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记

暑假期间，好友文新邀我喝茶，他岳父岳母从深圳来禅几天。他岳父老记是我的旧同事。

和老记聊天，充满了温情，充满了怀旧，也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味。

老记，大家又叫他“老识条”，大名饶晓。

关于他的大号“老记”的来历，我无从考证，但我想大概他是少年老成的多面手，吹拉弹唱样样行，上懂天文下懂地理的“百晓先生”吧。

初识老记，还是我在1986年9月调入丝光小学后和他同事，我担任五年级1班班主任，任教语文，他任教我班数学。

他，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魁梧的身材，端正的五官，浓密的眉毛，也堪称一位美男子了。得意说笑时，他总会习惯性地眨几下眼。

据同村的老师介绍，老记因为有一位身在台湾的父亲，前程受到影响，虽有一身的本事也无法进入到高等学府深造。只是上完了高中就早早步入社会，干着出大力流大汗计工分的生产队劳作。

他身材好，能说会唱，被招进了大队文艺队，偏偏他又喜欢这一出。他们农闲之时排练节目，走村窜户表演，深受村民的欢迎。

老记浓眉大眼，喜欢揣摩人物内心，又善于观察，模仿人物倒是惟妙惟肖的。渐渐地，他成为了“台柱”，扮演正面形象非他莫属。他是大队文艺队重要的一员，村民都忘记他有一位身在台湾的父亲了。

老记虽然年纪轻轻，可他聪明好学，深谙乡村的风俗和村民的礼数。哪家村民有红白喜事，都请他去主事，他也打理得妥妥帖帖的，深受老人们的喜爱。

他也渐渐有了“名气”，成了村民的“名人”。

在那特殊的年代，有人妒忌老记的本事，向上级反映老记的父亲在台湾，是个“伪军官”，老记有“通敌”之嫌，想整一整他。

上级电话指示要对老记进行清理和打压，可是村干部看到老记是个人才，硬是顶着压着没有去处理。老记也“犹鱼得水”，发挥得游刃有余。

“文革”结束后，大队文艺队解散了，老记也“无事可做”了。

这时，高考恢复了，学校教育也得到了重视。

老记本想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无奈上有老下有小的拖沓，加上那时的高中“水份”不少，确实无法与人竞争。考了两次没有考上，老记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务农了。

正好家门口的学校缺人需要民办老师，老记的高中水平绰绰有余，加上他有丰富的“阅历”，大队干部就推荐老记去学校当一名民办老师。

学校就在他们村屋后面，只隔了一条大路和学校的操场。

老记还存“私心”，三个孩子正在读小学，他想看住他们。于是，老记半路出家，成为了一位民办老师。

我和他同事时，老记已经代课了三年。他的大儿子已读五年级，为了避嫌，他儿子在另一个班。两个女儿在读三年级。

老记是个多面手，可以任教小学的各门学科。学校根据需要，安排他教数学。由于学校宿舍紧张，领导看到老记的家近在咫尺，就只给他配了一张办公桌，和另一位教数学的文洪老师一起办公。

虽是任教数学，他的书写倒是龙飞凤舞的。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赋，还有点抑扬顿挫的味道，有时还玩点小游戏，学生觉得学数学有趣，也在不知不觉中学有所成。

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在他面前也是服服帖帖的，因为都是本村的孩子，家长都是老记所熟识的。孩子一旦有调皮不听管教的，老记与家长聊上几句，家长马上会棍子侍候，孩子们都不敢造次。

我和老记合作愉快，互相照应。对那些特别顽皮的孩子，老记也帮着收拾，因此我们班的孩子也就比较乖巧了。

那时的乡村小学，还没有英语学科，除了语文数学，其他都属于“杂科”，“杂科”都是主科老师兼任的。美术课就是照着老师的画来画，音乐课就是抄上一些流行歌曲如影视歌词等让学生唱，体育课大部分是放羊式。

