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传海
网站用户
相看掩泪情难说，
別有伤心事岂知。
闻道咸阳坟上树，
已抽三丈白杨枝。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的一天，在东都洛阳做闲官（太子少傅）的白居易，在读新友卢子蒙旧作时，看到其中有不少卢子蒙与元稹的唱和之作。这不禁使得已经七十岁的白居易，再次想到和自己相识相知、相牵相挂，互相勉励、互相酬唱三十余年，往来诗篇千首的挚友元稹，已经离他而去十年之久了。因而，又一次悲从中来，老泪横流。
一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山西太谷，曾祖父时迁居陕西渭南，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出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十六岁时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其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仅使当时的“国家作协主席”（著作郎）——顾况，对他的指教由“长安米贵，居之大不易”，变为“道得个语，居亦易矣”。
元稹，字微之，排行第九，人称元九。河南洛阳人，出生于大唐安史之乱十六年后的代宗大历十四年。八岁丧父，家贫无业，幼学之年，不蒙师训，亲母为教。德宗贞元九年，十五岁时为尽快获取功名、摆脱贫困，选择投考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
自我从宦游，
七年在长安。
所得惟元君，
乃知定交难。
贞元十八年（802年），白居易和小他七岁的元稹一同参加“招干”考试，同登书判拔萃科（破格选举的经书义理和法律人才榜），同授秘书省掌校典籍的校书郎。白居易与“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的元稹相识后，就有一见如故之感。从此，二人便相伴而行，相牵相挂、相帮相扶，互为酬唱、互为勉励，风雨与共、生死不渝。
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诗歌革新运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故名新乐府）”，世称“元白”。
二
二人相识后，“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而这相交、相随“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白二人同时被“遴选”选中。元稹授朝廷谏官（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庢尉（西安周至主管治安、政法的副县长）。那时，元、白二人风华正茂，意气风发。
白作《折剑头》，借折断的剑头作比喻，比喻自己为人处世宁肯直折，也不委曲求全。元马上作《和乐天折剑头》：“风云会一合，呼吸期万里”；白作《感鹤》：“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盗泉。”表达自己愿做宁肯挨饿，也绝不逐食腐鼠；宁愿干渴，也不作饮“盗泉”的不群之鹤。不为温饱就甘愿被人牵缚，不守节操、伤天害理。元即作《和乐天感鹤》：“吟君感鹤操，不觉心惕然。无乃予所爱，误为微物迁。”给白鼓劲打气；
白作《赠杨秘书巨源》：“贫家薙草时时入，瘦马寻花处处行。不用更教诗过好，折君官职是声名。”来赞扬曾写下“三刀梦益州，一箭取辽城”的杨秘书，并为其鸣冤叫屈。元读后就作《和乐天赠杨秘书》：“刮骨直穿由苦斗，梦肠翻出暂闲行。因君投赠还相和，老去那能竞底名”。二人相互酬唱，壮怀激烈，无所畏惧。
宪宗元和二年，元稹为母守孝三年后升任监察御史，白居易也迁任左拾遗。元、白二人，一个是掌管监察及弹劾官员过失罪行的监察大员，一个是向皇帝提意见建议的亲信官员。于是，他们本着过去在诗中，相互勉励的“刚直不畏权贵，为皇帝办好政事”的志向，激情澎湃、无所顾忌地干将起来。
白作为谏官多次向宪宗上书，使其改革了当时的一些弊政，并且大胆、坚决地反对，某些大臣企图谋取宰相职位，而向宦官拍马行贿。元做为有实权在手的监察御史，所作所为更加激烈。一出手就大胆地监察了，剑南东川地方最高长官——节度使严砺的违法乱纪，并平反八十八家被其籍没的冤案。与之牵连的七个省长（刺史），也为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元稹去东川时，还发生了件奇趣的事：元走后十几天，白和弟弟行简及陇西人李建，同去长安南郊的曲江池，及池畔的慈恩寺游玩。傍晚，他们又一起到李建长安的家中。李备酒招待，喝得正高兴呢，不知怎的，白突然就想到了元。于是叫人拿出笔墨，在房间的墙壁上，题了一首《醉忆元九》：“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奇怪和有趣的是，从元后来寄回的《梁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看，元梦见白的那一日，正好也是白作《醉忆元九》的那一天，也就是元刚好到达梁州的那一天。这岂止是心心相映、心神互通，简直就是人们传说的“心有灵犀”呀！
