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大年初一的早上,我刚从梦中醒来,听到了多年来很难听到的胜过美妙音乐和浓郁花香的鸟鸣声。是鸟鸣声惊醒了我,还是我久违的好奇——隐隐约约的鸟鸣声,使我醒来。我躺在床头,侧头倾听细察,怕惊扰它们,我一动不动。它们好像没有发现我,或者虽发现了我,知道我喜欢它们,根本没有伤害它们的想法,当我不存在,我才有机会好好地观察它们,看个仔细,看个够。
几只金黄色参杂一些淡黑色的富有光泽的小麻雀奔奔跳跳地嬉戏在离我几米远的瓦沿边的水泥墙头上,个子很小,小巧玲珑,尾巴平斜,拖着墙沿,像一把小扫帚在扫墙头。其中的一只在啄另一只的羽毛,像是在帮对方梳理毛发,也像是帮对方清理身上寄生的微生物,又像是在做它们的游戏。另一对像是两口子,两个在那里嘀咕着什么,像在谈恋爱,又像是商量家里琐事。另外几只跳来跳去,叫声清悦,真像天真活泼的小孩子,没有一丝儿恐惧,没有一丝儿拘束,那种快乐无忧的样子,那种没有一点顾忌的样子,勾起了我对少年往事的回忆。
我小时候,家里共有十口人,只有父母和大姐三个劳动力。大哥是长子,大姐排行老二(按男女分开排行),但大哥读高中,大姐只能在家和父母一起随生产队劳动。可能家里太缺劳动力了,那时按劳动工分分粮的,劳动力少,工分少,工分少,分粮得少,如果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可能无法养活我们一家人,因此,大哥和大姐两人中只能一个人读书。按年龄大哥比大姐大五岁,个子比大姐高一截,力气比大姐大,但为什么大哥读书,大姐劳动送大哥读书呢?可能父母重男轻女吧!我经常听到大姐对父母发不得读书的牢骚。
那时,我们家,人均月口粮二十一斤玉米。我们每天吃的都是倒映人影的玉米粥,不敢吃干饭,尽量节约粮食,避免青黄不接时无粮度过受饿,青黄不接时期,生产队里也没粮食可借的,如果家里没有一点粮食的话,那是要饿死人的。
小小年龄的我,只有六七岁,吃饭不比大人差,每餐不少七八碗。我是一个犯“多动症”的小孩,吃足饭,有了力气,不是跑,就是跳,不打篮球,就打乒乓球,不到一两个小时,七八碗的玉米“倒映粥”就失去了功效,肚子饿得叽哩咕噜的叫,全身瘫软得像一团棉花,有气无力,心里烦躁不安,有人来吵或来惹,有时拿棍子打人,有时捡石子砸人,是班里最有个性的“混世魔王”。
饥饿使我们小孩个个面黄肌瘦,手脚瘦得像根干柴棒,有皮无肉,就是皮包骨,肋骨清晰可数,活动起来,臂腿肌肉皮不停地左右摇晃,真像一具活骷髅,叫人见了很害怕,但个个都那样,有什么可怕的呢?
那年,我九岁,腊月二十几,家里的年肉还没有着落。我自制了几个简单的捕鼠工具,这种捕鼠工具不难制造,一个三面密封的木盒子,第四面开个小门,小门是活动的,门底部有凹槽卡住,可以上下活动,不能左右移动,门底连着弹性很强的橡皮筋,很牢固,一旦门被拉下关上了,就不容易打开。门的上端挂住一颗光滑的木钉,容易滑掉,门落下关起来。在这木盒子里撒些粮食,老鼠进入木盒子内,因震动导致门滑落关好,老鼠就再也逃不出去了。我在家里和野外都安放捕鼠工具。每天清晨,一起床就去查看,没有收获,便拿了弹弓到树下转悠,看见鸟儿举弓拉弦,不是十中八九,就是十中五六。有一天,竞捕得三只老鼠三只鸟,当晚就迫不及待地提前享用大年夜那顿丰富的晚餐,因为近一年时间吃不上肉了。
不知不觉已是大年三十,年肉还没有着落,我后悔提前享用了那三只老鼠和三只鸟。 但仍不灰心,天没亮就起床,早早地察看捕鼠工具,仍然没有收获,一气之下,我砸烂了所有的捕鼠工具,然后眼光不停地扫视周围,发现不远的地方有几只老鼠慢慢爬行,好像非常的饥饿,不能跑动。我迅速飞去逮住它们,拿回家,除毛,挖肠,掏心,火烤,准备了一顿有肉的年夜饭。
吃完饭,我们全家人头疼的头疼,肚痛的肚痛,拉肚的拉肚,个个像中毒似的。后来才知道,村里的“五保户”张大用药毒鼠,也想弄点大年肉,我捡了便宜货,听说他还骂了一天。幸好那不是一种很毒的老鼠药,要不然,我们全家人就要下地府了。
现在的小孩呀,无法品尝我们当年看见地头的老鼠就想抓来吃生的那种饥饿的痛苦,那种饥饿的恐惧,即使死亡在眼前,宁可做一个饱死鬼,不做一个饿死鬼。
我十岁那年的春节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春节。
生产队里杀了一头猪,按劳动力分配,我家十口人,分得两斤半皮很厚的猪肉。我们兄弟姐妹围着母亲,看母亲切肉,母亲把切好的肉装在一个大瓷碗里,又用一个小瓷碗罩好,放在炉子上,然后参加生产队劳动。临走前,母亲交代我千万记住一句话:要看好猪肉!我懂得母亲话儿的份量,也懂得母亲话儿的意思:防备左右邻居的小孩或老人偷肉。那时,偷肉是常事,肉就像金子一样贵,金子一时候养不了人,肉可以马上解决你饥饿问题。
我是一个贪玩的小孩,只要有伙伴来邀我玩,自然会忘记了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我和几个小孩在家门前不远处赛陀螺,兴尽归家。一踏进家门,我吓了一跳,家里虽然很昏暗,可我看得很清楚,一只大黄瘦狗掀翻了炉子上的大瓷碗,两个瓷碗分别掉在泥土上,大瓷碗已分成两半,地上还撒有一两块猪肉。我火冒三丈,紧闭大门,急忙从门后操了一根木棒,尽了全身的力气,朝大黄瘦狗头部狠狠地打下去,一棍子,二棍子,三棍子,狗惨叫几声,便一头栽倒在地上,我继续轮起木棒尽力打,直打得大黄瘦狗口鼻眼耳直淌鲜血,才放下木棒,又用脚踢了几下,看见大黄瘦狗横躺在地上纹丝不动,毫无气息,知道它死了,我才放手。
