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新（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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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贵州高地的资水河，从巍峨高耸、千沟万壑的雪峰山激荡而来，浩浩荡荡，流入洞庭。在雪峰山脉和洞庭湖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奔腾冲决的资江到这里已是平缓而弯曲。我的家乡益阳，就位于这雪峰山下、南洞庭湖边。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湘潭人黎锦晖的名曲“桃花江是美人窝”众口传唱，让人们先认识了故里的“竹乡”——桃江。“桃花千万朵，比不过美人多”；家乡益阳县，是周立波笔下普山普岭茶籽花的山乡，楠竹绿如海，资水碧于玉；是岸芷汀兰、渔歌互答的浩荡南洞庭，风月无边，美景如画；松花皮蛋和水竹凉席是它闻名全国的特产，它也是全国有名的茶乡。南洞庭湖的水产、苎麻、芦苇的品质和产量全国闻名；山地安化，是吃芝麻豆子茶又吃擂茶的地方，农家的好客，让你亲切难忘；益阳花鼓戏西湖调的热烈和益阳弹词的柔婉，唱尽了益阳人的苦辣酸甜。就算我们远在异地他乡，这些，就像故乡那“竹海”深处的凉风，时时拂过我们的心头。
湖湘文化的精魂和湘人的血性，隐藏在故乡人性格的深处。益阳人热情而宽容、细致而谦和。出门在外，善解人意，广结人缘。南洞庭的雄阔动荡和柔婉优美，山地的的高危险竣和秀丽深邈，让故乡人雄阔中见精微，豪迈中又颇见文雅。青山绿水间也颇孕育了一些名人。和曾国藩齐名的“湘军”将领、清代中兴大臣之首胡林翼和在现代文坛激荡风云的文化名流“三周”（周立波、周扬、周谷城），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山地安化，更是出了个有清一代最有名的理财大师陶澍。南县的段德昌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在洪湖地区和贺龙将军并肩战斗，后来在肃反时被杀害，是新中国第一号烈士。
故里人待人“小意”（益阳方言，意即待人诚恳、能替别人着想），但敢为人先。做事业，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前不久，获得国家最高技术发明奖、填补此项奖励设立五年来空白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教授，就是从南县洞庭湖畔的一个放牛娃，一步步走到世界材料科学的顶尖高峰的。故里的乡亲，勤劳朴实，与那片土地血脉相连，祸福与共。故里的山乡少年，单纯质朴，读书发狠。我故乡的益阳县一中（前身即清代胡林翼150多年前兴建的“箴言书院”，位于距益阳县城50华里的石笋乡瑶华山下），可能是全省唯一一所座落在乡村的省级重点中学，可就是这样一所山沟里的中学，新时期，恢复高考以来，出了六个全省文理状元!
虽然每年故里人都深受水患的威胁，可在乡的，各人都勤勤恳恳，固守着自己的一份喜怒哀乐，让日子接受来自水的滋润和阳光的照耀。狠一狠心、咬一咬牙、走向异地的，也都有故里人特有的蛮劲和狠劲，在外也都想做出一点“名堂”。每年的春节，不管人流浪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一想起来，心就软和得很——那就是故乡和家。
上述这些对家乡的“理性认识”，都是我在长大后，身在异乡，隔着遥远的时空和心理距离，才蓦然回首发现它那久违的美丽的。带着故乡打在身上我的烙印，我开始理性地去审视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那些和我血脉相连的乡人们，我开始了自己深情的关注。
