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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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村，我都免不了到村东边的藕池河大堤上走一遭。一旦我踏上那条河堤之上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就像重新翻了一遍漫漶的村志，把大堤上下的各种人情世故的关系又梳理了一遍。
那个暮春的傍晚，油菜花举起一片黄色火焰在田野里点燃了村庄，几只白鹭贴着河面飞，河水开始浑浊，西边的太阳变成了一张薄薄的煎饼的样子，摇摇欲坠。一些灰黑的云层在西边的地平线堆积，晚风在吹，有时候会忽然变一个方向，刮起大堤上的细砂，扑向昏黄的河道和被晚霞覆盖的村庄。
这次，我又站到了藕池河大堤上。
藕池河水缓缓地流动着，河洲上青绿色的芦苇，大片大片的紫红色茎秆的藜蒿、墨绿的菖蒲都聚在河边，它们一路随着河水蔓延，静静的向南方蜿蜒而去。河水缓缓的，带着固有的节奏，载着毛茸茸的芦花，拖着河两岸的枯枝败叶，吸引从长江游过来的鱼。带走一切的快乐和不快乐，注入下游的洞庭湖。
藕池河大堤的西边，田野上，田埂像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织线，把大小不同的藕塘、油菜地、虾塘、棉田、秧田圈起来，再连起来这些金黄、草绿、土灰的色块。灰蓝色的弧形天幕下，土地上长出了房子。有的是一个孤独的点，有的站成了一线。以前嗡嗡作响的变压器房已被废弃，像碉堡样一样，潜身于一堆杂草之中，低矮、猥琐。虾塘边的水泥瓦铺顶的小屋，守着一塘水光。火柴盒子一样的二层小楼，散乱的立在田野上。新修的乡间别墅，零星点缀在水沟旁边或者干堤上。
目光转悠一圈，视线收回来的时候，落在大堤脚下的一处瓦房上。
这栋瓦房三间正房一间幕舍。紧靠这大堤这边的，是一间用做厨房的幕舍(偏房)，搭在正房上。另外三间屋，红砖裸露在外，屋顶的瓦片显出参差的红褐色和玄黑色，还有几大块灰白色的石棉瓦盖在厨房，以及正房的几个角落。在高大的大堤面前，在落日的映衬下，和周边几栋贴满瓷砖的小楼比起来，瓦房像周身打满补丁的一堆破旧的衣裳，随意弃置在藕池河大堤下的一个角落。
潦草、孤僻、猥琐、寒冷、凋敝、昏暗、无助......这些词汇都可以安在这栋瓦房身上。门窗洞开，空洞幽暗。如在平时，光线好的时候，我可以在大堤上看到两间卧房中间堂屋地上泥巴的颜色。夜色深沉，瓦房溶进了夜色里。一丝清凉之中，瓦房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包容，也似乎放下了一切本应有的戒备和矜持。它静静的蹲在那里，它无语，似乎在想着心事，又似乎进入了某种人才能体会的佛系状态。
和瓦房相邻的几栋房子贴满了瓷砖，光鲜亮丽，像神庙，法相威严，瓦房显出超然随意而又格格不入的孤独。
田野在光线暗淡的时候，就像一篇没有主题的文章，模糊了界限，田埂、水塘、菜地都沉入了渐渐变黑的夜幕里。大部分人的家里都用上了煤气灶，烟雾只在屋内蒸腾。眼前却升起了袅绕的炊烟。不用说，这烟雾来自于藕池河下的这座瓦房。
土地无言，河水无声，烟雾迷茫。
一种无声的宣示，在藕池河大堤下的乡野间，不分白天与黑夜的展开了。
出入这栋瓦屋的是万伯和万婶，他们的存在，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是不是在表演城里的行为艺术？坚守还是被遗忘？
万伯佝偻着背，两只手像船板划水一样的向两边划，两条腿外八字比较明显，他的身体向前微倾，像一个问号。走起路来总像在想着急事，一副风风火火的样子。不太像快七十岁人的样子。他头上的灰白发丝，已然不多，太阳烈的时候，那一绺头发像河水里的几丛细草搭在脑门上。万婶六十多岁，脸型消瘦，整天在家洗衣做饭打扫，很少出门到外面转悠。即便这样，她脸上的褶皱还是和屋外的水杉书皮差不多。一个又黑又瘦又矮小走路慢悠悠的农村老太太，在一堆破烂的衣服似的老房子里进进出出。
万伯大部分的时间消耗在田野上。他要么在去离家两里地的几块水田里，要么在去水田的路上。万家三块大小不一的水田通过田埂分开，又通过田埂连成了一片。中间一块是老万的，旁边两块是他两个儿子的。挖沟、翻田、整土、撒种、育秧、打药、施肥、扯稗草、打水、收割......他尽心尽力的照顾好其他的两块水田，尽管他的后代从来没有到这里插下过一根秧苗。
在老万眼里，他们来不来似乎也无所谓，重要的是这几块田挂在万家名下。水田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大的一份家产。