这时,我忽然觉得一种比饥饿更可怕的东西占据我幼小的心灵。
我逃到村后的小山里一颗大树下,躺在一快平石板上。
夜里,我听到了母亲在村口大声呼唤着我的名字,擅抖而悲凉的声音回荡在村里上空,大地显得多么的深邃而空旷,星星显得多么的高远而神秘,我看到了哥哥姐姐们点着火把在村里到处寻找我匆匆忙忙的身影,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地浸透了衣襟。我多么想回家过年阿!但我的双脚却像被千斤重的东西拖住了,无法挪动一步,我多么地想答应他们啊!但我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应不出来。
大年夜,母亲因为我失踪而以泪洗面,父亲因为狗的主人找上门来索问赔狗钱没办法付给而忧愁,只好打欠条过年。
年后的日子,父亲常趁集体劳动收工后,顶着明月,踩着月光,上山砍柴,天没亮又抢黑肩扛运送到乡里,卖给机关的干部,挣回几毛钱,再急急忙忙地回来,按时参加集体劳动。
一天傍晚,集体劳动放工后,父亲继续上山砍柴,直到凌晨还不见父亲回来,母亲着急了,叫大哥大姐二哥三人点着火把上山寻找。后半夜,大哥背着父亲回来了,父亲的头部身上手腕上都粘有血迹,我知道发生了什么,坐在一边,一句话也没说,伤心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大专毕业那年,分配在乡里的中学当教师,这时,父亲已年过花甲,但他还坚持下地干活。有一天,突然病倒在地里,不能自己爬起,等我送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肝癌晚期,我一点也不敢相信。我怎么相信父亲就这样离我而去呢?父亲为我劳累了一生,都还没有休息过几天,没有过几个安闲的日子,就这样离我而去了吗?我真对不起我的父亲!我怎么就这样永远也不能报答父亲了呢?是上帝的惩罚吗?还是我做了不善之事,真的受到上帝惩罚了?
按照医生的嘱咐,我们只好对父亲说普通肝炎。父亲病情日益恶化,先是不能吃饭,再是不能走路,后来不能起床,终日辗转病榻。我眼看父亲被病魔折磨得只剩下骨架,不争气的我,已无法隐瞒父亲,我把参加工作的头三个月工资花去,买了一付二百多元的好看点的棺材,放置在香火堂前地板上。父亲看见了,没有流下一滴眼泪,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没有一句话对我说。但我觉得父亲有很多的话要对我说,也许他这时不知道怎么说。
除夕那一天,父亲的病情加重,已不能说大一点的话,他轻轻钩着手指,我知道他有话要对我说,我用耳朵贴近他嘴边,才模模糊糊地听到他说话的声音。他说:“今天是大年——大年夜,我知道,我马上要——离开——你们了,没给你们——过上一个——好年,我对——对不起——你们!”
这一个除夕之夜,当我听到别人过年的快乐的鞭炮声,我就想起我打死黄狗的那个除夕之夜,我的命运难道决定我难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今天,父亲在除夕日子里过世,在这浓浓的节日气氛里,我却沉浸在浓浓的悲哀氛围里,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世间就偏偏有这么些不平等的事情,我就偏偏全碰上了。还好,亲戚朋友照样来安慰我,和我一起守灵。我感谢他们!感谢社会!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广西教育学院中文本科班进修学习,学习期满,分到城里一所高中任教语文。回家的时间就少了很多,但家里还有我年迈的老母亲,她和我二哥一起居住,我多次接她到城里和我居住,都被她拒绝了,我只好坚持每年回去几次。我不能忘记在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山旮旯里,有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一家挨着一家紧凑在山边路旁,人口不足两百的小山村,那是我可爱的家乡。
我在外工作已经十多年了,虽然常回家看看,看看耄耋之年的母亲,看看德高望重的乡村父老,看看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可每次回家都有一种新感觉,一种新收获,一种新冲动。
今年的春节,我照例回了家,因为停电,我看不到春节联欢的美丽壮景,但我听到了兄弟姐妹庆祝家乡前进的阵阵炮声,大年初一的清晨,我还听到了多年来难以听到的胜过美妙音乐和浓郁花香的鸟鸣声,正因这美妙的鸟鸣声勾起了我回忆不愉快的童年。但如果没有那些不愉快的童年,又怎么有今天的小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