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 年 似 水

旷野的风，从八里畈吹来，拂过古文壑，吹拂着高桥村。

旷野的风，吹拂着年轮，一轮又一轮。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七里岗似一条卧龙，从罗河镇大包庄村包山起源，经过罗河铁矿一直延续到高桥村的眠山村民组，这条山岗整整七华里路，所以人们把它叫做“七里岗”。七里岗的尽头是八里畈，也就是说从高桥眠山开始到黄泥河街道要经过八里路的大畈区。七里岗在罗河境内，八里畈属于泥河镇，以前交通不发达，人们上街赶集往往靠步行，龙西（现在合并为大包庄）人到黄泥河赶集要经过七里岗、八里畈，再到黄泥河，一共十五华里路程。

在七里岗的中心地段有一个较大的自然村庄叫柳庄，它分为三个村民组:罗元、杨庄、柳庄。这个大自然村庄五十多户，二百八十多人口，姓氏较多，有姓高、汪、王、洪、徐、鲁、余、章、黄等，奇怪的是竟没有一户姓罗、姓柳、姓杨。

很久以前，这里住着姓罗的大户，家业较大，周围一带山林田地都归罗家所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为了适应后代需要，罗姓大户不断圈地盖房，建起庄园，园内家家户户相连，外围只有东西南北四个大门进出。远远望去，一座偌大的庄园像一座小城市，在方圆几十里都非常有名。当时此地没有地名，人们要表述这里自然而然提到罗家的庄园，这样“罗园”的名字就慢慢由来，后来人们为了简化，便将“罗园”简写成罗元。太平天国期间，太平军（人称广西佬，长矛子）攻打枞阳县东乡（今周潭镇，武术之乡）吃败仗而回，一路烧杀抢劫，人们纷纷闻风而逃，罗氏自然也不例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太平军没来之前就带着金银财宝和全家老小逃得无影无踪，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人去楼空，由于无人打理，房屋自然塌落，只留下罗家大坟，无人看守。

罗家大坟是个很大的坟冢，正南方向，里面至少有十几棺棺木，坟前中间立有一块大碑，宽一米，高一米三左右，大碑两边各有一块小石碑，二尺高，宽一尺五左右，由此可以想象罗家当年人丁兴旺。罗家大坟是个比较有名的坟冢，范围很大，地势较高，一到夏天傍晚人们常常带着板凳、竹床来此乘凉。1992年因修建合铜公路被迁移。

罗家离开后，此地空留一片田地和山林，后有不同姓氏的人陆陆续续迁到这里住居，繁衍后代。最早迁入的是太平天国时期，大部分是在民国期间迁入。现在柳庄的姓氏开始都是从外地迁入，没有一个土生土长。

据现年76岁的汪留保介绍，自己的汪氏祖先开始姓吴，潜山人，周朝时在朝廷做大官，后被奸臣所害，为了活命，他不顾家中的高楼深院和金银财宝，只挑着一副担子逃到龙桥镇凌安村，隐藏在汪冲的山中，改名换姓汪，在此生活并繁衍后代。汪留保的祖父汪金沧，生养了7个儿子，原住泥河镇洋河村十冲村民组，家有良田百亩，山林一片，生活在很大的四合院中，衣食无忧。太平军的突然到来使他们一家老小措手不及。为躲避杀人越货的太平军，慌乱中兄弟7人纷纷而逃，汪留保的父亲汪福荣单人一人跑到这里，后与其他兄弟再无联系。汪留保就是在柳庄出生长大。

柳庄姓高的住户不少，但源头来自两个不同的地方，按照当地的方言说“不是一个高”。民国初期，为了生存，桐城公塥（现枞阳县白柳镇公塥街道）高姓有一后裔迁居于此，在这里生养了4个儿子，后经繁衍，后代越来越多。无独有偶，当年桐城高埠一高姓在国民党庐江县政府里当伙夫，听说柳庄有高姓来此安家落户后，也带着全家老小到此住居。经过几代繁衍，高姓人口越来越多。由于这两个高姓不是来自一处，两家族后曾有过通婚的历史。

清末民国初期，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之处，小岭徐姓后人徐大奎从黄龙村沈桥湾迁到柳庄，开始了漫长的人生生涯。

民国期间，砖桥洪姓一后裔从矾山田桥迁到柳庄，其孙洪增柏曾任泥河公社东方红大队书记，后连续任朱桥大队书记近四十年。洪增柏虽然不识字，但他工作能力出众，为人正派，在朱桥周边享有很好的口碑，他平时坚持劳动，十分注重养生，97岁寿终正寝。

柳庄的鲁姓和章姓来自鲁湾和洪老。清朝末期，桐城钱铺（现为枞阳县钱铺）章姓为了安置后代，便出钱在柳庄附近的洪老村民组购买了一部分山林田地，章氏来时是一人，后经发展人口急剧增加，为了安置后裔，章姓便向周围的村庄迁移人口，向南迁移到柳庄，向北辐射到泥河镇文孝村（现并入八里村）。柳庄的章姓由此而来。

最迟迁到柳庄的是黄树成户。黄树成，原住居在杨楼大队（现并入黄龙村）黄院村民组，曾任杨楼大队会计，1965年修建青山水库，他所在的黄院属于淹没区，为了修建水库，他不得不顾全大局，背井离乡，携妻带子迁移到柳庄。