在少年时代清贫的日子里，我们山里少年都是过早地老成持重、过早的成熟了。曾经，我们在心里是那样诅咒乡土的苦难，对于乡土的美丽和它将来会给予我们的“魅惑”，我们是一丝一毫也感觉不到的。人多地薄，日子缓慢而单调，年轻人面对的是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那土地没有缰绳，已经不能再拴住年轻人向往远方的心；那高高的山峰，也挡不住要走出去的浮躁和冲动。少数人，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勤奋、加上整个家庭的付出作为赌注，终于跳出农门，成为一个城里人，成为一个家族的荣耀。可不再沾满泥土、穿着皮鞋、走在城市马路的脚，踏上乡土的次数却越来越少。逢年过节，人回到了家里，心却无法回到家里。大多数人，为了生计，凄凄惶惶抑或意气昂扬，奔向异地，去寻找自己那一份追求与向往，向宁静、单调而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日子，作一个彻底的反叛。
……我在读完六年级的那年暑假，跟着我那最大的排行大哥，每人担着一担尼龙帐子，走出家门，沿着资江下游的支流志溪河，到各个村子里去卖。山里蚊子多，山里人家的麻布帐子，又粗又不透风，颜色暗黄；尼龙帐子又白又轻，价钱又便宜，还可以做装饰，所以卖得很俏。我们穿着一双解放鞋，走村串户，两个人在外流浪了二十几天，打了一个大转，回家了。
那时候的我，手臂上刚刚有点肌肉，嘴边上刚刚有点绒毛，正处在变声期，咽喉里像卡了个核桃，整天活跃得象只猴子。我大哥高三毕业，高考结束了，恰好在等高考分数出来。从初中开始，他就出去卖帐子给自己赚学费。搞完了双抢，给红薯土施了肥，大伯父和我爹就把我们打发出了门。临行前，我爹送了我几句话；
“我十岁就跟你那漆匠爷爷上门做手艺了，你今年也吃十二岁的饭了。去，跟着你哥，出门长点见识，把下半年的学费赚回来！”
我们在太阳刚露出鱼肚白的清晨出发了，担着两蛇皮袋子尼龙帐子，我还带了一个军用的水壶，里面装着妈妈用干金银花煮的凉茶。微风轻拂，田野里插下的晚稻秧苗已经转青了。第一次出门远行，而且是作为一个“买卖人”，你可以想象我心中新奇的感觉！虽然一样的是在乡村游荡，看到的是一样的小桥流水、树林河滩和竹林掩映的人家，遇到的也是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可是，我一路走来，总觉得那高高的草垛、倒映着青山的山塘、野外土地祠旁的大樟树，隐藏着一些令人兴奋的秘密。
这里是典型的江南丘陵区。长满马尾松和楠竹的山头都不高，群山间是一些沟沟壑壑，乡人们就在山间的平地聚族而居。从地名我们就可以了解地形的特点：三塘街、自搭桥、枫树坳、楠竹冲、荷叶塘、三斗湾、分水坝、金沙洲、柳林渚、落鹰潭……都是些饱含着山水情蕴而又自然质朴的名字。我们一早就在各村落间吆喝，口渴了就在老乡家讨口水；饿了就在路边寻个饮食店，吃一碗白粒丸或一碗面条；断黑了就在老乡家里借个宿。有时候手里还要拿一根木棍，防备着狗们从后面扑上来，咬住我们的蛇皮袋或拖住我们的裤脚。
那时候，在乡间经常可以碰到“走四方”的人物：如磨刀磨剪子的、补锅的、收废品的、修炉子的、卖甜酒豆腐脑的、赶山阉猪的、敲三棒鼓的、弹月琴的，耍猴舞蛇的，画炭像画的等等。我们认识的，就和我们打个招呼、说声笑、叫我一声“小老板”，让我好不兴奋；不认识的，在阴凉处歇口气，就着路旁的水井喝口水，拉几句闲话，彼此就都是熟人了。
曾经看过霍建起导演获奖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那里面的小邮差，也是在乡间的行走，让他走进了乡村的心灵。我至今难以忘记，那次游走乡间，让我看到的人间世态；至今，我还能记起那二十几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那个下午，太阳沉下山去，余热开始散去，夜风开始吹拂。空气里有草木被晒热散发出来的气息，有野外焚烧稻草的气息，让人感觉熨贴得很。我们来到一个叫三堂街的临河的小集镇。在街头被几个打桌球的青年拦住，我大哥为了保护我，膝盖被桌球杆敲了一下，痛得他眼泪都流了出来。后来是街上那些做买卖的看不下眼了，指责他们欺负外地人，把他们轰走了。第一次，我体会到了出门在外的艰难。
也是在三堂街那位姓王的铁匠家借宿的那个夜晚，我看到了到写此文为止所看到的最后一场皮影戏。“戏台”就搭在街尾那个驼背铁匠家的地坪里，所谓“戏台”，不过是搭一个鸽子笼一样的阁子，顶上覆盖着晒稻谷的晒簟。所谓“演员”也不过三个人，一人站在用灯光映照的幕布后，拿着各种纸剪的戏剧人物表演，后面两人，除了演唱“旦、末、净、丑”各种角色的唱词外，还要充当乐师。那晚上，上演的是两本戏：“铡美案”和“走南阳”。到现在，我还在为那些平时在田间手拿锄头，而现在在戏台上“吹拉弹唱一手来”的乡村演员而惊异。他们可能目不识丁，但是能够背下整本的戏文；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五线谱，但是敲锣、击鼓、打钹、吹唢呐、拉二胡、吹横笛样样精通。民间文化的传承，竟是这样的神奇！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夜晚，我们两兄弟坐在铁匠家地坪里的草堆上，看到“走南阳”中那个虎落平阳的刘秀，调戏村妇的流氓相，而笑成一团的情景。