三
元稹在东川的大胆行为，引起了朝中某些人的忌恨。等他回朝，当即就让其“分务东台”去了。嗐，就是调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为此，白居易特作《赠樊著作》，不仅对元予以高度赞扬（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并且劝解他“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编为一家言，以备史阙文。”劝解他呀，职权即已削减，不如著书立传。
“如何至近古，史氏为闲官。但令识字者，窃弄刀笔权……解悬不泽手，拯溺无折旋……其次有独善，善己不善民。”元看到白的《赠樊著作》，立即对《和乐天赠樊著作》，表达他的志向和苦闷。
期间，元稹贤淑、聪慧的妻子韦丛盛年而逝。韦丛之死，对元打击甚大，他常常夜不能寐。为此，他提笔写下了《遣悲怀三首》，为世人留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佳句。
“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寄君三十章，与君为哭词。”白在德宗贞元末年到宪宗元和年间，写了十首《秦中吟》、五十首《新乐府》。这些都是向高层提意见和建议的，大多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揭露了老百姓承受剥削阶级的肆意剥削，并对底层劳动人民给予深切的同情。其中就有人们熟知的《采诗官》、《寄唐生》和《卖炭翁》等。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因其触及了当权者的痛处，白于元和十年，被贬为江西九江司马（一地的副官,当时多用于被贬官员，无实务）。对此，白笑称这类官为“送老官儿”。
被贬后，白依然死不改悔。比如，给元写的一封长信——《与元九书》，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以至于“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想勤奋尽责，别人诽谤，有着骨肉亲情的妻、儿，也都认为他不会事！
这时，元稹也被贬江陵府（荆州）了。被贬的原因是，元和五年他被罚俸召回。途经华州敷水驿，已经按当时的出差标准住在了驿馆上房之后，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也赶到了此地，也要争住上厅。元据理争辩，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拿马鞭，对其进行抽打。并打得他鲜血直流，被赶出上厅（时人称“敷水驿事件”）。
然宪宗不敢得罪那个大宦官（仇士良在中晚唐跋扈了二十多年。一生杀二王、一妃子、四宰相，宪宗李纯也是他一手侍奉大的），竟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对元进行贬谪。
贬元到江陵做士曹参军（判官），赏罚不公朝野哗然。白亦连上三状为其申辩，但胳膊扭不过大腿啊。从此，元稹开始了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元被贬的理由，面上是因为与宦官争房间，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在洛阳监察任上，得罪、威胁了某些权贵——这是对他的打击和报复啊！
元稹从洛阳被“罚俸召回”的原因，是因为其弹奏河南尹（省长）房式不法事：那时元虽被排挤洛阳，但仍旧不改秉性，不畏权贵。不仅上书皇帝，弹劾当地豪门权贵违法事件十余起。而且还对河南尹房式，的贪污行为进行监察。元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将其停职并带到东台讯问。这本是御史的正常职责，但朝中权贵们却认为他目无上级。因此，元稹这才不仅被扣发工资仨月，而且还被调回京城听候处理。
四
按当时的规定，被贬到外地的官员，在皇帝诏书下达之时起，便须立即上路，甚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和收拾行装。元被贬江陵的诏书下达时，白正在翰林院值班，下班时元已上路。二人在长安街上不期而遇，从永寿寺南相伴东行，一直到延兴门内的新昌坊，才不得不分别。分别时，白只能勉励元，要保持不畏权贵、敢于揭露一切，贪暴不法的志向和气节，莫要因为被冤枉就消极忧伤——别的说些什么呢？没啥好讲啊！
那天是宪宗元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当天晚上，元住在山北寺（商山上的驿馆）。白因为值班脱不开身，只好吩咐其弟行简前去送行。并送上二十首新诗，好让他路上不寂寞、不孤单。