我是师范毕业的，学了一些图音体知识的皮毛，还学会了脚踏风琴这种“洋乐器”，倒也可以“滥竽充数”教音乐。

在丝光小学，学校就安排我教五六年级的音乐。学校有一台脚踏风琴放在我的宿舍兼办公室里。

教学之余，老记也会来到我的宿舍，毫不客气地前来弹唱一番。看他那架势，虽是自娱自乐，可也比我这位中师毕业生强了。我想，他有多年的艺术功底，能有这样的水平也是正常的。他那宏亮的歌声，配上优美的音乐，和谐动听，令人舒服。

我也兼任着大队辅导员。那时的大队辅导员，没有什么其他待遇，只不过是挂个名而已，平时没有实际的工作，只在六一节组织个游园活动就行。

可偏偏在那一年六一前夕，学校接到了镇小教办的通知，要在庆六一活动中搞个全镇小学大联欢，每间小学都要出一个节目，可合唱可歌舞可诗朗诵。

接到任务以后，我有点头痛，不知从何着手。我本是个“半桶水”，缺少“音乐细胞”，加上农村孩子也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况且我不是“巧妇”。

正在我左右为难之时，老记主动请缨为我解围，他要排一个舞蹈节目。当时，歌曲《血染的风采》正在全国风行，董文华的歌声到处在飘荡。老记独具匠心要编排这首歌曲的舞蹈节目。

我对他充满了感激，心想，幸好老记是这方面的人才，不然真是让我难堪呀。

他在五年级里挑选了八个女生。说实在的，五年级女生不多，农村的女孩要帮家长干农活，常年日晒，皮肤都黑黑的，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白里透红，而且长得很一般，舞蹈的基本功更是为零。

那时乡村小学都是下午四点多就放学了，离天黑还有好一段时间。老记就利用放学后的时间进行排练。他从基本功开始，一步步地教她们动作，一举手一抬头都要求规范，最后再排造型，让我用脚踏风琴来伴奏。

初夏季节，教室里没有风扇，从屋顶砖瓦里透来的热气依然袭人，老记的衣服很快就被汗水打湿了。对这班农村孩子，老记大有牵牛上树之感。他知道任务的艰巨，就得花更多的时间来打磨。

他有时也利用“杂科”时间来排练，真的牺牲了不少休息时间。

一切都在有序地进行。

到了六一节那天，我们带着学生步行来到中心小学的礼堂。

全镇十二间小学表演的师生都来到这里，只能容纳几百人的礼堂里挤满了人。

各间小学带来的节目有独唱有朗诵有相声也有舞蹈，各具特色。中心小学人才济济，排演的节目载歌载舞，声势浩大；机场小学的孩子大部分是部队子女，穿着打扮漂漂亮亮的，节目也是顶呱呱的，他们还有专车接送；还有一些附城小学，表演的节目也是响当当的。

到我们的《血染的风采》舞蹈时，由于学生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场面，大家都比较紧张。我用脚踏风琴现场伴奏时，生怕按错了琴键，弹错了节奏，手上身上满是汗水。而学生，在最后排造型时，居然一下子踩不上去，要第二次才能上去展开国旗，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们的舞蹈节目堪称新颖，正流行的《血染的风采》歌曲深深打动着观众，收到不少掌声。

最后结果，我校节目荣获三等奖，成绩排在前列，圆满收官。老记功不可没。

老记是一位半路出家的民办教师，只领着30多元的工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一日三餐都在家里，教学之余，还要帮着妻子踩踏缝纫机车衣服。

老记妻子（我们称她毛嫂），勤劳善良温柔贤惠。农忙时忙田活，晒得黝黑。农闲时，还领了不少缝纫活来加工，赚取一些零钱来家用。

那时没有大型的衣服加工厂，批发市场卖的衣服都是分散加工而成的。加工者们领到已经裁好的一片片面料，进行包边、接缝、钉钮眼等加工活，以完成后面的工序。老记夫妻一年四季都不闲着。

