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抗战连载

父亲去世以后，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偶然发现了父亲写的一篇抗战回忆录。它不仅承载着我们家族的历史，也反应了阜平苍山乡民间抗战的故事，于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将其整理如下：

一、八路军来了

我十四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当和煦的阳光照进我家小南院的时候，我正扒在水缸沿上看着自己的倒影。我对着自己的影子做了一个鬼脸，拿起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咕咚咚地喝下去。

“老三，怎么又喝凉水啦？娘不是跟你说过吗？入秋了，凉水不能喝了，喝了会拉肚子的。”母亲杨婷峰柔和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娘，我到菜园子里浇水去啦，一会儿回来吃早饭。”我放下瓢喊了一声。

“老三，吃了饭再去吧，大锅里有玉米饼子，还有烤红薯。”娘说。

“不行，娘，太晚了，人家会把河湾里的水用光的。”我说。

在我们阜平苍山乡，河湾就是一个小小的蓄水池，晚上蓄水池里积满了水，白天用来浇地。水是有限的，各家轮流使用，那天轮到我家使用。如果我家没有按时用水，人家就会以为我们放弃这次使用水的机会了，于是我急急忙忙拿起撅头，扭头就往菜园子里跑。

一出门，和我未来的姐夫赵向青撞了个满怀。我姐夫后面跟着两个穿灰布军装的人，我顾不上和他们客气，冲着屋里大喊：“娘，我姐夫来了。”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我姐夫过去是地主家的长工，八路军来了以后，姐夫就当上了阜平苍山乡的民兵队长了。一进门就喊：“大叔，八路军郭队长来了，知道八路军是什么队伍吗？就是当年的红军啊！当年的红军回来了，这一次就不走了，住下来和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这时候我爹正在骚哄哄的驴圈里铲驴粪，他急忙走了出来，非常尴尬地说：“是郭队长啊，屋里坐吧。”郭勇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瘦高个儿，小伙子精明强干，脾气又和善，他说：“大叔，以后我就住在你家里了。你就把我们当成自己家的兄弟吧，千万不要客气”赵向青也说：“张大叔，咱们八路军看上你家的院子了，要在这里办一个印刷所，你看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我爹当年在城里开染坊，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过，当年红军还在我们家的染坊里染过军装呢。对“红军”这个词自然不陌生。听说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我父亲从心眼里愿意他们住下来。当下抗日的烽火已经在阜平苍山乡形成了燎原之势，人人都想为抗日做贡献，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爹知道抗日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说：“那好，那好，我腾出北房给八路军办印刷所，我们一家子到西厢房和东厢房住。”郭勇说：“那怎么行？还是我们住厢房吧。”我父亲说：“依我看你们就客随主便吧，听我的安排没错。”郭勇说：“这样吧，您一家住北屋东面和东厢房,你们是房东呀，我们住北屋西面和西厢房，这样比较方便些。父亲想了想说“好吧，这样也行，正好两个灶火在东西两侧，我们都方便做饭了。”于是我们家那个不大的农家小院子里就住着八路军干部和我们一家七口人。这是一个军民一家亲的组合，在根据地这样的居住组合随处可见。八路军住在百姓家里，就像一家人一样，帮助百姓耕地、浇地、锄地和收割,处处都想着百姓。最重要的是和百姓一起反击日本鬼子的扫荡。

郭勇看见我的的母亲怀着个大肚子，似乎快要临盆了，于是就决定叫两个女同志住在我的家中，她们住在北屋，郭勇和一位姓唐的记者住在西厢房里。其余四个男同志赵晓斌、李卫华、蒋大勇和宋老黑就住在张宗善家里。张宗善家房子比较大，还可以作为开会的地方。安排妥当以后，他们就按照区委的计划做起了组织民兵和儿童团的工作。我的姐姐和姑姑都报名参加民兵组织；而我年龄小不符合当民兵的条件，郭勇让我参加儿童团，我很是兴奋，一直缠着郭勇让他给我讲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

