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院深深

岁月含香，秋韵悠长。

悠悠大鼓岭，位于高桥村的东方，它作为庐江大鼓岭张姓的发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沉淀，千百年来见证着历史王朝的更迭和岁月的变迁，历史的痕迹与现代的景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相辉映，让人肃然起敬，浮想联翩。

在大鼓岭的西北处有一个较大的自然村庄叫楼房院，屋舍错落有致，白墙红瓦与金色田园、蓝天白云共同构成了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元末明初，大鼓岭张姓始组从柯坦迁到这里，经过繁衍，后裔不断向周边辐射。楼房院由于离大鼓岭较近，且山好、水好、土地好，张姓后人在这里发展很快，不尽人丁兴旺，而且家业发达，于清朝雍正年间建有一个较大的族住地----走马楼（楼上能跑马）。乾隆年间一场大火将走马楼化为灰烬。为了尽快安置族人生活，于是建楼上厅，两层，三间，上面是卧房，一楼是生活厅、客厅，附加厨房，外加一个偌大的院墙，当时此地没有地名，人们说到这里，便提起“楼房和大院”，时间一久，就把这里说成“楼房院”了。随着人口和住房的增多，楼房院建有享堂，布局为大门楼、厅屋 、堂屋，厅屋主要用于会客和办喜事酒席，相当于现在的俱乐部；堂屋用于接祖、老人去世后在此出殡。正月初七是人日，每年这天人们和小孩来到厅屋荡秋千，悬梁被绳子勒出的痕迹足有半寸多深，可见房屋之久。解放前这里住房鳞次栉比，密集拥挤，屋屋相通，房房相连，下雨天都不会走湿路，正因为于此，以前土匪从来不敢来楼房院。特别是早晨雄鸡报晓，给人一种震撼的感觉。由于村庄较大，鸡鸣声此起彼伏，“村鸡三叫醒百家，天泛银辉地漫纱。桃面羞羞情未尽，拼将红晕幻朝霞”。建国后各地祠堂、享堂被收为国有，楼房院堂屋和厅屋成为八岭大队大队部的办公地点。八岭小学开始在楼房院建校，后迁到蔡岗、如岭、八岭。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楼房院住的大多是草房，且又矮又小，容易失火，1962年正月初一不慎失火，由于风大，不到一个小时15户房屋被烧。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楼房院搭台唱戏，村供销合作社设在这里，楼房院称为八岭大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往这里的人很多。1970年--1980年楼房院人口到达高峰期，一个村庄100多户，500多人口，村庄范围面积和人口规模是店桥公社最大的生产队。2000年以后楼房院厅屋和堂屋因无人管理渐渐塌落，现只留下一点外墙的痕迹。

楼房院过去绿树成荫，古树参天，有枫树、松树、黄栗头等，每棵树龄达百年以上，直径在1.3--1.5米左右，这些古树枝繁叶茂，绿意盎然，岁月的痕迹在其身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年轮，它们矗立村庄，犹如一位位守望者，见证着岁月的流转。百年古树是岁月沉淀下的瑰宝，不仅是生命的见证，更是生命的赞歌。遗憾的是1958年高桥村在小洼大炼钢铁，楼房院大量的古树被砍。至今留下的一棵黄栗头古树有200多年树龄。

离开或生活在楼房院的人都忘不了养育自己的一口古井，这口古井位于村庄东南的一口大塘边，井水来自地下泉水，出水量大，保障了村庄500多人的吃用水，井中的水面常高于塘中的水面。该井五米多深，用石头砌成，井口圆形，井水水质好，常有大鼓岭的人来此挑水。

楼房院人口众多，比较团结，对外注重形象，遵纪守法，有一种超前意识和敢为人先的精神。1979年当改革开放的春潮在中华大地刚刚萌动的时候，为了更好地发挥生产积极性，楼房院就秘密地分田到户，他们的模式类似小岗村，先开会讨论拟好协议，然后各家各户户主签字按下红手印。楼房院是泥河区分田到户最早的生产队，得知这一消息后，时任店桥公社党委书记夏维平和泥河区农会主任赶来，在听取汇报和查看签订的协议后，夏维平说：“分田到户，中央的政策没下来，你们的做法我不能说是正确的，但也不能批评你们”。这无疑是对楼房院分田到户的肯定。直到1980年八岭大队其他生产队才分田到户。楼房院人勤劳苦干，改革开放后，店桥乡第一个万元户就出在楼房院，万元户叫张遵根，绰号“大留万”，是原店桥乡建筑工程队负责人，主要承包土建工程，板车运输，共有十几支班组其中板车运输队伍就有200多人，带动方圆几十里乡亲们发家致富。他创建的工程队八十年代初期每年上交店桥乡政府几万元，为铜陵市发展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张遵根还常为公益事业主要是捐助铜陵水泥。

楼房院最有名的文化就是灯会了。

灯会，亦名“灯展”，是一种古老的游艺民俗。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写了《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枝头，人约黄昏后”，说明在宋朝时就有灯会了。灯会，顾名思义是晚上的事，以前的女子身在闺房不出门，只有到灯会才有男女相见相约的时候，《生查子》的下一阙：“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表情极明显，《生查子》这首词之所以出名，与情感渲染有关，一个“湿”字，将物是人非、旧情难续的感伤表现得淋漓尽致。