元收到白的诗百感交集，夜不能寐，并成诗一首——《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 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暌违，非言官好恶。 奏书金銮殿，步屣青龙阁。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
由于牵挂，白在晚上做梦，梦到了元。待到惊醒，使者正好送来了元的书信，和他写的《桐花》诗。怅然中，白提笔写下一首五言长诗，作为回信：“永寿寺中语，新昌坊北分。归来数行泪，悲事不悲君…… 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觉来未及说，叩门声冬冬……开缄见手札，一纸十三行。上论迁谪心，下说离别肠。心肠都未尽，不暇叙炎凉……桐花诗八韵，思绪一何深。以我今朝意，忆君此夜心。一章三遍读，一句十回吟。珍重八十字，字字化为金”！
元到江陵后，将自己在旅途上，新写的《思归东》、《春鸠》、《春蝉》、《兔丝》、《古社》、《松树》、《芳树》、《桐花》、《知稚媒》、《箭簇》、《赛神》、《大嘴鸟》、《分水岭》，及其《四皓庙》、《青云驿》、《阳城驿》和《苦雨》等，十七首五言长诗寄给了白。
白非常高兴地一一读了，感到每首诗都很有主旨，所说的又都有道理。同时，感到这些诗的音节、格律和体裁，都形成了元自己独特的风格。但是，鉴于牛僧孺直言获罪的教训(也就是元和三年，牛僧孺以贤良方正应考。在试对策时，直言批评朝政的失误，并且涉及到当权的李逢吉。李逢吉大怒，不仅将以第一名录取的牛僧孺黜退，而且连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等，都被贬到外地了)，白不敢给别人欣赏。只与李建、李复礼等，几位好友一起吟读。
后来，白从这十七首中，选取最佳的十首，各和作了一首。这便是《和答诗十首》，其中包括《和恩归乐》、《和阳城驿》、《答桐花》、《和大嘴鸟》，及《答四皓庙》《和雉媒》、《和松树》、《答箭镞》，和《古社》及《和分水岭》等。
其中元作的《箭镞》，将身任监察御史的自己比作箭头。认为既然是箭头就要研磨锋利，并且无所畏惧地去射杀害人的“强盗”。可是，这自然、正直的举动，却遭到了皇帝的恼怒等，并在诗中直率地讲说皇帝的不是。这种敢于把矛头直指当朝天子的做法，是相当胆大的。他在诗的结尾说：“君王不忍杀，逐之如迸丸。仍令后来箭，尽可头团团。发硎去虽远，砺镞心不阑。会射蛟螭尽，舟行无恶澜”。不仅批评了圣上，也表明了他“死不改悔”的决心。
白作《答箭镞》，劝解元不要与那些宵小、奸佞直接争斗。那样，反而弄污了自己。劝元应该看远一点、多干事实，韬光养晦，进而找机会从上层着手革新，这样才意义重大、方见功效。
元在《大嘴乌》中，将奉公守法的官吏比作慈乌，虽有慈孝五伦，却反遭欺负。把凶残的贪官污吏比为大嘴乌，把妖言获宠者比作“老巫”，他们总是因宠得到庇护，而长久不死。白在《和大嘴乌》中，对他分析了凶残贪婪的“大嘴乌”、蒙蔽主人的“老巫”，及其不知是非之“主人”的成因。并在痛心疾呼的同时，以此等终究不会有好下场等，给元以劝解和宽慰。
“昔公怜我直，比之秋竹竿。秋来苦相忆，种竹厅前看。失地颜色改，伤根枝叶残。清风犹淅淅，高节空团团”。元看到白对他的一些勉励，作《种竹》以释怀。其中说到他这个被白称秋竹竿的人，由于受到打击，身体受到摧残而面色灰败。但依然保持清高而不随俗，且坚守节操、心无杂念。
白对此非常赞赏和欣慰，并作《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
曾将秋竹竿，比君孤且直。
中心一以合，外事纷无极。
共保秋竹心，风霜侵不得。
始嫌梧桐树，秋至先改色。
不爱杨柳枝，春来软无力。
……
分首今何处，君南我在北。
吟我赠君诗，对之心恻恻。
以此勉励二人心志既相同，就不怕纷扰多端。共同保持正直、有节操之心，不怕风霜雨露的侵袭。不学梧桐树，秋天刚到就变了颜色。也不羡那杨柳枝，春天时柔软无力、随风摇摆……虽然如此，每当白重吟《赠元稹》这首诗时，心中还是非常凄凉和悲伤的啊——因为元正直在遭受贬谪之苦：
初因弹劾死东川，又为亲情弄化权。
百口共经三峡水，一时重上两漫天。
尚书入用虽旬月，司马衔冤已十年。
若待更遭秋瘴后，便愁平地有重泉。
五
宪宗元和六年四月，白居易的母亲不幸去世。依照当时“丁忧”之规定，白回到渭河北岸老家，为母守孝三年。期间，由于没有官俸，生活困难，元稹就常常出手相助。这些，让白感激不过。
元和九年冬，白居易守孝期满，被任命为太子左赞善。也就是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差。三十七岁的元稹也与次年正月，由江陵府奉诏回朝。
元抵京后又与白诗酒唱和，以为起用有望，意气风发。哪曾想啊，当元稹正在编订《元白还往诗集》时，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等一同，再次被放逐远州。
元和十年三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流落到“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的通州出任司马。元给白写信，其内容除了介绍通州情况、诗歌创作外，被贬的悲愤心情跃然纸上。