郭勇对我父亲说：“我们不仅要组织民兵打鬼子保卫家园，我们还要组织儿童团做好一些日常的站岗放哨工作，组织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我父亲说：“这做军鞋的工作就交给我妹妹吧，她做的鞋在我们村里是数得着的，又结实又美观。”于是当天晚上我姐姐和姑姑就开始组织村里的大姑娘和小媳妇做军鞋了，一个全民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从那一天起，阜平苍山乡的历史就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我的人生也有了新的开端……。

二、代号“新生儿”

阜平苍山乡就好像是一颗珍珠隐藏在茂密的太行山丛林中。如果把莽茫茫太行山比作大海的话，那阜平苍山乡就是沧海一束。是的，它太小了，小得在地图上很难找到它。

深秋季节的太行山被染上了斑驳的黄色和红色。槐树、杨树和柳树的叶子是鹅黄色和深黄色的，枫树的叶子是火红火红的。地上漫山遍野的开着野菊花，它们有的举着金黄色的小伞，有的顶着紫红色小草帽，有的披着雪白的轻纱……这一切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样恬静而艳丽，好似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创作的名画。

在那金色掩盖下的山谷中是一棵棵枝头挂满了红枣的枣树。那红枣又大又甜，枣肉肥厚滋腻，枣核细小似无，咬一口甜香无比，嚼一嚼满口留香。看着满沟的红枣树上一片通红，已经人到中年的父亲挥起手中的竹竿，一连气的打了十几杆。顿时，一场红枣雨从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的头上淋下来，落满了一地血红的美丽。父亲笑着对母亲说：“傻娘们，快叫你的狗崽子们拾起地上的红枣呀！”母亲杨婷峰呵呵一笑，对着愣怔的我们说：“算女，赐达，志达，快快把枣儿往筐里拾掇。”顿时我们笑着、喊着争先恐后地捡拾地上的红枣。母亲挺着笨重的肚子把筐拉到山坡的下方。她脸上都是妊娠斑，眼睛里露出疲惫的神情。

姐姐张算女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她十八岁了，苗条的身段，身后有一条长长的大辫子，“弯弯眉毛杏核眼、樱桃小嘴一点点”说得就是她。她性情温柔，看见母亲累了，就走过来拉着母亲坐下来，说：“娘，你坐着歇一会儿，我和爹爹跟弟弟们一会儿就捡干净了。”然后，她就埋头捡地上的红枣，捡满了小竹篮，再倒往筐里面，这样一篮子一篮子的，就把筐装满了。

那时候我十四岁，二弟张志达只有十岁，他也毫不示弱，不一会儿就拾了一小篮子，笑呵呵地对母亲说：“娘，你看我多能干呀，已经拾了一篮子了！”父亲很喜欢二弟，他从小聪明过人，三岁就开始识字和算术了。父亲走过来，一把抱起张志达说：“乖儿子，你是这么能干的吗？”然后就在他脸上亲了一口。看得出，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伶俐的二儿子。

不一会儿，两个柳条筐都装满了，父亲说：“今年的收成真是好呀，我把这些送回去，你和孩子们在这里快快拾。”于是，他拿起竹竿向枣树上打去，这一次红枣像冰雹一样从树上落下来，红枣的个头大且硬，像核桃一样大。我们欢笑着、争抢着捡拾红枣。父亲用扁担挑起了两个筐准备回家去。

“哥哥！我来了！”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胳膊上挎着一个竹篮子来了。她就是我们的姑姑张宗风，一个做军鞋的能手。她做的军鞋又结实又好穿，很受妇联主任的赏识。但是她做的最好的军鞋却给心爱的人留着呢，那个人就是住在我家的八路军小分队队长郭勇。她还没有勇气把做好的军鞋送给他。但是，我知道姑姑已经悄悄地爱上了郭勇。可是母亲说，人家郭勇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能看上没有喝过几年墨水的姑姑呢？