老师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凑在一起喝茶谈天说地，而老记却在家里忙乎。

我们的衣服掉了针线时，我们就请老记帮忙接缝，老记二话不说，有求必应。我们几个年轻人也喜欢去老记家聊天，有时也去蹭饭吃。老记一家都很热情。

老记有位慈祥的老母亲，识大体顾大局。她出身于大富人家，嫁得老记的军官父亲后，诞下了两儿三女，可是在老记只有几个月大时，老记父亲随军迁入台湾，她成为了与夫君隔海相望几十年的“寡妇”。

是她独自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五个孩子抚养成人。由于身份特殊，她还得遭受旁人异样的眼神。

她性格开朗，儿子儿媳的孝顺，邻里乡亲的和睦，老人也并不寂寞，活得有滋有味的。

来到老记家，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阿婆”，她笑口常开的。我们与老人也无拘无束的，她也喜欢跟我们开玩笑，说笑着要为我们年轻人牵线搭桥做介绍。有时还招呼我们吃饭，她和媳妇做好饭菜后，就和孩子们躲在厨房里，从不和我们一起吃饭，大概是怕我们尴尬吧。

我们都说，这位老奶奶真好。

在老记家，我们也看到了他父亲的真容——来自台湾的彩色家庭照——和老记一样英俊的老人。

据老记说，信息中断了四十多年的父亲，在两岸关系得到缓和的情况下，几经周折，终于和老家联系上了。老记一家才知道父亲依然健在，在台湾另外娶妻生儿育女了。老记父亲寄回的家庭照，也可以看到他在台湾的生活其乐融融。

1990年的春天，阔别大陆四十多年的老记父亲，在大陆寻亲团的帮助下，踏上了回乡之路。

这是多么令人激动的场面呀！

年近八旬的老母亲盼了几十年，终于盼到了夫妻团圆的这一刻。她失眠了几个夜晚，不知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时刻。老记不得不和母亲几经长谈，几番抚慰老人“驿动的心”。

80多岁高龄的父亲从台湾坐飞机回到家乡，他对老家这片土地有着太多的感情，家乡的一草一木，都能让思乡的心情得到平静。他说要好好享受当前的生活，因为在台湾的40多年时间里，感觉自己就像一片浮萍，找不到自己的根。

不能忘本，家是指引行动的向心力。当年离家正是壮年，此时回家已是暮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曾与家乡失去联系40多年的老人无疑是最能够体会诗中之意的。

望着老家这边的妻子安康，孩子们都已成家，儿孙满堂，老记父亲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与儿子彻夜长谈。他对妻儿充满了愧疚和无奈。

他说：“儿子呀，我对你们真的有愧呀！特别是你，出生不到八个月爸爸就离开了你。

“离开大陆的几十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家里的妻儿老小。

“最初的几年，总想着能‘反攻大陆’回来与家人团聚，这也是每一位老兵的想法。但‘反攻大陆’始终遥遥无期，台湾当局最终不得不放弃。

“在宝岛台湾，也并不是所有当兵的都能荣华富贵，只有那些当官的才能捞到好处。当然，对比大陆，那些遣散费还是可以让生活无忧的，但不少老兵就这样孤独终身，最后‘客死他乡’。

“我也不是什么大官，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文员罢了。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长得比较英俊魁梧，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碰上了你小妈，并被她看上了。

“眼看着无法再回故里，我只能把牵挂埋藏在心底，成为了‘渔霸’的女婿，在台湾再次成家立业。

“我也知道大陆亲人生活艰辛，总想着能帮上一把，可无奈大海阻隔，信息全无，自己在台湾的四个孩子正嗷嗷待哺需要供养，生活负担也很重，实在无能为力……”

老记能再见到父亲，已深感老天的恩赐，不负此生了，岂能再奢望父亲的其他？

这一夜，父子两人的眼眶都噙满了泪水。

父亲在家的半个月时间一晃而过。他留下了一笔给老妻的养老金，还有一台彩色照相机，又回到了台湾。

由于年岁已高，容不得颠簸折腾，老人就没有再老家了。后来，老记父亲又回了大陆一次，这次去了上海，去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寻找当年的足迹。

