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雷

    春雷（报告文学）

张广亮刘怀启

他创造了家庭联产责任制的一种新模式，包产到人，超产奖励，不仅能极大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能增加村集体收入，实现个人和村集体利益的有效统一。如果说，安徽小岗农民为了生存而签下“生死状”，从而开创了中国大包干的先河，而他和他带领的公社党委为了减少因天灾而造成的损失，顶着被撤职的危险，在村里推行包产到人，责任到劳，体现的则是党的基层干部对人民群众的那种责任担当。早在安徽小岗农民实行大包干一年前，在共和国的天空上，率先炸响了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雷。创造这一奇迹的，是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的一名基层干部，他叫刘献佩，时任定陶县马集公社党委书记。

一个晚上跑半个公社的党委书记

刘献佩是定陶区黄店镇人，中等个，浓眉大眼，声如洪钟，步似流星，原是黄店镇某学校的一名老师，因文笔好，经常在电台和报纸上发表新闻稿件，被定陶县委部抽调去当理教科长，后被委派到保宁公社当党委副书记，1976年11月，被定陶县委任命为马集公社党委书记。上任伊始，恰逢天气干旱，种下去的小麦出不来苗。为了确保冬小麦丰产丰收，刘献佩组织各大队抗旱自救。为了察看各大队的工作进度，刘献佩让通讯员带路，骑着一辆自行车，一个晚上转了大半个公社的机井。等到第二天各管区汇报各自的工作进度时，工作踏实的，刘献佩给予肯定，并如数给予其柴油票。对于工作浮漂，弄虚作假的，刘献佩一一点出他们的不足。马集公社的机关干部们震惊了，咱公社来了一个真抓实干的党委书记。

为了迅速摸清马集公社的基本情况，刘献佩骑着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收集到的情况让他是那样震惊：一是刘献佩没有想到，马集公社竟然这样穷：全公社共31个大队，全部吃国家的统销粮，132个生产队竟然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口粮不足300斤，日工值仅仅两角钱。群众说，辛辛苦苦干一天，不敢吸一盒经济烟（无标牌的白棍烟，当时售价每盒九分）。在邵楼大队支书家中，刘献佩看到的几乎是空荡荡的房子和一小堆地瓜干。刘献佩来到李刘楼大队一户人家，在两间破土房里，他发现一个少年正在啃生产队选地瓜种时剩下的坏地瓜。在李刘楼一个生产队的场院里，刘献佩看到三头靠贷款买的牛，两头骨瘦如柴，一头根本站不起来。两辆地排车，竟然有一辆的车底还烂了一个窟窿。刘献佩是苦出身，知道没粮食吃是啥滋味。为了让群众过春节不至于挨饿，刘献佩给县委要了30万斤统销粮，并信誓旦旦地向县委保证：三年内，我若不能让群众吃饱饭，自愿辞去公社党委书记职务。二是，刘献佩没有想到，这里群众的集体意识竟然这样差。为了改变马集公社的落后面貌，刘献佩决定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数九寒天，公社党委成员和包队干部与群众吃住在工地，大干一冬春，动土20多万方，完成了“红旗渠”主体改造工程，解决了6000亩地农田的自流灌溉和大半个公社的引水灌溉问题。但令人寒心的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并没有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勤不出力，混工分、熬晌的现象十分严重。一次，刘献佩到白菜王庄大队检查工作，看到两个社员正在给小麦用氨水追肥，扶耧的社员只顾往前走，氨水有没有被土埋严实他根本不关心。刘献佩问另一个负责挑水的社员为啥不去掩埋，他说，我只管挑水，凭啥叫我多出力？在刘庄寨大队，刘献佩看到五个社员拉一辆地排车往地里运土杂肥，在过一个小河坡时，竟然十多分钟上不去。凡此种种现象，引起了刘献佩的深思，生产条件改善了，社员们咋就不愿意出力呢？

一场冰雹引发的改革

1977年春，刘献佩顶着料峭的寒风，带着铺盖卷，到红旗大队蹲点。谁也没有想到，刘献佩这一去，一件震惊菏泽乃至全国的改革，即将在这里发生了！

当年春，红旗大队积极响应公社扩种经济作物的决定，种植了830亩棉花。刘献佩到红旗大队蹲点以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看到刚出土的那些齐刷刷的棉苗，刘献佩别提多高兴了。就在棉苗刚长到六七个叶的时候，谁知老天竟然来了一场冰雹，830多亩棉苗有一多半被打成了秃杆，损失惨重，全公社8000多亩棉田也同遭厄运。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当时，有社员提出，能否将棉苗承包到人，实行责任到劳，以产记工。一听说承包，有的村干部惊呼:这不是过去批判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吗？