于是，白含泪疾书《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来书子细说通州…… 何罪遣君居此地，天高无处问来由……莫遣沉愁结成病，时时一唱濯缨歌……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那真是令白既痛心又担忧，既气愤又无奈！
元流落通州，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潦倒困苦中，元、白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互以慰藉。但在这般困苦之中，元毅然完成了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他与白的酬唱之作等180余首。
六
就在元被贬通州的那年六月，京都长安发生了一件，极其严重的暗杀事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刺杀。武当场被杀并取去头颅，裴身受重伤（这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反叛后为扰乱人心而制造的恐怖事件）。
对如此大事，当权者竟然无动于衷。身为东宫闲职的白居易气愤难抑。心想宰相被杀并取其头颅，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于是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纲纪。
可恨、可笑、可悲的是，那些个掌权者（其中不乏因此事不敢上朝，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而心生嫉妒者），非但不予褒奖和支持，反说白这个东宫闲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僭越之举。并借助白母看花时坠井而亡，及白写的有关赏花、观井之作等，指责白有伤孝道，不配做左赞善大夫陪太子读书。于是，那个后来“暴死”在长安的李纯，就把白贬为江州刺史（江西九江的行政长官）。然而，诏书发出后，某些个“井下石”仍不肯罢休，致使白再贬为江州司马。
表面上看，白的遭贬是越职言事。实际上，就是因为白先前的《新乐府》，及其大量抨击当时社会现实的诗篇，早就刺痛了朝中的某些权贵。因此，只要有一点机会或借口，白“在劫难逃”，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年八月，贬谪诏书一下，白居易就和当年被贬的元稹一样，须立即启程，不得有半点迟延。去江州，从长安出发，东南行经蓝田的蓝桥驿、翻越秦岭、经商县奔东南，到达襄阳后才能乘船、沿汉水南下入长江，然后再顺长江而下，才能到达九江。
白到蓝桥过夜时，写了《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因为半年前，元返回京都时曾经此地，并作有《西归绝句》十二首。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听闻白被贬江州，长期身患疟疾而卧病通州的元，不禁惊起提笔而书。《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寥寥二十八字，就真切地感觉到元、白二人的友谊，是多么的深厚呀。
在奔赴江州的船上，白读元以前的诗，以消除旅途孤寂。读得兴起时，通宵难眠：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闇坐，逆风吹浪打船声。元收到白的《舟中读元九诗》，也激动得通宵未眠，并提笔写下了《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
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
当白居易去信告知元，他已平安抵达江州时，元稹竟然：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由元的《得乐天书》可见，元、对白的友谊是多么的真挚啊。“远信入门先有泪”，真是肺腑之言，感同身受！
七
元和十二年冬,白到江州两年多，元还在通州司马任上。二人分别已经三年，相隔数千里不能见面。可在此期间，二人却诗歌往还不断。既吟离别的思念，也互寄感怀，不停地交流着彼此的思想情感。不觉间，二人互相赠寄的作品，竟各达数百篇之多。
后来，白居易想到，于其将这些诗，都收藏在箱子里。不如将它们放在案头或身边，以消减对元稹的思念。于是，他从元寄来的几百首诗中，精选出短小清丽的律诗一百首，一一抄写在扇屏风上。同时，还在屏风上题了一首《题诗屏风绝句》:“相忆采君诗作障，自书自勘不辞劳。障成定被人争写，从此南中纸价高。”——让自己抬头即见好友，好友如在眼前！
与此同时，元也因为思念白，而将白的诗篇题写在阆中开元寺的墙壁之上，并作《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
由此可见，元是多么地想念白啊。于是，白赶快作《答微之》：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与君相遇知何处，两叶浮萍大海中。元、白二人虽然象茫茫大海中，两叶微小的浮萍。但二人却由相识相知到相牵相挂，由心心相印到肝胆相照了!