姑姑她眉目清秀，皮肤白嫩，拿我们百姓的话说那是“小巧玲珑”。

“你不是在家做军鞋吗？来这里干什么？”母亲对着姑姑说。

“是呀，可咱娘让我给你们送点稀粥，还有咸菜。我也想看看咱家的枣树收成怎么样啦，嫂子，你歇一会儿，吃点稀粥吧？”姑姑对母亲说着，揭开蒙在竹篮上的毛巾，拿出陶罐，往一个碗里倒稀粥。母亲说：“估计孩子们都吃饱了，一边捡拾红枣一边吃，怕是喝不下这稀粥了。”说着自己端起碗喝了起来。

这时候，父亲已经挑着担子走过了山岗，离家不远了。他回头看看，有些不放心。母亲吃完了稀粥，坐在地上看着我们和姑姑一起捡拾红枣，她也随手捡拾了一些。不一会儿，又满了两个大筐。那年的红枣收成真好。这时候有两个要饭的从这里走过，我们都认识，就是槐树庄村的谷耀林和谷彦林兄妹。他们家没有土地，经常挨个村要饭吃。我对着她们喊：“谷彦林，吃饭了没有？”谷彦林回答“没有。”我说：“你等一等。”然后从筐里捧了了一些红枣送给她们吃。母亲说：“赐达，你再给他们一些吧，怪可怜的，两个没有娘的孩子。”我又捧了一些送给他们。其实母亲不说这话，我也想多送给他们一些呢。在我尚未成熟的心灵中对谷彦林有一种朦胧的亲近感。

父亲送完一趟，又送了一趟，父亲说：“今天干不完了，明天再来吧。我先把这些送回去。你们把边边角角的捡拾一下吧。”于是他又回去了。他看看肚大如鼓的母亲，总感觉有点不放心。深怕母亲什么时候把孩子生在枣树地里面。

太阳偏西的时候，母亲去草丛中解手回来，突然感觉不适，她对姑姑说：“不好，我肚子有些疼，可能要生了，咱们赶快回家吧。”于是，她们收拾了一下地上的枣子，往家走。让三个孩子在地里继续收拾红枣，并且嘱咐我和姐姐把最后一点红枣收拾回家。那时候姐姐可以挑一担红枣了，我也不示弱，也能挑起多半担红枣。因此母亲是放心的。

正好碰上返回来的父亲，父亲一看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于是搀扶着自己的妻子，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一进村，看见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院墙外面贴着大标语：“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日本鬼子滚回老家去！”看到这些，他们就想到家里住着八路军的干部呢，这早上就出来收枣子，也不知道八路军干部在忙乎什么呢。

一进院门，母亲杨婷峰就朝着北屋的奶奶大喊：“娘呀，我肚子疼啊！”从北屋走出一个利利索索的干瘦的老太太，她就是我的奶奶，母亲的婆婆，父亲的娘。她不紧不慢地把儿媳妇搀扶进东厢房，揭去炕上的席子，露出土坯炕来，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油布铺在炕上。回头对父亲吩咐道：“快，去叫接生婆。”

时候，八路军的女医生走进门来说：“大娘，不用找接生婆了，我来给嫂子接生。”

婆婆不肖地一笑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怎么会接生？”八路军的医生说：“我在医科大学学过接生，我是医生，专门给人看病和接生的医生。叫我杨军医吧。你放心，赶快去准备好热水。”无奈之下奶奶只好去灶火上烧水。边烧水边唠叨：“这年月真是变了，医生管接生，不用接生婆啦。”

热水烧好了，母亲的肚子还在疼，杨军医给她做了检查，说：“胎位正常，不要急，等一会儿就会生产了。”样子很淡定，奶奶放心了。可是等到半夜仍然不见动静，奶奶就急了。杨医生给我娘打了一针催产素。婆婆说：“你给我儿媳妇打了什么针？我们山里人生孩子不用打针的，你这不是胡球闹吗？”杨军医说：“你出去吧，我有刘枣花当助手就行了。”奶奶不想出去，但是她不敢对抗八路军，自从八路军来到阜平苍山乡，一切都变了样，她的老主意可能没用了。奶奶出门在院子里等。一会儿，母亲的哭喊声大了，一会儿又小了，奶奶不放心，只能在院子里团团转。