刘献佩晚上回到公社以后，就此事组织公社党委成员讨论，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围绕红旗大队是否要采取承包到人，责任到劳的问题，党委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有的党委委员说，如果我们在马集公社红旗大队推行承包，那不是走回头路了吗？这不是单纯的棉苗问题，这是路线问题！现在上级还在号召农业学大寨呢，我们要是推行承包，那不是与上级的要求背道而驶吗？有的党委委员说，庄稼受了灾，我们可以申请县里救助，何必冒那个风险？有的党委委员则说，实行人民公社多少年了，现在村里老百姓过得什么日子，大家还不清楚吗?为啥穷，老百姓穷操呗！大队干部不干活，社员出勤不出力，混工分、熬晌，生产力怎能提高？搞承包只是让他负责管理，又没有把地分给他，怎么就是走回头路啦？我们是党的干部，担负着振兴一方经济的重任，如果有事只知道向上级伸手，我们的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上哪里去了？大家七嘴八舌，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刘献佩说，现在，我们马集公社有的群众连过夜粮都没有，情况令人揪心呐！大家的发言都很好。目前，灾情和节气不等人，只要能减少损失，啥办法都可以用，我是党委书记，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在刘献佩的坚持下，马集公社党委最后终于统一了思想，并作出大胆决定：用以产记工、超产奖励的办法，首先在红旗大队一个先进队（九队）和一个后进队（十二队）受灾的棉田搞实验，将棉田按数垄包到了户，并对田间管理、亩产量、超产奖励等十个方面研究了具体意见。为了保险期间，对外不说承包，说是“十定一保”。

“十定一保”刚一推开，就显示了无穷的魅力。刘献佩看到，在红旗大队，不要说群众天不明就往地里跑，就连那些在城里上班的干部职工、上学的学生，也抽空回村帮助抢栽、移栽棉苗，几天后，那些受灾的棉田就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随后，刘献佩就将他蹲点的红旗大队的棉田全部实行了包产到人管理。到了1977年秋后，红旗大队平均亩产皮棉38斤，不仅没有减产，还比1976年每亩增产13斤。

马集公社在红旗大队推行包产到人的管理办法，像一股旋风一样，迅速传遍了菏泽大地，诧异者有之，惊喜者有之，愤怒者更有之。定陶县乃至大部分菏泽地区的一些县、公社干部认为，这是一种复辟倒退的逆流。为此，他们口诛笔伐，反对马集公社的“错误”做法，甚至从菏泽到济南的公交车上，都出现了反对马集单干风的标语。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巨大的思想压力面前，刘献佩所带领的马集公社党委不仅没有丝毫退缩，反而将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了。

1978年2月，马集公社由点到面，对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大力推广。首先，他们在丁楼搞了大叶桑、集体工副业试点，在任庄、张圈、马集三个村搞了棉花试点，在曹楼大队搞了以产记工试点，其次，将红旗大队的“五定一奖”扩大到粮食作物。从书记到常委，每人都有不同形式的试点任务。到了1978年秋，这些试点村，无一例外都获得了好收成。如张圈大队第一生产队，将40亩盐碱地棉花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到人后，亩产皮棉达到了42斤，比上年亩产增产22斤。丁楼大队秋蚕由集体改为分户喂养，平均每张产茧68.4斤，比上年每张增产40斤。曹庄大队粮食单产平均增产220斤，增产幅度在40%以上。红旗大队形势更加喜人，棉花亩产皮棉65斤，粮食作物平均单产565斤，两项均创该大队历史最好记录。丁楼大队工厂，原来只有两盘红炉和几个木工，1978年新上了镜框条加工、翻砂项目，年创利润1.2万元，为实行“五定一奖”前的3.2倍。袁堂村道路植树过去成活率不到20%，1977年后包到专人管理，结果成活率达到95%以上。

地委书记和一位公社党委书记的神秘交集

刘献佩之所以敢冒着被撤职的危险，在马集公社推行包产到户，如果说一开始是为了让红旗大队的老百姓能减少损失的话，他后来的大干则是受到了一个人的鼓励，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