他二人自从唐徳宗贞元十八年相交以来，到分贬通州、江州这十余年间。彼此之间诗章往来不断，相互酬唱几无虚时。其诗文交往的故事，和所作的大量新诗，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颇有影响。以至于巴蜀、江楚，甚至长安的少年后生等，都纷纷效仿，争作新诗，并且号称“元和体（元和是当时年号）”。其中的许多诗篇，在皇宫大内、官府衙门，寺院道观、酒肆驿站，甚至边塞的墙壁之上，都有人抄写。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女儿童，甚至牧牛放马之人，口中都经常吟诵。这真可谓是，“诗到元和体变新”啊！
八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宪宗被亲信宦官陈弘志药死。太子李恒继位，是为唐穆宗。不久，穆宗召宦官崔潭峻归长安。崔向穆宗献上元稹的《连昌官词》等诗歌百余篇（元被贬江陵时，崔任江陵的主管长官——荆南监军使。他很敬重元的才能，常索要他的诗篇诵读）。穆宗大悦，即日升任元稹为知制诰(为皇帝草拟命令、诏书的秘书）。
元虽然升了官并得到穆宗的宠爱，可朝中认为他的升官，是走宦官或皇宫后门的结果。因此，不少大臣都很鄙视他。
崔潭峻是穆宗皇帝，信任的宦官首领之一。因为他的缘故，官宦们争着与元交往。其中另一宦官首领、枢密使魏弘简，与元交情尤为深厚。当时朝延内的情况是，宦官已成为一个有极大势力的政治集团。有时甚至连皇帝的废立，和生杀都由他们阴谋决定。而朝内大官儿们也逐渐形成了集团，他们无力、也不敢反对宦官，却互相争权夺利。可有一条潜规则：任何官员如果和宦官有交往，不管是对是错，官僚集团一律瞧不起，并极力中伤和打击——元当时的处境就是这样的！
元稹任知制诰是非常合适的。其文笔过人，所草拟的诏书，文辞高古，纯厚明切，天下盛传，那真是“制从长庆辞高古”。皇帝也因此对元特别宠爱，不久被召入翰林任中书舍人（掌管中央诏令与皇宫财政的天子近臣）。长庆二年二月，穆宗升元稹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任命诏书公布时，朝延内外的官员都认为，元是结交宦官才当上了宰相，纷纷加以讥笑。自然，一些造谣中伤、打击陷害的阴谋也就随之而来：
这年三月，支持宪宗削藩和宰相武元衡一同遇刺，督统诸将平定淮西之乱的“裴晋公”裴度，也被任命为宰相。元认为自己资历尚浅，皇帝破格提拔就要有所作为、做些成绩。一来报答皇帝，二来给那些嘲笑的人看看。赶巧，这时成德军节度使王庭凑叛乱，围攻河北深县的牛元翼。朝廷先赏赐王庭湊，然后下令叫他退兵。王根本不听，朝廷拿他没法子。
这时，元稹有个门客于方说，他有办法将牛元翼救出深州。只要求兵部和吏部，给他几张空白的低级官员委任状，由他去结交招募些人，来具体操办这件事。当然，这一切都得秘密进行。于是，元稹听从了他的建议。元的这个决定，原本是出于公心——如果此事真能办成，就给朝廷解决了大问题。即使不成，朝廷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
可没想到，由此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阴谋：一直对宰相职位，怀有野心的李逢吉，得知了元的策划。就马上派他的亲信李赏，暗中向裴度造谣说:“元稹指使于方，欲收买刺客刺杀你。”裴度是位贤相，很有些见识。听了小报告可能不信，因而置之未理。
李赏又到左神策军营密告，神策军中尉上奏穆宗。穆宗命令予以调查，结果根本没有此事。但于方设计解救深州牛元翼的，秘事却全都暴露了。糊涂的穆宗皇帝，他不深究造谣者，更没有抓住阴谋的策划者。反而认为这样一查一闹，元稹和裴度两个人的宰相都当不下去了。于是下令，同时罢免了元和裴的宰相职务，并且外放元稹为陕西同州刺史。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对元稹的贬谪。那是长庆三年六月的事，元稹担任宰相前后不过仨月。
九
穆宗长庆三年冬，元稹自陕西同州刺史升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浙江绍兴长官)。还在杭州刺史任上的白居易获得此信儿，那是喜不自胜——因为越州与杭州为近邻，他们今后相互会面、相互酬唱，可就方便多了。同时，杭越一带山明水秀，风景极佳，正是吟诗的好地方啊！于是，白先“下手为强”，当即赠元七律一首——《元微之除浙东观察使，喜得杭越邻州，先赠长句》：
稽山镜水欢游地，犀带金章荣贵身。
官职比君虽校小，封疆与我且为邻。
郡接对玩千峰月，江界平分两岸春。
杭越风光诗酒主，相看更合与何人。