老记父亲以95岁高龄在台湾去世，海岛那边的孩子虽不舍得让父亲离开台湾，但按照老人生前“叶落归根”的遗愿，还是将老人的骨灰送回大陆老家。而老记母亲，也是以96岁高龄而善终，最后与夫君合葬在一起，再也不分离。

这台老记父亲留下的彩色照相机可是珍稀品，称得上是全镇小学教师的第一台彩色照相机了。

老记从不吝啬，甚为大方，只要有人需要，他就有求必应，方便他人。

从此，学校组织的教师活动，甚至是学生要照毕业相，老记都会贡献出相机，为大家留下了珍贵的彩色照片。我也荣幸地拥有了人生第一张彩色照片。

老记的彩色相机真的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谋杀了不少胶卷。

镇教办的领导知道了老记有台彩色照相机，也就多次去借用。后来在一次外出活动中，有一位领导把相机遗忘在公园给弄丢了，再也找不回来。领导只好象征性地赔了老记几百元，老记也只好作罢，不再去深究了。

老记没有靠海外关系而转正，是靠自己的真本事转为公办教师的。

当时国家出台了一个政策，凡是有海外关系的民办教师，教龄达到十年以上的，都可以转为公办教师。

“货真价实”的老记，由于参加民办教师的年限不够长（其实老记已经达到了年限，但校长提供不了原始档案）而耽误了转正，倒是有一位同校的毛老师，看到了机会，巧妙地借用了老记父亲的“亲戚”关系而提前转了正。

老记是在后来参加了华南师范大学的函授进修学习，取得了大学文凭，又参加了转正考试凭真本事而转正的。

老记转了正，调离了丝光小学，也走向了领导岗位，成为了一位教导主任。

老记对自己孩子的学业也看得很紧。儿子读小学时，同屋有十几个和他儿子年纪不相上下的孩子，其中几个特别淘，成天上蹿下跳，无心向学，经常拉着老记的儿子去玩。儿子的心思也有点野了，做作业也开始马虎了。

老记发现了儿子的这一苗头，给儿子好一顿教育。在学校上课时，老记会偷偷地去看一下孩子的表现，一旦发现儿子有不专心，下课后就要对他一阵很批。放学后也规定儿子不能随便出去和那班孩子玩在一块。

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老记硬是把儿子的心思给扭转了过来。

在小学升中考试中，同屋十多个孩子里只有几个孩子能考上，老记儿子是考得最高分的。

老记深知教育的重要，更懂得孩子的未来离不开教育。尽管民办教师工资低，生活维艰，供三个孩子读书可不是容易的事，可老记夫妻凭借着顽强的毅力，依靠勤劳的双手，硬是把三个孩子都培育成才。

老记的三个孩子很争气，都考上了师范学校和幼师学校，毕业后都成为了小学老师和幼师，接了老记的班。大儿子和大女儿还找了小学老师为妻为夫，小女儿找了一位公务员，一家六口都是教师，成为真正的教师世家。

老记后继有人，事业蓬勃发展。可在2003年，镇教办领导要提老记为校长人选时，老记却急流勇退选择了提前退休，因为身在深圳的儿子儿媳即将诞下新一代，老记夫妻要前去照顾。

饶晓，我们的老记，从小没有得到过父爱，却知晓母亲的艰难，成人后对母亲百般孝顺，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他勤奋好学，靠自身努力，为自己的事业开辟了新的天地；他懂得对孩子的教育，舍得花钱投资教育，为孩子们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老记的人生，活得精彩。

而我，是老记两个女儿的老师，后来又成了他大女儿婚姻的牵线人。

几十年了，我和老记始终保持着联系。

       （此文首发于2024年5月9日《渤海文学》微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