黎明时分，杨军医说给媳妇煮鸡蛋吃，奶奶生气地说：“生孩子吃鸡蛋，这是什么规矩？”杨军医说：“你儿媳妇饿了，没有力气生孩子。”奶奶只好煮了鸡蛋。母亲吃了。过了一会儿，母亲哭喊了几声。又过了一会儿婴儿的啼哭声就从东厢房里传出来了。生了，生了。是男是女？杨军医说：“恭喜张大娘，是一个孙子。”奶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张家又来了一个男丁。父亲说：“男孩子，就叫秋生吧。乳名秋生，大名张成达。”这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儿子，他高兴的手舞足蹈，心花怒放。嘴里一个劲儿的说，秋生。秋生。秋天生的宝贝儿子。

这时候，在北屋西边的房间里，八路军文化教员刘枣花刚刚刻完最后一张蜡纸。她把蜡纸拿近菜籽油灯下，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对身边的郭勇队长说：“队长，没问题了，我们开印吧。”郭勇说：“好，开印”于是郭勇把蜡纸仔细地安放在油印机上，用滚子沾了沾油墨，瓷瓷实实地滚了一下，然后抽出下面的纸张。哇！一张报纸诞生了！我们边区人民自己的报纸《号角》诞生了。但是它还只是试行，还没有正式创刊，就好像秋生一样只是诞生了，还没有出满月。还有待于完善。郭勇看着那苍劲有力的报头，心中一阵狂喜：我们要把报纸办得像一把进军号，这号角就是要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遍整个晋察冀。我们的报纸也像一个婴儿一样诞生了。我们就把它的秘密代号叫做“新生儿”吧。这一期的报纸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坚壁清野和做好三秋工作的指示。郭勇说：“明天晚饭之前，我们要把“新生儿”的呼喊声传播到阜平苍山乡的每一个角落，让它像一把进军号一样鼓舞着人民去抗击日本鬼子的扫荡。”。

第二天一早，郭勇交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接着把几张报纸送到噶拉头村去。于是我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把报纸放在红枣篮子底下的夹层里，走了几十里山路，把报纸安全送到了他们村的游击队长手中，回来的时候又饿又累连炕都上不去了。母亲说：“好样的，这才是男子汉该做的。”还做了白面条作为对我的奖励，要知道那时候连母亲最疼爱的二弟都没有面条吃呢！（这一段故事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讲故事的时候正赶上吃饭，父亲的眼泪都滴到碗里了，那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三、初次打鬼子

我十五岁那年，一个漆黑的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我那当民兵队长的姐夫赵向青拿着报纸给老乡们读：“秋季里，阜平苍山乡的百姓们在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开始了三抢，即抢收割，抢耕种，抢坚壁。各家各户除了交公粮以外，都把粮食和能吃的东西藏在地窖里和墙壁里。以防止鬼子的大扫荡。”老乡们都笑了，有的说，这报纸上说的是我们阜平苍山乡的事情。有的说，我们的事情上面的首长都知道。赵向青说：“大家不要说话，听我继续给大伙儿念这一段：按照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政策，实行合理负担，筹粮筹款，收集各种枪支弹药，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听到这里大家又议论开了。有的说，我家有一些小米，有的说，我家有花生和高粱米，也有的说我家啥也没有，只有人等等，七嘴八舌说个不停。突然，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大家一看是刘枣花，她说：“鬼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消息，知道了《号角》的印刷所在阜平苍山乡。一场预谋已久的大扫荡就要开始了。大家赶快回去把能吃的东西都坚壁起来吧。”于是大家打着火把，在漆黑的夜里回家去了。

次日清晨,狼牙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说明鬼子从据点里的出来了，他们要进行秋季大扫荡了，也许是为了要搜查号角报的印刷所，谁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不过鬼子扫荡从来也不讲为什么，只是一味地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烧杀抢掠。

乡亲们在八路军的组织下都躲避到了黑石沟和庄默苟的深山里。鬼子进村以后四处乱翻，闹得鸡飞狗叫。他们没有找到一粒粮食，连猪、马、牛、驴这些大一点的牲畜都没找到，他们只杀了一些鸡鸭，在火上烤着吃了。后来鬼子就假装撤退了，给百姓们留下的印象是这次扫荡结束了。