那年十月，元赴任途经杭州与白会面，两人癫狂数日。此后，二人诗歌往还，酬唱不断。比如元的《以州宅夸于乐天》，白的《答微之夸越州州宅》。元的《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白的《微之重夸州居》等等。
期间，元公务稍暇，将自己的旧作整理了一番。经过修议删削，余下的过百轴(那时的诗文等都抄在长条纸上，然后装裱成轴)。事毕之后，元感叹自己和白，一生都专注于诗歌，而两人都是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文集传给谁呢?于是写了一首七律寄给白。白答了元一首七律，说老天使我们都没有儿子，怨不了谁。我们在文章和诗歌方面，已经是有些“名堂”了，并且影响也很广。眼界应该更开阔些，不要为没有儿子而苦恼。
同时，白又写了一首七言长律《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寄给元。大致意思是：你我四海之内，诗名远传，你箱中所藏的诗作，更是无人可比。想你在整理自己的诗文时，看见当年在长安任监察御史，给皇帝所上章奏的草稿，定会回忆起我们同时作谏官的情景。此间，你我笔墨往来，互相酬唱，所作的诗篇多达数百。穆宗皇帝登基后，你我先后任知制诰，代皇帝起草诏书。你在长庆初年改革制诰文体，变俗体为高古，后继者均仿效。由于你我的创作，诗歌在元和年间，形成了新颖的“元和体”。遗憾的是，你我只有年龄尚幼的女儿，都没有儿子可以继承我们的文学事业。其实呀!我们的书籍文章，虽然无儿子可传，可也用不着非找三国时王粲，那样的才子托付。传给我们的女儿，不是也很好吗！
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为尚书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并将七名不称职、胡作非为的郎官罢免了。这本来是件，其他官员都不愿做的善政。可当时朝内的许多官僚，认为元名望太轻、平时行为不检(指结交宦官事)。因此，他做了好事、干了正事，大家还是不赞许，并且议论纷纷。因此，元稹在长安一年，就又于大和四年正月被排挤出朝，任武昌军政长官兼鄂州监察专员（武昌军节度使兼鄂州刺史）。
“君应怪我留连久，我欲与君辞别难。白头徒侣渐稀少，明日恐君无此欢。”“自识君来三度别，这回白尽老髭须。恋君不去君须会，知得后回相见无。”文宗大和三年，元在浙东被召回长安，由绍兴赴首都时，途经洛阳与白相聚（那时白已改太子宾客）。临别时元恋恋不舍，写了两首充满感伤的七绝作别。
谁曾料到啊，元的这句“知得后回相见无”感伤之言，竟然成了“诗谶”——在此后的一年多，直至元稹突然离世，元、白二人再无见面！
十
八月凉风吹白幕，寝门廊下哭微之。
妻孥朋友来相吊，唯道皇天无所知；
文章卓荦生无敌，风骨英灵殁有神。
哭送咸阳北原上，可能随例作灰尘；
今在岂有相逢日，未死应无暂忘时。
从此三篇收泪后，终身无复更吟诗！
文宗大和五年（831年 ）七月二十二日，有消息传来——元稹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暴病而逝。在河南的白居易闻听噩耗，简直晴天霹雳、五内俱焚。待消息确定，更是老泪横流，伤心欲绝！
想啊，白居易和元稹相逢相知、相慕相励、相牵相挂多少年了啊；想啊，他二人往来诗篇上千首。就连世间最最爱恋的恋人，往来的情书也难以企及；想啊，那年白居易刚满六十岁，而元稹才五十三岁。元英年早逝，白知音远去。这叫老白情何以堪？这怎不叫诗魔肝肠寸断？
元稹的灵柩在咸阳北原下葬，白居易依旧肝肠寸断，依旧悲痛难抑。再举笔，墨蘸泪，泪拌墨，三首挽歌发自肺腑：
铭旌官重威仪盛，骑吹声繁卤簿长。
后魏帝孙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旧；
墓门已闭笳箫去，唯有夫人哭不休。
苍苍露草咸阳垅，此是千秋第一秋；
送葬万人皆惨澹，反虞驷马亦悲鸣。
琴书剑珮谁收拾，三岁遗孤新学行！
说元稹是在武昌突然暴病而逝，其实白居易心中明白：那是因为元稹他几经贬谪，几经打击呀。尤其是他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的通州，衔冤十年余。由于颠簸，因为湿瘴，更因为他悲愤难填等，早就“失地颜色改，伤根枝叶残”了。加之所患疟疾，更是给了你无情的摧残。这是身心摧残过度，这是积劳成疾，这是鞠躬尽瘁呀！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热血志士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其人生最高追求是“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他虽累遭打击而不悔，且自励道：“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
