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看热闹

我上小学和初中时很难觅到喜欢读的书。当时好像要求初中学校建图书室，我们中学就在两间平房的门口挂上了“图书室”的牌子，我从门缝往里看过几次，里面没有书。后来，学校安排一位老教师和他老伴搬进去居住，“图书室”的牌子依然挂在门口。

记不清那时从哪儿得到一本《散文选刊》，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一遍。记得其中有篇汪曾祺的《葡萄月令》，写葡萄从一月到十二月，像记流水账，十分有趣，就背诵下来了，从此记住了汪曾祺。后来读他的《五味》《大淖记事》，依旧喜欢得不行，好像二十年前就认识他似的。那时一次语文考试，作文题我写了院子里的葡萄，得了高分。我家院子里没有葡萄，只有三棵枣树和一棵榆树。一棵枣树细而高，另一棵粗而矮，第三棵树干是弓形的，不是寻常见到的歪脖子枣树那种，是整个树干弯曲得像拉满的弓，我那时经常快跑几步窜上去，伸开双臂保持平衡，稳稳地立在弓背上。榆树在厨房门口，厨房是单独的一间房，低矮，土墙，小窗，没有烟囱。后来翻建加高了，墙基垒了几层砖，上面依旧是土墙。夏日里，母亲做好一顿饭，常在榆树下站片刻，说上一句“还是厨房门口凉快”，擦擦汗又去忙别的了。厨房门口不凉快，但比又闷又热烟熏火燎的厨房里，确实凉爽多了。而今父母岁数大了，与我相距千里，常年不能见上一面，我在夏有空调、冬有暖气的房间里，烹一碗粗茶淡饭奉双亲，成了生活的奢望。初中时还读过《高山下的花环》。那是一本薄薄的书，是从舅家拿来的，当晚就在煤油灯下伴着奶奶嗡嗡的纺线声读，纺车在昏暗灯光照不到的墙角处，奶奶纺线不用灯光，摸黑就能纺出粗细均匀的棉线。只记得，我读一遍哭一场，也不知哭了多少场。

初三那年暑假，我在家等录取通知书。那时候好像没有渠道能查询录取结果，不知道打电话能不能查询，反正全村也没有一部电话机，只能干等。父亲从舅爷家带回来一套《毛泽东选集》，我就再不用干等录取通知书了，干完农活回到家就读它。《矛盾论》《实践论》当然读不懂，直接翻过去不读；那些能读懂但不喜欢读的篇，也不读；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选择喜欢的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别了，司徒雷登》篇幅短，易懂，读了好多遍。读得最多的并不是这几篇，是三大战役作战方针、《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与战争有关的，爱看热闹，爱读打仗的，这可能是男孩子的天性。杜聿明的“聿”字不认识，家里没有字典，当时就读“杜什么明”。暑假结束，我背着一本《毛泽东选集》踏上了远途，忘记是哪一卷了。前年，买了一套大字本的《毛泽东选集》，现在视力大不如以前，读大一号字体的书更舒服。

一九九七年前后，我买了《红楼梦》，在新华书店买的半价书，上下两册，脂评本，齐鲁书社出版。它常年陪伴在我的枕旁，前八十回不知读了多少遍，后四十回至今未读完一遍，多次硬着头皮读后四十回，总是读一页半页就随手撂下了，不热闹，不爱看。前八十回里热闹啊，顽童闹学堂热闹，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热闹，林黛玉悄语谑娇音更热闹，但这些都没有赵姨娘出场热闹。赵姨娘不是书中的主角儿，作者善于让赵姨娘出丑，好像她越出丑作者写得越兴奋，场面也就越热闹。赵姨娘的粗俗、愚蠢、自私和委屈，都在这热闹里；作者的悲悯，也在这热闹里。还有一位配角逢出场也必定热闹，草根的刘姥姥，穿针引线地带出许多情节来，从她眼里看贾府的荣与衰，别有一番另眼的热闹在心头。

出场人数多、场面大不一定就写得热闹。《三国演义》里火烧赤壁、水淹七军、七擒孟获场面都不小，水火齐动，锣鼓喧鸣，兵临城下万箭发，不可谓不热闹，但热闹程度不如《水浒传》中拳打镇关西、火并王伦。火烧赤壁是用草船火攻曹营，火并王伦是点燃了安分守己的林冲的怒火。出场人数少也不一定不热闹，哈姆雷特自语“To be or not to be”时，千千万万的读者同他一起热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很热闹，陌生女人的信写得热闹，收信人读得热闹，他们的境遇当然并不热闹，有些凄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