柳庄过去也叫“芭茅巷”。由于地处七里岗的中心，迁入的住户房屋“一”字型排开，形成一条街，住房的背面紧靠一片狭长的芭茅地，有800多米长，非常壮观。以前龙西人到黄泥河赶集来回都要经过800多米的芭茅地，于是过路人把这里称作“芭茅巷”。民国初期，芭茅巷附近塝上住着几户文姓，人们把这里称作“文家塝”，后不知何故，文家迁往他处。

迁移的人好比顽强的种子，不论撒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他们深知迁移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迁移的道路上，他们不仅在寻找新的土地，更在寻找新的自己。早期的柳庄，山寒地瘦，生产条件十分恶劣，为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柳庄人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耕作着、生存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姓氏虽然没有血脉相承，但他们多年来一直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团结协作，使粮食产量稳中有增。特别青山水库修成后，发挥了巨大的灌溉效益，使原本水利条件较差的柳庄旱涝保收，粮食不断增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店桥公社在柳庄召开粮食增产现场大会，来自全公社的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参加了会议。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柳庄人口达到200多人，由于生产队规模较大，征购和派购任务较重。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柳庄人本着“先国家，后集体，再自己”，正确地处理了三者关系。他们肩挑稻谷，翻山越岭，来回十几里路，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为完成生猪派购任务，他们经常在羊肠小道上艰难地牵赶着牲口......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生产积极性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1970年在生产队长汪留保的主张下，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将柳庄分为三个村民组，基本按姓氏划分组合，以徐姓为这一组，取名罗元，以王姓和章姓为一组，取名阳庄，其余的划为柳庄。

迁移，不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也许是受先天性影响，或者说是来自多样不同的文化融合，柳庄素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乡”之称。主要非遗文化有：大鼓书、花鼓唱、门歌。

大鼓书，主要以汪留保和高青海为代表。

汪留保，小学文化，从小喜欢看古书和小说，后跟师傅学说唱艺术。大鼓书是一种说唱兼有的传统艺术，演唱者一手敲鼓，一手夹板，配合唱腔、说白，有时还伴有动作表情。由于白天大人们要下地干活，所以说听大鼓书大多是晚上的事，且说书人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大多靠外出说书谋生，说唱费由生产队统筹。汪留保出师后到矾山、铜陵、青阳一带说书，说书的内容主要以隋唐文化为主，有《罗成招亲》、《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在那个时代，大多村民组“三无”（无电、无电视、无广播），大鼓书无疑成为人们最好的精神食粮，备受人们欢迎。说书，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谋生增收的手段，据汪留保回忆，那时生产队一个工分价值0.4元，而自己说一晚书报酬是2.5元，外加一包“东海”香烟（价0.28元），经济上肯定划得来。汪留保说书艺术很高，他声情并茂，时紧时慢，扣人心弦，以前他常去矾山余铺（现改为乐华）那里说书，而且一说就是几个月，那时在余铺只要提到“七里岗上说书的老汪”，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原高桥村书记王青发这样地赞美大鼓书：“弘扬历史赞英雄，百姓扬眉侧耳听。歌颂人民歌颂党，宣传孝道树新风”。汪留保长子汪向明，芜湖弋矶山医院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如今，大鼓书虽已远去，留给人的是昨天的记忆，今天的乡愁。

花鼓唱，以汪留保、高青海、高青柏、高世信为主要代表。花鼓唱是一种集曲艺和歌舞为一体的汉族民间表演艺术，其表演形式通常由三人组成，一个主唱，手拿鼓，两个伴唱，手拿手帕，化妆成丑角，边舞边歌。历史上，艺人常以此为出门卖艺的手段，使其传遍大江南北。柳庄的花鼓唱除上门表演外，还配合舞灯演唱，成为舞灯时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门歌，以汪留保兄弟二人和高青海兄弟二人为主要代表。“锣鼓响，脚板痒”。门歌也叫卖唱，春节期间还流行着一种文化，一般由两个人组成，一个打鼓的是主唱，另一个打小锣的是帮腔，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最忙的是正月初一、初二，到正月十五结束。卖唱的上门，人们一般递上香烟，给到一至两毛钱。据汪留保回忆，以前每年正月初一到初七，他兄弟二人到铜陵、青阳等江南一带，白天卖唱，晚上说书，收益颇丰。汪留保和高青海，他们对《三国演义》能倒背如流，喜欢讲，喜欢跳，喜欢唱，临场发挥能力较强，他们可以根据上门家的门向、房屋住所等，即刻编唱出吉利的门歌，所以他们唱到哪里，都受人们欢迎。

如今，柳庄的花鼓小调在乡村振兴和文化旅游中发挥巨大宣传的作用。它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还能生动地描述本土特征。高世信，柳庄人，罗河文化站工作人员，他擅长以花鼓唱形式自编自演项目，多次代表罗河艺术队参加县里文艺汇演，并多次获得表彰。2020年在黄山寨的春晚会上，高世信的花鼓小调《我们罗河这样美》音色清亮，声情动人：“歌唱罗河好风光，罗河是个好地方。人居环境多优美，绿水青山好风光。我三人站在舞台上，手捧花鼓放声唱。歌唱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放光芒。歌唱繁荣新时代，祖国山河大变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