读过此诗，其坚忍不屈的高贵品格，及其骨子里的那种傲视苍穹、不与奸小同流合污的浩然正气，不是早已经跃然眼前了吗？倘若他能“天子呼来不上船”、“乘桴浮于海”，去作他的诗、行他的文，再多活20年、30年又有何难？
十一
在大唐的诗坛上，元、白二人有着长期的交往，和无间的友谊。不仅情同手足，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互相切磋、互为影响，共同获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诗歌上元、白二人不出左右，但在政治态度和实践上，元稹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元因结交了宦官崔潭峻，而受到皇帝唐穆宗的赏识和重用。后又因结交大宦官魏弘简，因此有人多次上书反对他们的交往。
崔潭峻和魏弘简，并非坏得出名的大宦官。元稹并没有伙同崔、魏干过，任何祸国殃民的脏丑之事。可是，当时官僚们依旧，给了元极不公正的对待。
“结交宦官”成了大罪，都讥笑他不该交结宦官。其实，他与其他奸佞相比，不知强了多少倍哟。究其根源，应与当时持续将近40年的“牛李党争”有关。因为，当时朝廷内的官僚，分属两大集团。一是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另一个是以牛僧孺和李吉甫为首的“牛党”。这两党不为国家计、不为民生计，为了争权夺利却“大打出手”，互相倾轧。一党上台就把不属于本党的通通排挤、贬谪到外地，根本不考虑是非曲直和人品才干。而对本党的人，则大都不分皂白予以提拔重用。
元稹的悲剧就在于，政治上既不属于李党，也不属于牛党，没有官僚集团做靠山。相反，两党的人都把他看作“异己分子”，谁掌权谁都排斥、打击他。他不过是想用“交结宦官”之手段，达到更高的权位，进而好干一番事业罢了。这又有何不妥，又为何受此不公？这是白居易之痛，亦是世人之痛！
十二
元、白二人“壮志空许国”，是偶然中的必然，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因为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李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由盛转衰之时；是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政治上极其腐败之时。宦官的权势极大，连皇帝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甚至有几个皇帝，也不明不白地死在他们手里。还有一批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僚，长期享受高官厚禄。他们不仅不为国分忧，反而同宦官狼狈为奸，想尽办法排斥和打击正直之人。致使不少人需要投靠他们，或对他们巴结逢迎，方可安身或保命。
因而啊，白居易总是以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写“讽谕诗”是表达“兼济之志”，其目的也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贬谪江州之后，其在政治思想上，就打了退堂鼓、走了下坡路，由积极转为消极。他写的大量“闲适诗”，就是倾向“独善之义”的。所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人生观，正是其思想上的矛盾反映。也正是这种思想上的矛盾，才使得白居易的晚年诗作，走上了消极颓放之路。
不过，他自贬江州之后，虽有“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及“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想法。但“雁雁汝飞向何处，第一莫飞西北去”、“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及其“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之心还是有存的。且总是勤于实事，不曾懈怠。如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人曰白堤），蓄水灌田。