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城市,高楼林立,电影院遍布街头。富裕起来的中国人们开始走向幸福的天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许多人离开喧嚣的城市,放飞自己,走进乡村,陶冶情操,追忆童年踪迹;走出国门,见识更加宽广的世界。
然而,电影院仍以其独特的音响效果和观赏氛围得到人们的青睐。人们在手机上可以轻松地查看每个电影院放映影片的场次,了解电影票的售票情况,灵活地选择自己想要的位置购买电影票,然后在放映的时间前往电影院观看,那份惬意,尽在不言中。
可是,四十多年前的中国人却无法像现在这般洒脱。那时的人们,生活单一,看电影差不多是唯一的娱乐方式。晚上的露天电影,无论是在哪里,几乎场场爆满,因为那是免费的,人们都会趋之若鹜,永远不会落下。
县城的电影院,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也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只要大门一关,窗帘一拉,关上电灯,随时都可以放映不受丝毫影响,最受人们欢迎。
但去电影院看电影要花钱,人们还没有足够的闲钱去奢侈。
我们离县城三四公里,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小孩子都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
县城附近的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学生票大致是5分7分不等,孩子们喜笑颜开的,校园内外一片欢腾。
几分钱的事,大部分家长还是满足孩子的,有时还会占点便宜让孩子买多一张票,要带着孩子自己也去饱一下眼福。可有的家庭实在拿不出钱哪怕是几分钱来,孩子哭闹也没用,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开心。
拿到钱的孩子高兴,就盼着能拿到一张好票。所谓好票,就是中座后座或是楼座正中的位置了,能拿到楼座一排正中的票那是最好的了。
每个班拿到的票好差不均,老师不能偏心给哪位学生好票,只能让孩子自己去选。为了公平起见,有孩子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把电影票夹在书本里,谁翻到哪一页的票就归谁,这样就无话可说了。
翻票的时刻到了,孩子们既紧张又激动,都睁着大大的眼睛看着,生怕好票都让人抽去,心里默默地想着还有几张好票。有的孩子还要搓搓手吹吹气再去翻书,好像这样才有好运抽到好票似的。
翻到好票的自然兴奋不已,而抽到差票的只有叹气的份,不过能去电影院看上电影都是令人高兴的。
学校组织看电影,当天上午或者下午停课,大家是不用担心课程的。
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孩子们有的由家长带着去,有的由大一点的孩子带着去,还有的就是几个孩子结伴着走路去。
遇上是春天早场8:30的电影,天还没亮,孩子们就会催促家长早早起床弄早餐,然后胡乱吃几口就急着赶路了。春雨后的道路泥泞,可孩子们依然脚下生风一般,在8:00前到达电影院门口排队了。
看完电影,孩子们就有了话题喋喋不休。
为了看那一场电影,我们还有一次“逃票”的经历。
那天午饭后,我和两个小伙伴相约去县城电影院看电影,三人各自带了8分钱,以为每张学生票7分钱是够的,还有1分钱的零食。可是买票时没有学生票卖,每张票要1角钱,我们还差6分钱。
兴冲冲走了几公里路,如果看不到电影那是令人失望的,可是买三张票又不够钱。怎么办呢?
忽然,我们发现有人在电影院里面楼梯的拐角处往外面抛电影票出来,原来这里有窗口对着大街,他在将检票员撕掉的票扔出来给外面的人。
我们商量着也去试一试,买两张票,两个人先进去,一人拿着票的上端一人拿下端,让检票员撕下一角。两人进去后,再去楼梯的拐角处把撕剩的票根抛下来。
我比他们矮小,就由我去行动。我在外面接住飘下来的票根,用口水粘一下,凑成一张“完整”的票,就去“冒险”了。
虽说这有贪小便宜的嫌疑,可实在是因为贫穷的无奈之举,我想也是考验孩子们的一种“智慧”吧。
我跟在人多的长龙后面,心里还是紧张兮兮的,直担心露馅。来到检票员面前时,我故作镇静地掏出“电影票”,小手把粘痕捏住,免得他看出门道来。
也许是人多检票员顾不上细看我的“票”,也许是他的粗心大意,又或许是他对我这个农家孩子的怜悯没有拆穿我的“计谋”,总之他撕下我拽着的“票”的一角放我进去。我就这样蒙混过关了。
我们三人带着好像冲破敌军阵地的喜悦,找到座位,三人共两张位置喜滋滋看完了电影。期间我还担心会不会有人来查票,赶我们出去呢。
我们庆幸没有被这次的“壮举”冲昏头脑而变成“常态”,我们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长久这样的话,或许会让我们误入歧途。
1982年放映的国产第一部武打电影《少林寺》,那可是盛况空前,简直是人山人海,电影票很难买到。不少“黄牛党”看到了商机,他们早早占位排队买了几十张票,再用一倍两倍的价格倒卖,电影票很快地被抢购一空,他们美美地赚了一笔。
有位同学的父亲在电影院上班,我们几个同学才从他那里幸运地买到了电影票,在周六下午看到了这场梦寐以求的电影,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的确,那时的人们对电影票的渴求非同一般,有时真是达到了梦魔的程度,看一场电影连续看几次甚至十几次的都有。
几十年光阴一晃而过,中国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年农家孩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一幕成为了永久的历史,但在我的脑海里依然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