楼房院的灯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一直以狮子灯为主，每场灯会由三套班子组成，一是狮子灯，二是花鼓唱，三是挑花挑，阵容庞大，表演人数达四十人以上。年前由灯务长安排开始排练一个多月，先从本生产队开始，后送往外地。送灯前先由有头面的人送灯贴，然后等灯会来了由对方的人开门燃放爆竹相接，送灯贴的人很重要，不是户户送，遇到房屋条件差或者穷苦、刻薄人家就不送贴，民间有“不看玩灯者，只看送贴人”的传说。玩灯的鼓很大，由两个人抬着，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打鼓，前面有大锣开道，乐器有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木鱼等七种组成，一路锣鼓喧天，爆竹声声，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对于外出送灯的，花鼓唱和花挑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一场，凡是送到贴的，舞灯的须要进入每家每户。为酬谢舞灯的人，人们常将烟、糖、糕、红包等用长盘拖着送给引灯人。狮子灯一般由三个人组成，两个人合作扮一只大狮子，舞狮子头的力气要大，双手执道具戴在头上扮演狮头，舞狮子尾的身体要特别灵活，俯身双手前者腰部，披上麻袋缀成的狮皮扮演师身。狮子外形夸张，狮头圆大，眼睛灵动，大嘴张合有度，既威武雄壮，又憨态可掬。另一人扮武士，持彩球逗引，民间把这武士称为“打球的”，球打向哪里，狮子头就奔向哪里。狮子乃百兽之王，民间把狮子当成威勇与吉祥的象征，可以驱魔辟邪。狮子到家，能镇宅旺宅、使鬼神降伏，当年财源广进，合家安宁。舞狮子灯讲究颇多，如不走回头路，狮子灯出门，走哪条大道，先到哪庄哪家，路线在家就定好了，就算走错了路，也不能回头，弯多远也得弯。为讲究吉利，人们常将几张桌子在院子或房中叠加，无论有多高，狮子都要爬上去，意为“喜事节节高”，倘若做不到，会有人出来刁难闹场子，所以舞狮子灯的人必须会武功，桌子堆放得越高，虽然付出的难度大一点，但得到的酬劳也越高，倘若给的酬劳少，无论舞灯人怎么奚落你，你也无解释和还口的理由，这就是所谓的“希望与挑战同在，机遇和风险并存”的“等同效应”。

灯会的音乐旋律和节奏让人感到欢快和振奋，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和激情的世界，狮子灯舞动起来，摇头摆尾间，仿佛给新的一年带来了吉祥和好运。舞狮表演者们精神抖擞，与光共舞，描绘出一幅幅灵动壮观的画面。原高桥村书记王青发回忆道:“民俗风情代代承，年年正月闹花灯。雄狮起舞千门乐，锣鼓喧天礼炮鸣”。

楼房院的灯文化繁荣了多年，演出的范围较广，他们初六出灯（开始），十六残灯（结束）。周围的村庄，远到矾山的砖桥、黄龙的彭冲，楼房院都送过灯，常常一晚通宵。文化大革命期间楼房院成立文艺宣传队，自编自演项目，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花灯文化渐渐消失。如今，花灯虽已远去，但不会消失，它必将深深地根植于高桥的文化和人们珍贵的记忆之中。

楼房院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党员多，有19名复员、退伍军人，先后有十三人任过村干部。

张永灿，1949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部队，参加解放海南岛渡海战役，历任班长，排长，立过战功，1954年荣获全国人民慰问奖章，1958年复员回乡，任沙溪乡党委员、中心小学校长，泥河乡党委员、泥河中心小学校长，八岭小学校长，1978年离休。他从教二十年，几十年如一日，以校为家，用他那坚定的步伐诠释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与忠诚，用他的敬业与奉献，为一代一代学子撑起了一片成长的蓝天。其子张双林，继续父亲的路，先后在店桥中学、泥河中学任教，后任庐江县教育局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张永灿之女张小平，师范毕业后一直任教。

张永富，早年参加新四军，部队驻扎在无为三公山，属于新四军七师，1941年在大别山游击战中牺牲，烈士。

张业富，从小穷苦出生，父亲死后随母亲嫁到贵池给人当放牛娃，常和新四军在一起，后来张业富参加了新四军，经历了皖南事变，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解放后任安徽省宣城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

张遵秉，从教几十年，当过多年校长，其子张迎春曾任八岭村党支部书记。

解放后楼房院人才辈出，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张品生，研究生，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张迎周，本硕在南京河海大学，在东南大学读博，现为南京邮电大学教授。

张先余，1965年当兵，1982年转业任泥河人民法庭庭长，1997年任庐江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院长助理。

张遵秉，从教几十年，当过多年校长，其子张迎春曾任八岭村党支部书记。

张先政，八岭和高桥合并为高桥村后，担任第一任高桥村党支部书记。其子，张传信，退服军人，现任高桥村党委副书记。

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楼房院的人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8年一条宽敞的水泥路接通到楼房院，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为方便生产、生活，楼房院原有的住户大部分迁住到公路边，村庄至今还留有不少以前的房屋，留给人的是深深的记忆和浓浓的乡愁。

离开了楼房院，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楼房院，作为大鼓岭张姓后裔的一个较大住居地，几百年来，风雨兼程。它的居住史、生活史，恰似人类的发展史，文明史。楼房院，它犹如一个璀璨的明珠，永远闪耀于高桥的历史文化星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