老万婶子给老万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万海，小名红麦姐（音译），小儿子万江，小名江婆。
关于这样的小名可能有必要给读者们做下注解：在藕池河两岸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人们会在小名后加上男女性别称呼家里的小孩儿，通常是男女颠倒的。在这里的语境里，“麦姐”本意是女孩子，“婆”的本意是老奶奶。这两个称呼都用在了对男孩子的称呼上。而女孩子则要么称呼名字，要么在名后加个“儿”字。兰香、红桂也可，香儿和桂儿也行。
从老万给儿子起的名字来看，跳出藕池河，江海通吃，是一个老农民的朴素的愿望。红麦姐虽然只读了初中，却是他们家四口人种读书最多的。江婆比红麦姐小两岁，小学没毕业就直接进了社会大学，他说他本不是念书的料。
人们在各种场合称呼老万的大儿子为万贯。原因是他在县城开液化气站，这些年下来赚了不少钱，家里堆了很多煤气罐，可谓“万罐”，后来干脆被人直接叫万贯，既是谐音，也有“气”粗财大的意思。慢慢的，人们忘记了他的本名万海和他的红麦姐的小名，他和村里人也都习惯了万贯这个称号。万贯在县城买了房子，也在媳妇家里盖了别墅。
老万家房前屋后的房子在几年前已经完成了换代，他住的瓦房像上一个时代的遗存，显得格格不入。不时有人开口：
“老万：你家的屋什么时候要我们帮忙给你砌几口砖呢？”
“老万：起屋的时候你知乎我一声！”
面对多事者在身后发出的讪笑，万伯会扭过头回上一嘴：
“我儿子给我们的钱可以装两个麻布袋！我都懒得花。搞那些多余的干什么？”
听的人都懂，老万说的儿子是万贯，万贯是他的后盾和尊严。
不过那个两麻袋的钱到底是一分钱还是一毛钱，谁也不会去较什么真。因为在这个驮着一个背上的太阳和星星，天天守着几亩水田的老人嘴里。吐出言语里的虚虚实实，同为刨地求食的农民，大家都懂。全村人都知道万伯的话里藏的水很多，深到能挖个水塘存起来，可以养大鱼的那种。
老万拿两个麻袋钱的事挡住了众人的嘴好几年了，后来换了说法，据说是大堤下面不让有大动作，怕大堤外的水进来。建房子的事只能再缓一缓。
好些年过去，村里人却很少看到万贯回来，很少见到他走进藕池河下这栋瓦房里面。
瓦房和老万夫妻一样，一年年的老旧。
回来次数多的是万江，江婆。他开一辆破旧的五菱面包车。除了最近这几年，几乎每年他都会大老远的拖家带口的回来住上一阵。其他人还在用儿时的乳名唤他，江婆，有点那么不尊重的意思（也许因为他混得不太如意，这个叫法在现在看来是那么的贴切）。
江婆乏善可陈，老万也鲜少提及他的名字。
江婆你回来啦？
江婆今年去哪里发财啦？
江婆，什么时候出去发财呢？......
江婆，三十岁结婚，离开藕池河，去了南方离海不远的惠州。他大多数时间在广东惠州的一个工业区里，每次回来还住在结婚时万伯分给他的一间房里。两个女儿乖巧懂事。如此如此。
江婆，其实是我的同庚，那个和我在油菜地里疯跑，脸上挂着两个酒窝，浓眉大眼，背着书包在泥泞的道路上哼着《明天会更好》的童年玩伴。好长一段时间，他总会在这样的时候毫无意外的出现在脑海里。
下面的这些文字可能有些枯燥，讲述了故事发生的一些原委。我老实的记下来，因为写与不写都是发生过的事情。它们是浓缩了的江海，像一杯透着苦味的茶。细细品一下，也许能品出一些味道。
后来，有人闲聊时绘声绘色的提起了这两兄弟。万贯不满足于县城里的小打小闹，拉着一个工程队去了广东清远包项目，后来大老板跑路，他垫上的钱还不够发工资，每年在外面躲债。过年也不敢回家。他老婆和他分开了，在县城开个麻将馆糊口。他们唯一的儿子，在他最红火的那段日子里，四处惹事，念完了初中便在县城四处闲逛，无所事事。这家人的日子，似乎陷到了藕池河大堤下面的淤泥里。我不知道下次万贯什么时候回来，他回来的时候是否还能有万贯这样的尊称？
江婆在广东惠州开了一家湘菜馆，三年，他把所有家当填进了里面。几年没有回来。
最近一次回来是三年前，他送大女儿回来念高中，他们夫妻俩带着小女儿继续回到远方的城市。那天一家人哭得眼泪婆娑，江婆的眼睛红红的。五菱车的尾气管也似乎在呜咽而显得粗声粗气。
江婆还是去了惠州。租了个几百一间的农民房，在他倒闭的湘菜馆旁边的一个工业区里摆路边摊。他说哪里倒下便要从哪里爬起来。
三年了，应该又发生了不少事情，欣慰的是江婆的大女儿该高中毕业了，万家人读书的历史纪录也被刷新了。
夜影茫茫，牛虻和蚊子从草丛中飞上了大堤。
深黑的夜色中，我走下了藕池河大堤。
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在史书中，我们不配拥有名和姓。且做一株小草，绿满整个春天就好！
时值春天，花红柳绿。
几十年未见的江婆和万贯，应该就在不远处的那片春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