，立刻会激起战士们的怒火和斗志，大家都会变得奋勇向前无所畏惧了。

战事以我军势如破竹般推进，给越军以狠狠的痛击。当然，双方的伤亡也是惨重的。

姐夫因为之前跟着开诊所的堂哥学过打针，出国前被连长安排在了担架队当卫生员，负责运送伤员。

开战后，担架队紧跟其后，一有重伤员，马上要对他进行简单的包扎处理，然后把他抬上担架迅速撤离。看着战友鲜血直流，痛苦地呻吟着，姐夫和伙伴也很是紧张，一刻不敢停留，抬起受伤的战友脚下生风般地往战地医院奔跑。刚开始还知道来路，能找到方向，快速地把伤员送回来，接着又快速奔跑回到阵地搬抬新受伤的战友。

虽然还是初春，天气尚且寒冷，可是抬着担架来回奔跑，汗水早已打湿了全身，疲累不在话下。

战事往前推移，战地医院还在原地，抬着伤员的距离也就更远了。有时为了躲避枪林弹雨不得不另辟新路。可在异国他乡，山地丛林多，到处是野草，看不清哪里是路。奔跑几步拐几个弯，早已分不出东西南北，只要见到有路就跑，有时迷路了，绕了一大圈才能回来。

姐夫说，有一次，他们的担架队长两人抬着一位伤员，跑着跑着就迷路了，足足绕了一个下午才疲惫地把战友抬回来。也幸好没有走丢，没有绕去敌方阵地，总算捡回一条命回来。

在攻占的越军阵地上，每当看到越军留下的印着“中国制造”的弹箱和一些中国援助的食物，姐夫和战友们都充满着愤怒。想不到小越南这个白眼狼把枪口对准中国，用中国人民援助的枪弹来残害我们中国人，这是多大的讽刺呀。

战士们简直是恨得要命，大家都杀红了眼，奋不顾身地直往前冲，要把这些白眼狼们杀个片甲不留。此时的担架队队员，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恨不得能冲上前去来一场痛快淋漓的杀敌之战。

姐夫和伙伴也不知抬回了多少位受伤的战友，只记得一位湛江的战友，抬回来时，终因伤势过重牺牲在手术台上。姐夫说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没有挽回这位战友年轻的生命，也永远记得住这位战友在阵地上的英勇顽强，是他们的精神鼓舞着自己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牺牲。

这位牺牲了的战友的哥哥，不知他是怎么知道姐夫抬过他弟弟的，时隔五六年了，居然从湛江千里迢迢找到了兴宁，又找到了姐夫，要对姐夫表示感谢，并诚邀姐夫去他们家乡游玩。多年以后，他还一直打电话来询问姐夫近况，邮寄一些海产品过来。浓浓的战友情转化为厚重的亲情，让姐夫难于释怀。这是后话。

半个月后，姐夫和伙伴都想跑得快点，可因为紧张，姐夫一脚踏空崴了脚，只能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把受伤的战友抬回来，自己的脚也红肿了，第二天再也走不动了。

部队把姐夫送回了国内治疗，姐夫只好提前十来天离开了战场。

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撤回国内，对越自卫还击战胜利结束。

姐夫成为了英雄，荣立了三等功。

姐夫还说，自从离开牛田洋军营到战争结束，部队封锁了大家的一切对外联系。战友们都在出国前夕写好了一封家书，那是要在牺牲后连同军功章一起交给家人的，可以说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中国人们也从报纸电台知道了这场战事。姐夫的父母一直牵挂着他，那是难熬的几十个昼夜呀。儿子断了音讯，母亲几乎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每晚都难于入眠，每天都担惊受怕的，生怕儿子有什么不测。那是残酷的战场呀，枪弹都是不长眼睛的呀。本来已是体弱多病的母亲，这些日子变得更加的消瘦。