1978年春节刚过，就在红旗大队的包产到户试点取得了成功，马集公社党委对于是否继续扩大包产到户试点展开讨论之际，一辆吉普车在一天早晨悄悄地来到了这里。车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就是周振兴。刘献佩一看地委书记周振兴来到，急忙领到伙房吃饭。周振兴也不客气，点了四个素菜，两个馒头，每人一碗稀饭。周振兴吃饭有个特点，他不坐座位，而是站着吃。一边吃，一边听取汇报。刚吃过饭，周振兴把嘴一抹，带上刘献佩就到了红旗大队。在红旗大队支书袁绍忠家里，周振兴问的很细，从田间管理、亩产量、超产奖励等情况，每一项都问，并做了记录，在实地查看了红旗大队实行包产到户的麦田和走访了几户农民之后，周振兴对刘献佩说，你们的做法、方向是对头的，路子是可行的。不要怕，大胆的干，出了事我担着，刘献佩的眼睛湿润了。在周振兴书记的鼎力支持下，这年11月12日，定陶县委办公室《学习与工作》第二十二期印发了马集公社实行粮食作物“五定一奖”以产记工的做法，并加了按语。不久，菏泽地委又向全区转发了马集的经验，要求全区向马集公社学习。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马集公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信心更足了。他们在总结棉花等推行分片经验的基础上，对全公社一万亩棉田、两千亩大叶桑等经济作物和集体工副业项目实行“三不变”，即管理体制不变，财产公有制不变，按劳分配原则不变；四统一：即生产计划统一，耕种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五定一奖到劳力：定劳力，定地块，定产量，定工分，定成本，超产奖励，全奖全陪；地块按人七劳三搭配，全社面貌为之一新。为此，有的人还编了这样的顺口溜：过去磨破嘴，撕破脸，大事小事一手揽，高级社员不服管。现在早上工，晚下晌，家家户户有队长。干自己的活，端自己的碗，身上有劲心舒坦。

正当刘献配带领马集公社的社员们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路上迅跑的时候，一股否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寒流不期而至。1979年12月，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以后，棉花生产“五定一奖”的办法得到全面推广，但是马集公社全面推行粮食作物联产承包的想法，却没有得到省里批准。接着，社会上便出现了一些传言，听来令人不寒而栗。有的人说，“马集公社搞分田单干挨批了”，“地区和县里支持马集单干的领导也快调走了”“刘献佩在定陶带头搞包产到户早晚要出大事”等等，在马集公社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波动。

正当刘献佩苦闷彷徨的时候，一天，菏泽地委副书记吴荣贵到定陶视察冬季生产，看到马集公社的老百姓冒着零星雪花搞棉苗备播，回去会将此事告诉了周振兴。1980年1月24日，周振兴带领全体地委常委在马集召开了由全区县、公社党委书记和有关部门参加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现场会，不仅对于马集公社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还以中共菏泽地委（1980）13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马集公社《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并让刘献佩在随后召开的全区三级干部大会上做典型发言。这一系列的举动，不仅有力地回击了社会上的传言，马集公社干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更有底气了。

为了进一步夯实公社和村队干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基础，刘献佩带领他们学习周振兴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录音讲话，分析造成大队干部思想阻力的根源：一怕变，二怕乱，三怕集体经济遭拆散，四怕架空夺了权，五图省事怕麻烦。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一是既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发挥集体的优越性。二是既要增加社员收入，又要兼顾国家和集体利益。三是既要发展粮棉生产，又要大力发展工副业和多种经营。四是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不能放任自流。针对部分村队干部对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理解，甚至以为是走回头路、退到单干的错误认识，马集公社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宣传提纲》，发出了《给全社党员干部的一封信》，下发了《关于完善生产责任制的三十条意见》《关于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六项规定》，进一步统一党员干部的思想，以“定地块，定产量、定人员、定报酬、定成本费用、超产奖励”为核心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马集公社推广开来。这一年，冬小麦虽然遭遇前期干旱，后期低温，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依然获得了大丰收。1980年9月，地委书记周振兴再次来到马集公社做专题调研，实地察看了部分村队，与一些村队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对于马集公社的做法，再一次给予充分肯定。这一年，马集公社迎来了有史以来的农业大丰收，粮食亩产超千斤，棉花亩产皮棉达112斤，人均收入翻了近四番，一举摘掉了压在头上多年的贫困落后帽子。

不是结局的结局

刘献佩出名了！为了鼓励先进，1981年，由定陶县委提名，刘献佩升任县委委员，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县党代会正式选举时，竟然没有通过。为了安抚刘献佩的情绪，定陶县委把刘献佩安排到全县经济基础最好的陈集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后来，刘献佩又先后担任县农委主任、县人大副主任等。不论在那里工作，刘献佩都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把一腔热血，奉献给所他工作的岗位上。

1981年，就在刘献佩调走后不久，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安徽小岗经验受到中央的肯定，那些原先对刘献佩在马集公社搞“五定一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持反对意见的公社和村队，仿佛开窍了一般，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用最简单、最直接，最现实的办法，套用小岗模式，一窝蜂搞起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村集体的房屋、牲畜、地排车等生产资料被分了个一干二净，人民公社时代由此正式宣告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