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递员老孙

邮递员老孙

王国胜

说起邮递员老孙，在我们乡下可是个大名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几乎没有不认识的。特别是村子里三十岁以上的人，对邮递员老孙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三十多年了，走过春夏，迎来秋冬，邮递员老孙像影子一样，永远定格在乡间小道上，成为一道望眼欲穿的流动的风景。老孙大眼睛，高鼻梁，身材修长，平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对工作却极其认真负责，永远穿一身绿色西服，骑一辆绿色二八自行车，车后座驼两个绿色大邮袋，每天不停地穿梭在全镇36个行政村的大街小巷，送信件、送报纸、送电报、送汇款单，送来千里之外沉甸甸的思念。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讯手段还不发达，人们外联世界的只有靠写信、发电报，读报纸、看杂志，而维系这些资源的就是绿色的信使。那时，全乡4万多人只有一个邮电所，所里除1名电报员负责收发电报之外，其余的收发信件、订阅报刊、下乡投递等各项工作，均由老孙一人承担。老孙人好，性格耿直，从不发脾气使性子，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印象里，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他风雨无阻，从不耽搁，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大家早已熟悉，那辆绿色的自行车虽然破旧，承载的却是“家书抵万金”的信息和“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叮咛。老孙有个习惯，只要一进村头，他的自行车铃便“叮铃铃，叮铃铃”地响起来，正在闲聊的人们便会寻声望去，却见一道绿色风景疾驰而来。于是，“老孙来了！邮递员老孙来了！”的声音，便在村子里此起彼伏的传开了。约摸着有信的人家，男人便会放下手中的锄头或犁耙，点上一支烟静等一会儿；正在灶上的妇女，便会熄了灶火，头上蒙着毛巾出门看看。那神情，对邮递员老孙的尊崇不啻于春天的信使。

老孙投递有个原则，普通信件是交由每村小学代发的，往往一沓子十几封信，一股脑的交给小学校长，然后由校长再分发下去，而挂号信和汇款单必须亲手交给收件人的，还要签字盖章。这时，邮递员老孙就会来到收件人家门口，高声地吆喝几嗓子：“张三李四，有你家的挂号信、汇款单，拿戳（手章）来！”于是，收件人便拿上手章，急急忙忙走出大门，一边向老孙递烟道谢，一边拿出手章来。老孙摆手拒绝，直到一两分钟办完手续，就会车子一蹬，赶往下一家去了。而刚刚散学的孩子们，就会一窝蜂似的跟上去了。在孩子心目中，邮递员老孙是神圣的，因为他的邮袋就像一个百宝囊，永远有最新的报纸、杂志和信件，维系着千万里，牵动着千万家。

那时，谁家有在外工作的亲戚、朋友，或是有参军入伍、提干的子女、兄弟，都是莫大的荣耀，因为只有他们家才可能有信件或是汇款，只有他们家才可能让邮递员老孙把车子扎住，围成一道风景！久而久之，全村人谁家有在外工作的亲戚，或是有在部队当兵的亲属，邮递员老孙都一清二楚。谁家住几号胡同？村东头还是村西头？他不偏不倚，自行车一扎一个准。他像一张活地图，全镇36个行政村，村村如此，摸得比谁都门清。老百姓常说：“这就是邮递员老孙的绝活！”

老孙正直严谨、对工作极端负责任，虽是所长，大兵却只有一个，但从不以所长自居，他说：“我就是一邮递员，为千家万户服务是我的责任。不出错、零失误是我的承诺。”我清楚地记得，1996年某日，一张10元的汇款单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也许是编辑老师书写时粗心，中间的“国”字少了一个“点”，当我拿着手章去领汇款单时，邮递员老孙严肃地告诉我：“不行！你这个‘国’字有‘点’，汇款单上的‘国’字没有‘点’。你必须拿完全符合的印章过来！”我一时无语了，没办法，只好请人另刻了一枚印章，才勉强取了出来。为此，我曾经暗骂他的迂。事后想想，老孙是对的，正是他的严谨认真，才有了千口镇邮电史上的不出错、零失误。从此，我谨记人生，必须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马虎。

渐渐地，乡下泥泞的土路开始变成了石子路、柏油路，村子里几户人家相继装上了电话，寂静的乡村也变得浮躁起来，人们开始三三两两的出外打工，外面的世界已不再遥远。邮递员老孙还是日复一日重复着自己的工作，绿色的自行车依然穿梭在村道上，只不过大家对老孙的企盼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满蕴着亲情、乡情、爱情的信件开始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村里的学校早已不再承担分发信件的任务，邮递员老孙的使命也似乎大打了折扣。但是，他的行头一样也未曾改变，还是一身永不褪色的邮电绿，绿色的西服、绿色的自行车、绿色的大邮袋，沉甸甸的邮袋里，投递的仍然是党的声音，是富民政策，是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报纸。

一辈子一件事。邮递员老孙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风里来，雨里去，寒来暑往，往返穿梭，从一名神采飞扬的青年，到须发皆白的老人，平凡坚守，初心未改。如今，老孙真的老了，他骑不动了。

两年前，邮递员老孙光荣退休了，可他依然挚爱着那身邮电绿，只不过，他把绿色的自行车和邮袋收藏起来，拿起了黑色的电警棍，义务担任了邮政储蓄的一名保安员。

他说：“趁胳膊腿还好使，我还能站站岗，为大家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