姐夫载誉平安归来时，母亲直抱着儿子又哭又笑的。

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姐夫也复员了。

大队合作医疗站正好缺人，姐夫又是复员军人，参加过自卫还击战做过卫生员，大队干部就安排姐夫做赤脚医生。

姐夫从此走上了从医之路、自学之路。

他深知自己是半路出家不是科班出身，战场上的卫生员知识显得非常肤浅，而要“真刀实枪”地为村民治病，只有靠刻苦自学才能胜任医生这一岗位。

于是，医药书这些大部头成为姐夫日常的陪伴，他也确实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境界。每当来家里吃饭，只见姐夫都会带着一本厚厚的医药书回来，饭前饭后都在捧着书看，还不时地做些笔记。我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他做的笔记总是满满的，字迹工工整整的，笔记本也是厚厚的。姐姐也说，她经常睡醒了一觉，发现姐夫还在啃着医药书，换了一本又一本。

姐夫不喜欢交际，一有空闲就沉浸在医药的海洋世界里。一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要去找开诊所的堂兄向他请教，直到弄懂为止。

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对自己的要求不高，生活节俭，衣着朴素，从不乱花一分钱，可是购买医药书却再贵也不会眨眼，桌上的那些厚厚的书都是他自己掏钱一本一本买的。

他还报名参加新中医函授学习，让中西医结合，不断地充实完善自我。他也参加各种资格考试，取得了医生资格证书，领取了医师牌照。

他慢慢地摸索，把所学知识结合到实践中去，他的医术也逐渐提高。在合作医疗站的三名赤脚医生中，找他看病的人最多。母亲说，姐夫跟病人分析病情越来越头头是道了，也不再是当初那样羞涩了。

后来，大队合作医疗站解散了，姐夫自己开了诊所，隶属镇卫生院管理。

诊所只接收头痛发热等小病小痛的病人。危重病人姐夫不接收，人家也不敢送来，毕竟诊所人手有限。

由于姐夫是经常笑眯眯的慈祥派，为人和气，看病耐心，精通“望闻问切”，收费也比周围诊所便宜，更重要的是能治好病，所以诊所也经常是门庭若市。许多病人宁愿排队花时间等，也要姐夫看病。因为他们知道去医院看病，要花费一百多元，可是在姐夫的诊所，十多元就能看好，何乐而不为呢？

有一位原来同村的赤脚医生，他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考上了广州医学院，毕业后留在了广州的一家大医院，已是专家级医生了，单挂号费就要300元。同村的一位老人在广州的儿子家居住，有一天身体不舒服，儿子特意带着父亲去找这位熟人名医开药。几个月后他回了老家，有一次他旧病复发，去找姐夫看病，发现姐夫开的药和那位名医开的药，几乎没有两样。我们称姐夫也是“专家级医生”了，姐夫微微一笑。

医生和病人之间也许是要讲缘分的，有些病人看过很多医生，吃过价钱不菲的药，但就是看不好，而找对了医生对症下药，就能药到病除。

有一位远在梅城工作的人，久病困扰，在市级医院看过许多医生，花了不少钱，但总是看不好。一天他来到兴宁亲戚家做客，聊起自己的病情。亲戚介绍他去找姐夫看病。谁知姐夫给他开的药，居然把困扰多年的病给治好了，他喜出望外的。以后自己和家人再有什么病，他都要自己或带着家人驱车几十公里来找姐夫看。

有一次，他带着家人来看病，恰好姐夫休息不在诊所，他只好开车回去。第二天他又开车过来找姐夫。他说，就是信服姐夫的医术。

姐夫看过的老病号，有一些离开了老家，在广州、深圳居住，可一旦有头痛发热不舒服的，也要打电话回来让家人去找姐夫抓药、开处方，再快递回去。他们不肯去光顾那些大医院，大概是觉得姐夫开的药便宜有效吧。

我们兄弟三人都在佛山工作。家人一旦有什么不舒服，我们都会打电话给姐夫，报告病情，要他开处方，我们再去药房抓药，往往都能很快好起来，省事又便宜。姐夫俨然成为了我们的“家庭御医”。

的确，姐夫勤学不辍，凭借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领悟医学精髓，医者仁心，服务社群，深受周围百姓的喜爱。

我想，有这样的姐夫，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