并亲自撰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碑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让民众免受旱灾之苦；在他七十岁被罢去太子少傅(太子导师)，成为“人间事了人”时，看到无数船工，命丧龙门西南伊河八节险滩，还是毅然扶着拐杖四处游说，最终使此段河道得以疏浚等等。但这些与其之初心相比、与元稹所为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白主张“待时而动”，而元则在《酬别致用》中就明言：“我有恳奋志，三十无人知。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氂。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就是主张不以境遇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想；即使境遇不顺，也要创造条件，通过人为的努力达到目的。简而言之，就是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干！
元、白年青时，有着相同的政治抱负，并且都以实际行动，和当时官僚集团中的腐朽势力，作过激烈的斗争。二人都被几贬几移，赶出京城。白受打击后开始“独善其身”，极力避开当时的政治斗争，以求免祸。到了晚年，更是“乐天知命”。而元则不然，他在受到任何政治打击之后，从来都绝不气馁。总是想尽办法，争取获得更高的权位，以便做些较大事业。
元稹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的通州，四年的司马岁月，虽“垂死老病”，却始终忍辱负重，情系苍生。针对“人家恰似甑中居”的恶劣环境，他劝导百姓除草栽树，以利空气流通，进而身心健康；为减轻负担、发展生产，他带领百姓开山造田，兴修水利；他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信念，坚持整治吏政祈福百姓，且政绩累累。从而，深得通州百姓拥戴。离任时通州百姓依依不舍，登高而望，目送天涯，并留下了“元九登高”的传统民俗。
元和十五年，元稹被授祠部郎中、知制诰时，进士考试有猥滥之弊，权势子弟多侥幸及第，而“寒门俊造，十弃六七”。元稹见状就挺身仗义，使权贵豪门子弟十余人落榜。因此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
元蒙冤被贬，出同州刺史。依然关心民间疾苦，采用均田赋等办法，补救“二税法”之失。措施具体，切实可行。也曾率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浙东六年，颇有政绩，更是深得百姓拥戴……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为官生涯中，元稹一贬县尉，二贬东台，三贬参军，四贬司马，五罢承旨学士，六罢宰相，七贬节度使，直至英年早逝，殉职于工作岗位。然而，他终究是“不忘初心，至死不渝”！
十三
大唐历史的天空上，一颗璀璨夺目的诗星，在备受风雨雷电袭击后，不幸早陨了。元真的早陨，惊愕朝野，撼动神州。去后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含泪亲为撰写墓志。
元稹来到世间，短短的五十余年，工作之余有传奇《莺莺传》，有收录诗赋、诏册、铭谏、论议等，共100 卷的《元氏长庆集》。其诗歌成就突出，但在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方面成就亦为斐然。方兴未艾的诗歌运动——新乐府诗歌，由元首开先河，白参与完备。不仅“诗到元和体变新”，且天下文人“递相仿效，竟作新词”。
文明不熄，民族不死。一名优秀的诗人、一位秉公执法的青年才俊，竟遭如此对待，这是大唐的悲哀！可贵的是，他在屡屡遭受挫折和打击之后，仍能以一个“优秀干部”、一名“优秀诗人”的品质和骨气，一如既往地对地方官僚们，强民所难、草菅人命、献谀宦官、贪赃枉法等行径，给予大胆的弹奏。从而大大震慑了一大批不法官吏，也是得当期的政治环境清明了许多。
因此，白居易和世人始终以为，元稹为官是尽心、尽职、尽责的，为文是倾尽心血的，为人是坦坦荡荡、铁骨铮铮的！
因此，白居易和元稹才从相识相知，到相牵相挂、相帮相扶，互为酬唱、互为勉励，风雨与共，生死不渝！
因此，世人都说元稹和白居易的友情是，君子之交，旷世之谊，且这旷世之谊震古烁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