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到那么“有趣”的皮影戏了。前不久，看到中央台科教频道的一期节目，讲的是陕西榆林的一位民间的皮影戏艺术家，呼吁社会各界保护日益消失的皮影戏，还准备把皮影戏作为“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申报。看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故乡的皮影戏，怕也是消失无踪了吧。
……那个暑假，我们在立秋的那个早上往回赶。我欢天喜地，因为我第一次赚到了50元学费。可到家后，我那沉默的排行大哥更加沉默了：他高考落榜了。
他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既已年迈，是他这个长兄挑起家庭生活重担的时候了。去复读以待第二年再考大学既已没有希望，他就在我们那所山乡的初中做起了代课老师。教初一的语文，代课费每月60元。我就做了他初登讲台的学生。记忆中，他讲起古文来神采飞扬，写得一笔好字，对对联也是他的拿手戏。可是在课余时间，他更加沉默，背也好像沉了一些，老是在校园西北角的那棵桂花树下，独自一个人吹着口琴。
代课代了半年，过了春节，他向校长辞了工，把一本《东周列国志》留给了我，背着一个牛仔包，挤上了南下广东的火车。这一去，就是五年没有他的消息。我也开始了在学校寄宿的日子，只有寒暑假的日子才偶尔到我那大伯家里走走。大伯已经过了六十岁，腰弯得很厉害。三个儿子都已出门打工，大伯父大伯母两位老人守着家里的十几亩田地，一个“双抢”要搞差不多一个月。
再见到我那排行大哥，是五年后，我读完高二第一期那年的寒假。他回来了，从益阳城里包了一部“夏利”回的家，给家里人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人也是一个城里人的“派头”，戴着一幅镶嵌着金边的眼镜，身上一件名贵的皮夹克，腰杆挺得笔直，手里老是夹着一根“红双喜”的香烟，大有项羽当年衣锦还乡的气魄。我那大伯父大伯母也十分高兴，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
这次回来，家里本来给他说了一门亲事，他没有同意，尽管在乡里看来，望三十的他已经是一个大龄青年了。却把这些年赚的钱给他的大弟弟操办了婚事。喜酒办得空前排场，一共操办了四十桌，酒喝的是当地最上档次的“南洲大曲”。还请了花鼓戏班子来唱了三本戏。过了正月十五，还准备把家里的土砖房拆了，建三底三楼两层的农家小楼。
可不久村里就传说，他被“公安”抓了。有人在益阳街头看见他被手铐铐着，塞在警察摩托车的车斗里，看不清脸，可是那身影像他。后来从福建回来的打工者也说：这几年，他先学了会计，后来不知从那里买了一张文凭，就在福州城里不同的公司做会计。后来听说他做过会计的一家公司有一笔退货款没有到帐，怀疑是他做了手脚……传说的版本还有很多。总之，他这一次回来风光了一番后，又是连续几年没有音讯，他就像从空气里蒸发了一样。家里，还是大伯父大伯母两位老人守着家里的十几亩田地，一个“双抢”要搞差不多一个月；家里的土房子，拆了一间堆柴禾的杂屋，就没有下文了。
2000年六月，我从师范学校毕业，带着行李，从益阳的汽车南站乘县际班车回家。很意外地，我在班车上遇到了他。穿着件蓝色的T恤，剃了个很精神的平头，没有戴眼镜，人也发福了。手里抱着个一两岁的小男孩，旁边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模样周正，皮肤很白，化了淡淡的妆，想来就是他妻子了。
多年不见，兄弟间好像生分了些。彼此淡淡地打了招呼，他告诉我这几年在广州做事，爱人也是益阳人，在广东打工时认得的，结婚也三年了，儿子再过一个月就两岁了。然后就问我家里情况和我毕业后的去向。我告诉他我找了一所煤矿的子弟学校，在那里教语文。
牐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这辈弟兄里，我最大，你最小，其实会读书的也不少。现在就你读了大学，不容易啊！你爸供你读书，吃了不少苦啊！”