人称张大胆的张宗善藏在村子不远处的山洞里，他一米八的大个子，长的虎背熊腰，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他爬出山洞，伸长脖子朝村子里张望，看见鬼子走了，就急急忙忙地出来想看看自家的东西怎么样了。没想到，鬼子来了一个回马枪。把张宗善逮住了。

鬼子问：“八路藏到哪里去了？”张宗善不回答。鬼子又问：“八路军的印刷所在哪里？”张宗善还是不回答。鬼子通过翻译叫张宗善带路去找八路军和坚壁起来的粮食。张宗善想：“不能按照鬼子的说的办，要整治整治这些该死的小鬼子。”于是，他带着鬼子进山，绕来绕去走了很远的山路，鬼子很累也很气，对他说：“再找不到八路和粮食，就枪毙你。”张宗善也很生气，他立即就把鬼子带进八路军和民兵的埋伏圈卧虎沟一带。刚刚走进卧虎沟，鬼子就踩住地雷了，炸伤了三个鬼子，死了两个鬼子。鬼子川岛非常害怕，赶紧大喊：“站住！”鬼子们都站住了。川岛是鬼子的大队长，他说：“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走吧，我们不用你带路了”。张宗善说：“我说不知道，你们非要让我带路，这回遇上炸雷了，能怨我吗？走就走。”张宗善扭头就走。鬼子拿着大洋刀朝张宗善的后背使劲儿砍了一刀。只听噗呲一声，张宗善的内脏立刻从他的身后面豁开的口子处流在地上。张宗善一下子瘫倒在地上。鬼子把张宗善从后面开了膛。鬼子扬长而去，临走时点燃了我们两家的房子。设在我们家的印刷所也在劫难逃。幸亏主要设备都坚壁起来了。

鬼子走后，张宗善的弟弟和妻子立即回来了，他们藏在离村子很近的地方，张宗善的表现和鬼子的残忍他们都看的清清楚楚。他们看见张宗善还有一口气，赶紧想办法救他。可是张宗善由于伤势很重、失血过多，又由于口渴难耐，爬到河边喝了一些水，最后终于没有救活。

张宗善被鬼子杀害以后，村子里的乡亲们都非常气愤，大家都说，小鬼子太坏了，我们应该奋起的反抗。张宗善是我的堂叔，我和父亲决心有机会一定为他报仇雪恨。

整个腊月鬼子都没有动静，乡亲们都以为鬼子不会来了，就忙着准备过年，有的磨面，有的做豆腐，有的压粉条，我爹和我娘两口子在杀猪……村子里一派繁忙景象。我姑姑和我姐姐到乡里去送军鞋了，我给父母亲打下手……

突然，有人大喊：“狼牙山上的消息树倒了！鬼子来了！”紧接着乡亲们都拖家带口的往深山里藏。我家的猪刚退了毛，连膛还没有破开，这可怎么办？我爹说：“孩子他娘，你跟着乡亲们坚壁去吧，我在这里守着家。”我娘不放心，说：“不，叫孩子们跟他奶奶一起坚壁，我和你把猪藏起来。”我对他们说：“叫奶奶和弟弟们去坚壁吧，我要同爹娘在一起。”谁知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藏那猪肉，鬼子就闯进了我们的家，这次来了两个鬼子。鬼子一看那雪白的猪肉，嘴馋的流口水，嘴里说着：“密西密西”，手就来拽猪腿，我娘手里拿着一瓢开水，往猪身上一浇，烫得鬼子大骂：“八格牙路，”就打了我娘一个耳光，我娘被打得眼冒金星。我一看鬼子打我娘就压不住火了，拿起水瓢舀了一大瓢水，朝着鬼子的头上浇过去。

我爹拿起另一个大瓢，盛了满满的一瓢开水，向鬼子头上浇过去，鬼子被汤得哇哇乱叫，这一浇立即激起了我娘打鬼子的灵感，她迅速地用盆舀水往鬼子头上浇。另一个鬼子跑过来，没等鬼子反应过来，我们三个人你一瓢我一瓢，把两个鬼子烫的只有哇哇乱叫的份儿了。

