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地父亲

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做过我们这沙地小城里最小的官——街道主任三十余年，可算得上“沙地老干部”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父亲的人生经历足可以写一本自传体的书。

他退休以后兴趣广泛，种花养草，绘画书法，好像总没闲着。父亲的文笔很好，可从来不写文章拿去发表。父亲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写文章要惹祸。所以他喜欢给子女们写信。父亲的每一封信都在千字以上，描情状物，总带一个情字，将我们子女的心紧紧串在一起。因此，我们都收藏了许多父亲的信。现在通信现代化了，家家都有电话，还有电脑手机，可发电子邮件。可父亲在电话里长话短说不过瘾，一有空就坐下来写信“作文”，乐此不疲。2000年元旦，我家搬进了新楼房，三室一厅，非常宽敞。父亲整天笑呵呵。他关进漂亮舒适的房间里埋头写字，两个月后，竟然交给我一叠书稿，题目是《我的回忆录》。父亲终于写文章了！我看着父亲有点返老还童的笑颜，呯然心动，激动不已。

父亲的回忆录采取章回结构，共六章十四节，按时间顺序书写，娓娓道来，甚有史志的味道。父亲文笔舒远，从追溯家乡沙地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谈起，追根寻源至三代先祖，也描写了他这一生的境遇。父亲说，沙地人上几辈是从江南迁徙到江北的。古时候沙地一片汪洋，后来才有沙民开荒，有崇明粮户地主赎买土地、建筑河岸并通商，才慢慢有了沙地的开埠兴旺。沙地汇龙镇开埠时共有十八家商铺，南来来文具店、春和堂中药店、瑞丰昶棉布店、恒孚南货店、鼎和斋茶食店、沈裕春烟烛店、汇中楼茶馆店、陶晓芝羊肉店……父亲如数家珍。

父亲的回忆录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曾经三次申请入党未果的故事。父亲将这些半公开半隐私的细节描写得很实在，真实感人。

父亲这一生中未了的心事就是未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第一次要求入党是在１９５６年。他积极参加了沙地开展的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基本改造的合作化运动。他积极工作，被选举为县人民代表，在担任街道主任的同时又被工商业主推选兼任了某合作商店经理。在工作中，父亲清政廉洁，从不收受群众礼物，那怕是一篮米饭圆子，几斤鸡蛋都拒收。记不清有多少回了，父亲的大嗓门在我家门口回荡，引得邻居及路人都侧目相看。父亲在教育那些拍马屁的人时就像在骂人，将送礼的人都“吓跑”了，鸡蛋掉在地上，碎了。父亲这种品格令一些人敬而远之，也为父亲的入党之事埋下“是非”根子。在党外，父亲是个清政廉洁的好干部，在党内，父亲总是个入党积极分子，老不进步。理由很简单：群众基础差。文革初期，父亲被当作小城里最小的“走资派”戴高帽游斗。品格高洁的父亲无法忍受这种人身污辱，一边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一边将高帽拉下头来甩得很远很远，结果被造反派打得口吐鲜血，卧床不起。

１９６８年的秋天，父亲的冤案得于平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第二次递交入党申请书。那个时候，动乱正甚，汇龙镇的党委书记拿了父亲的入党申请书一脸的苦笑，他紧握住父亲的手说了一句话：“老朱同志，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 也许，这个党委书记讲的是一句心里话，而在那个时候实在也是一句大空话。父亲却激动得热泪盈眶。

时光如梭。１９８２年，父亲就要退休了，看着家庭幸福子孙满堂的好日子，父亲怀着对共产党的满腔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忠贞信念，第三次提起手中的笔，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他写道：我这一辈子跟党走，任何东西都阻挡不了我对党的热爱和信念。在这世界上，金钱难买爱和情，更难买赤子心，我的心是属于党的……

父亲的心早已经入党了，数十年为党工作，兢兢业业当好了这小城里最小的“官”，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街坊邻居有口皆碑。父亲的清廉和宁馨，使他浑身轻松益年延寿。八十多岁了，坚持晨练，上公园的小泥山仍健步如飞，偶尔，于无人处提提嗓子喊一声：同志们－－，声音洪亮依旧，像在为居民作报告。

父亲活到九十多岁，去世前，他没多说家庭琐事和财产遗嘱，只是将我给他置办的寿衣等物一一过目。父亲对死很坦然。他要我将写好的悼词读给他听。我一边读一边流着泪。父亲眼睛里闪着慈爱的光，伸出一个手指头，打出“九”字形状，轻轻安慰我说：别哭呀，人都要走的，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泪如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