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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凡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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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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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阁凭吊

天阁村位于我们村的西北方向,距离约五公里。我第一次去天阁村还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那时正上初中,是一位刘姓同学骑着他的自行车带去的。那次成行源于他经常对我自夸他们村子如何如何的好。由于时间很久了,我只隐约记得村子里有几段残缺的土城墙,一座香火冷落的红爷庙,还有一座刘古愚的圆形坟茔,其它的全都忘记了,就如同我只记得我那位同学姓刘,至于叫什么,早已记不清楚了。

一位故人阅读我的《小村七结》后和我闲聊,谈论我在文中提起的天阁中学,建议我写一写天阁村。还说我的咸阳百村系列如果没有天阁村,那绝对是没有份量的。

他的话让我决心重新审视天阁村,为它写一篇传记。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走进天阁村,却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历史大门。

耆儒古愚,教育救国

天阁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出现了许多贤能之士。历史上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多达二十余人。这些人中有太学生、武举人、昭武都尉、地方贤绅、名儒,然而最让天阁村人引以为荣的人物是名儒刘古愚了。

他名叫刘光贲,字焕唐,号古愚,但是现在人们都叫他“古愚”,本名很少有人提起。他是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关学的杰出代表人物。

十岁时父母双亡,家境贫寒,由两个哥哥抚养成人。他幼时聪慧,喜欢读书。十五岁时参加报考秀才考试,连续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一举夺魁,名震咸阳。他就读关中书院,师从黄彭年,深得关学精髓。

32岁时他没有考上进士,便依张载名言“孰能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否”,毅然回乡,在村里开办学堂,专心教育事业。

多年来在省城、京城的亲身见闻,让他对清政府的无能和丧权辱国感到十分痛恨,提出了“中国非变法不能图存”的主张。他自筹资金先后在当地的天阁、马庄等四村,还有扶风的午井镇、礼泉的烟霞镇创设了六所学校,对适龄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立志教育救国。他要求孩子们8岁就开始上学,尤其是女孩子更要读书识字。其教育思想充满了现代气息。

当维新思潮兴起时,他积极响应并大力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西学”教育。1884年,他在泾阳县成立了“求友斋”学堂,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以地方教育机构办实学的先河。他开设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讲授西方新学,尤其是对数学在陕西、乃至整个西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成立“时务斋”专门研究国内外大事,宣传维新变法。他制定了“励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十二字学规,感染教育了许多青年人,为陕西培养了一大批维新人才。他突出的贡献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嘉奖,赏加五品衔。

“公车上书”中,参加签字的1300人中,陕西省的57人大部分是刘古愚的学生。当时有人提出了“南康北刘”的说法。刘古愚被视为陕西维新运动的杰出领袖。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他被清廷视为“康梁新党”。学生李岳瑞等人劝他赶紧逃亡,他却慷慨而言:“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然后和学生梁海峰一起在书院里煮酒坐谈,静等杀戮到来。其气节之凛然,让人动容。最终还是陕甘总督敬佩他的为人,以“保全善类”为名,保全了他的性命。

此刻,已经双目几近失明的他,矢志不渝,坚定自己的教育救国的爱国主张,躲避到礼泉九嵕山的烟霞学堂,继续从事讲学。

1903年,作为关学代表人物的他被陕甘总督聘请到甘肃大学堂担任总教习。这是一个类似现代的教务长职务。他除了尽职尽责讲学以外,还追求实业救国,恢复了左宗棠创建的毛纺厂,利用甘肃当地的畜牧业,加工毛毡、呢绒制品。他努力工作,孜孜不倦。别人劝他要珍惜身体,他却说:“国事至此,敢惜身乎?”其浩然之气,感动秦陇大地。

后来,他终因劳累致疾,难以治愈,病逝于甘肃大学堂,享年61岁。康有为称他是“海内耆儒,为时领袖”。梁启超赞他是“关学后镇”。他培养的弟子多达千人。在他的爱国思想感召下,很多人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张秉枢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当初,他带着救国未果的遗憾,郁郁而终,在家乡的黄土地下永久地守望着他曾经渴望富强的这片土地。如今,斗转星移,岁月匆匆,他曾经富强中国的梦,终于在这新时代实现了。我想,一代贤人,今天终于可以安心长眠了。

烈士愿庵,浩气长存

天阁村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曾任中共六届委员会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的刘愿庵烈士了。

他年轻时曾任四川丰都县县长,因废除苛捐杂税,惩治恶绅被革职。对国民党政府失去希望的他追随恽代英,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重庆地委执行委员兼成都特支书记。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会。期间利用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机会,配合刘伯承领导顺泸起义。大革命失败后,遭到通缉转为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秘书长,组织大竹县农民起义。

后来在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先后担任常委、组织局主任、代理省委书记。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回国后担任四川省委书记。

1930年5月5日,在重庆开会期间被叛徒出卖,遭到逮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于1930年5月8日被敌人残忍枪杀。

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在英勇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中,对自己没有能够和妻子生下一个孩子感到遗憾,还要求妻子不要把自己牺牲的消息告诉年老体衰的父亲,请求妻子照顾自己的父亲和教育自己的弟妹。他在最后写到:“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我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别了!我亲爱的我的情人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

其言之深情,充分表现出了一个铁骨硬汉的柔情和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情怀,让我不禁热泪盈眶。这是一个用生命追求真理,用大爱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文化立村,薪火相传

天阁,在古代是尚书台的别称。然而据史料记载和遗留文物证明,天阁村实际在古代叫作“天廓村”,至于何时改为天阁村,民间说法各异。对于天阁村的村史,天阁村的贤能之人专门编篡了《天阁村志》一书,做了全方位、详尽地阐述。作为一个外村人,我就不在这里赘述献丑了。我只想说说天阁村的文化教育。

天阁村人自古以来追求耕读传家,特别注重教育。在明末清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村里所有刘姓男子全部是读书人。以致于民间戏言:“走下马庄坡,秀才比驴多。”

这是由于这浓厚的文化氛围,才让天阁村作为一个村级行政单位,却拥有初级中学,成为咸阳文化大村的典范。这在咸阳塬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所中学为纪念刘古愚,起名“古愚中学”。

如今,天阁村里,曾经香火旺盛的十庙一寺,曾经景色怡人的天阁八景,曾经雄伟的古城墙,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历史留给天阁村人的东西不多了。幸好天阁村人对村里那些残留的遗存做了重点保护,重修了红爷庙,建成了刘古愚纪念馆。

天阁村的先贤忠烈早已长眠于在黄土地下了,但他们的精神却实实在在地在天阁村传承下来了。今天当我再次走进这个古老的村庄,我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传承和发展,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历史的沉重,还有那伟大爱国精神散发出来的煜煜光芒。

记住天阁,就记住了一段永远不能忘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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