正在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队人马进村了，两个鬼子赶紧往鬼子队伍那边跑。我娘一把拽住鬼子，我爹把锅端起来，扣在鬼子头上，顿时一个鬼子被烫死了；另一个鬼子也被我烫成重伤，跑不了。鬼子的队伍冲了过来。我爹我娘和我拿起了杀猪刀和菜刀，准备和鬼子决一死战。

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八路军的军号响了，八路军和游击队从四面八方都朝鬼子开枪。鬼子一看，大事不好，遇上八路的大部队了，赶紧逃跑。结果这一仗消灭了七八个鬼子打伤了十几个鬼子，取得了八路军进山以来打鬼子的初次胜利。

四、“五行绿烧饼”

我十六岁那年七月，阜平县境内连续下了二十多天大雨，胭脂河和大沙河都发了大水，不仅滩地被冲刷破坏了，而且全县的土地都遭遇了水灾。就连我们村子中央那条平时潺潺流水的小河也发了脾气，把沿河两岸的菜地都淹没了。不仅如此，连日的雨水还冲垮了山上的梯田。

俗话说“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全县爆发了疟疾，我们阜平苍山乡也在所难免。

“赐达，快，给我再盖一张被子，我冷得受不了了。”我一进屋就听见我爹哆哆嗦嗦地喊着我的名字。原来他的疟疾又要发作了。

我刚从麦子地里回来，弯着腰在地里干了一上午活儿，浑身是汗水，腰像是断了一样疼，听见爹的叫声，我心里很烦闷。噘着嘴给爹盖上了被子。

看看家里，乱七八糟的，娘在灶台边上忙乎着，两个姐姐在年初相继出嫁了，弟弟还小，家里连个帮手也没有。娘也是太辛苦了。再说娘也没有个好身子骨，一阵阵地咳嗽，叫我听得心疼。

“娘，晌午吃么饭？”我问。

“菜饼子，菜汤。”娘说。

“没有稀粥？”我问。

“拿么做粥？一粒米也没有啦。”娘叹口气说。

我从大锅里拿来一个菜饼子吃起来，那饼子是绿色的，看不见粮食的影子。粗拉拉的，很拉嗓子，我伸着脖子，强往下咽，还是拉嗓子。于是拿起碗，从锅里舀了半勺菜汤，兑着凉水喝一口，总算把那块菜饼子咽下去了。不由地心里一阵悲哀：这种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啊？

郭勇队长从外面走进院子，对我说：“杨医生从县里弄回来一些治疟疾的药，你爹怎么样了，给他打一针吧。”我说：“正愁得没法子呢。打一针那可好了。”

这时候杨医生背着药箱从外面回来了。“杨医生，还有奎宁吗？给张大叔打一针吧。”

“报告郭队长，没有了。北村的陈大娘快死了，给她用了。明天去保定买药的同志就回来了。张大叔再用中药坚持一下吧。”

这时候，我爹的体温开始上升了，他把被子推到一边去了，嘴里喊着：“热啊，热死我了。”接着大汗淋漓。我看着爹被疟疾折磨的死去活来，心里难受极了。

杨医生说：“张大叔，你忍一忍，我给你针灸一下看看。”说着拿出银针对着爹的后背扎下去。然后慢慢的拧那针，爹渐渐地安静下来了。说：“杨医生还没有吃饭吧？三儿娘给杨医生弄点吃的。”

娘到灶火那儿，拿出了菜饼子给杨医生吃。杨医生也不推辞，接过饼子吃了一口，怎么也咽不下去。

“好硬的饼子啊，我得喝点水才行。”于是，我给她舀了一碗菜汤。就这样我们用菜饼子填满了肚子，下午我去收麦子了。

第二天，杨医生化妆成农家姑娘的模样，和我娘杨婷峰一起去了县城。她们是去接应从保定回来的药品采购员的。她们牵着我们家的小毛驴，装扮成走亲戚的样子。她们回来的时候，走到高阜口附近，遇到了两个从据点里溜出来的鬼子，杨医生和娘赶紧过河，她们牵着毛驴，毛驴上驮着小米，小米里面隐藏着药品，两个女子脸上抹着锅底灰，手里拎着粗布鞋，光着脚过河，鬼子看着她们走远了，大喊：“站住！”