这次他回到家来，显得很平静。大伯父请本家的亲戚吃了一顿饭，算是给大哥补办了结婚酒。后来，他就在益阳城里桥南的集贸市场里租了一个门面，两夫妻做起了快餐生意。儿子就放在乡下给爷爷奶奶带着。我偶尔回家一次，和大伯父谈起他：说快餐店生意还很火爆，还准备贷款买一套房子，把儿子接到益阳城里读幼儿园。
2004年的秋天，我来到了长沙工作。国庆节那几天，因为有一个在益阳的同学聚会，我回了一次家乡。在一个叫“好再来”的超市前面，我看见他正吃力地从运货车往下搬运装着货物的纸箱。脸色是那种古铜色，人也消瘦得很，刚过四十的人，头发却白了不少。看见我和同学走进超市隔壁的“红蜻蜓”酒店，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对我笑笑。
那天晚上，我抛开同学间那些“怀旧式”的应酬，和大哥两个人在资江边的一个大排档，点了两斤口味虾，一碟卤猪耳朵和很多年没吃过的清炒红薯尖，喝了一打益阳出品的“秀峰啤酒”，两个人都喝得有点醉了。
他说到了这些年的情况。说原以为回到益阳，手里头有点儿积蓄，快餐店生意又不错，房子又付了首期，日子会越过越好。可后来开快餐店的人多起来了，生意就越来越不好做了。
“去年你大伯母得了一场大病，花了一万多，现在还瘫在床上。现在的乡里人，病不起啊！上半年你嫂子想也是急了，去买‘地下六合彩’，亏了所有的本钱还不说，还被‘公安’抓住了，罚了5000块；人也是从看守所赎回来的。快餐店也只好抵押出去。”
说这些话时，他的左手不停抖动，食指中指金黄，想是烟熏的。我叫大排档老板拿来一包“精品白沙”，抽出一根，给他点燃了。他连说已经“戒了、不抽了、抽不起了”，可他的牙齿已经熏得发黑。
“做人真难啊！”他吐出一个烟圈，“做为家里的长子，责任最大。现在我给超市运货，每个月有六百块钱的收入，你嫂子在街上擦皮鞋。小孩子也大了，读书花销大，房子要按月‘交租’给银行。你志成哥（他最小的弟弟）今年三十岁了，再不给他娶亲，就只打得单身了。”
说到乡里的情况，他告诉我现在乡里的年轻男女全都出去“跑生活”去了，家里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农业税是不要了，可农药化肥还是贵，有好多田地还是空着。现在又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股歪风邪气，家家户户“买特码”（地下六合彩）都买疯了。现在乡里是麻将都不搓了，水竹凉席也不做了，每家每户天天在家猜“特码”。搞得这里倾家荡产、那里上吊吃农药。
“你还记得夏家冲那个很会读书的夏子羲吧？左手六个手指的，今年参加高考。他娘‘买码’买亏了，想不通，投河死了；小伙子受不了这个刺激，疯了。第五天大学通知书就寄到家里来了，听说是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作孽啊。”
…………
那天深夜，我送走大哥后，独自走在资江边上，望着这沿着资江两岸建设的城市。已经是深夜，城市到处是一片熣灿的霓虹灯，这几年，家乡益阳城市的亮化搞得不错，城市越来越漂亮了。
我想：作为一个年轻人，当我走向城市的时候，就算城市让我碰得头破血流，我也不应该以童年和寻找精神家园为借口，去美化远去的乡村和曾经的苦难。毕竟，苦难和贫困不是一种光荣。在我28岁的生命中，我是一步也没有停歇，一心攻读书本，去逃离那曾经的苦难，想成为一个令乡人“羡慕”的城市居民。毕竟，乡村走向城市的脚步，是谁也无法阻挡的。
可是，现在的乡村，我们就能够给予它完全的信任吗？当我们以“村村冒烟”为代价来获取眼前短暂的利益、当“笑贫不笑娼”蔚然成风，当“一夜暴富”的心理在乡人们心里深深扎根的时候，这时，是不是到了我们这些乡村子弟反思的时候？
我又回头望着我身边这座城市，看着江边绿化带中，那些被割断了与乡土世代相连的血脉的香樟树，想起了一位学者面对城市里的香樟树时所说的几句话：我们城市的发展，是以对乡土的掠夺为基础的。我们掠夺了乡村青年男子的劳力，掠夺了乡村青年女子的青春，现在，我们又向乡村的生态开刀了。
话说得有些偏激和触目惊心，却也道出了事情的些许真相。假如真是那样，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否过于沉重？
今夜，当我试图唤醒我那陌生而久远的乡土记忆的时候，我在沉思。
我知道：面对着现在的种种，说出我们心中的困惑，或者发出声色俱厉的呐喊，对社会的不平作愤世嫉俗的批判，都是容易的；可关键是，我们应该给将来，留下怎样的记忆？
我把我的目光连同我的沉思，投向我身边的资江。大河无声，静静地流淌，流向那浩瀚的洞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