娘和杨医生走得急，只听着枪声响了，头上的草帽就掉了，娘一惊，鞋子掉在河里，顺水流走了，娘只好光着脚回到村里。

她们带回来了治疗疟疾急需的奎宁。一到家就给爹打了一针，还留了一支给爹爹备用，那是很大的照顾了，当时药品十分紧张。

娘通过这次去阜平县城取药的事情，增长了的很多见识。交通站的同志们说，各个乡里都发现了治疗疟疾的土方。有一种叫青蒿的草药治疗疟疾很有效。娘她们还带回来一颗青蒿苗。我从娘手里接过来一看，好像和茵陈差不多。娘说：“是差不多，但却不同。你看它的叶子是呈深青色，背面也不是白色的，而是青色的，根部是白色的而且很硬。医生说它的花是黄色的。”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村北面的山上有很多这样的青蒿，我家的毛驴很喜欢吃，我们这里叫“香蒿子。”

杨医生说：“军区的医生说了，用青蒿一把，捣成汁，加上凉开水二升，给疟疾患者服用，即可治疗疟疾。”

郭队长说：“这么说，疟疾是可以用草药治疗的啦？”

杨医生说：“我有个想法，我们可以把青蒿捣碎，浸泡的水井里，这样吃水的时候就等于是在预防疟疾了。”

我娘突然想到了“五行绿烧饼”。娘小时候，她爹娘在阜平县城开饭店，五行绿烧饼就是她们家的特色小吃。那是一道在阜平当地传统美食烧饼的基础上改造的强身健体的药膳。基本做法就是将草决明用碾子压成粉末；把大红枣做成枣泥；葱白捣碎、生地捣碎。然后按照秘方进行配置，和面粉一起和面做成烧饼，和面的时候不是用水，而是用茵陈叶子挤出的汁水。俗话说：“三月茵陈五月蒿，七月拔下当柴烧。”只有三月的茵陈才具有药用价值。这种烧饼是绿色的，里面的配料遵循了五行学说，所以叫五行绿烧饼。这个药膳的药引子就是茵陈水。

我娘说：“现在我们用青蒿代替茵陈。”

杨医生说：“那就用柴胡、黄芪、党参、陈皮、半夏、甘草代替那几味中药。那不是新的五行绿烧饼吗？”

我娘说：“今年遭了灾，没有那么多麦子，我们可以用玉米粉，豆面，荞面面，只要能做出烧饼的样子就行了。”

杨医生说：“我们要从水源地开始治疗瘟疫，把青蒿捣碎以后放到各家各户的水井里面去。每天加一次。有一点要注意的是，青蒿不能加热，加热以后就没有药效了，我们做烧饼的时候，不能用青蒿水，要等做好了烧饼在沾青蒿粉。把这个设计成最后一道工序。”

于是杨医生和我娘经过十几次实验终于做成了五行绿烧饼。不但可以充饥，更可以治疗和预防疟疾。

在我们太行山腹地漫山遍野都是青蒿和各种药材，简直可以说是取之不尽。于是边区政府号召家家户户都来做五行绿烧饼，娘的脚步走遍了阜平苍山乡，到处传授她的五行绿烧饼制作方法。而且每家水井里懂放了捣碎的青蒿。青蒿的使用和五行绿烧饼的制作，食用，很快地把疟疾控制住了。

不久，日本鬼子的队伍里也爆发了疟疾。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知我娘做的五行绿烧饼可以治疗疟疾,一心想得到五行绿烧饼的配方，连夜赶到阜平苍山乡，企图抓住我娘给他们做五行绿烧饼。敌人的动向很快地被我们儿童团发现了，我们把娘藏在石佛堂后面的山洞里。由于那里地势险峻复杂、上高谷深激流回荡，鬼子不敢进去，气急败坏的鬼子烧了我家的房屋，然后逃之夭夭了。鬼子第一次抓我娘的行动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