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悲哀

元佑元年九月，草木摇落露为霜，汴京都城更凄凉。凄凉中，那个少时机智砸缸、中年作《资治通鉴》、暮年竭尽全力废除“熙宁新法”的司马光，终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风中猎猎作响数十年的高尚旗帜，就此悲哀落地，一去不还。

一

司马光，字君实，祖籍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出生于光州光山（河南信阳光山）。是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

司马光年少时勤奋好学，聪明过人，“砸缸救友”震动京洛；二十岁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后改任苏州判官、江西丰城县代县令等；庆历六年，调任国家法院判官（大理评事）、朝廷大学讲师（国子直讲）等；至和元年，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包拯等人，派驻山东郓州、山西并州任通判，负责全州官吏考察；嘉佑三年，迁京都行政、司法署高级秘书（开封府推官）；嘉佑六年，掌记录皇帝言行（修起居注）；不久充皇帝所发命令记录人（起居舍人），同时知谏院（负责朝廷纪律监察工作）。任职五年期间，先后向皇帝上奏疏170余份。其中，多次上书仁宗解决继嗣问题，直到赵曙（太宗赵光义的重孙、濮王赵允让之子）被立为皇太子。

嘉佑八年三月，仁宗驾崩，赵曙即位是为英宗。因仁宗盼亲子，其长期被冷落，加之曹太后垂帘听政等，致使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见状，连进《上皇太后疏》、《上皇帝疏》，及《两宫疏》等17封奏章，讲历史、摆利害，晓明大义，苦苦相劝，终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趋于缓和。

治平二年，任政研室研究员（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但因谏官作用得不到较好发挥，而失望三状请辞。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为龙图阁直学士。

治平三年，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宗。英宗看后大为赞赏，并给他二条明确指示：接续《通志》往下编修；设立书局由其自择官属（后《资治通鉴》便在其主持下，在书局完成）。

治平四年，英宗病死，神宗赵顼即位。副宰相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说他“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宗任其为朝廷顾问（翰林学士）。不久，又任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御史中丞）；熙宁三年，神宗提拔他做枢密副使（副总参），他坚决推辞，并在该年年底，因反对变法无果，自请离京知永兴（陕西西安）；熙宁四年四月，主张辖区免用新法无果，自请西京洛阳赋闲。于是，大儒、贤才司马光，在精壮之年“下野”洛阳十五年之久。于是，一部皇皇巨著——《资治通鉴》就此永垂。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哲宗年幼，祖母高皇太后（英宗皇后）当政。已经六十七岁的司马光，被起用知山东陈州，不久授门下侍郎(副宰相)、尚书左仆射（首相）。

元佑元年(1086年)九月初一 ，在竭尽全力反对、废除王安石推行新法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享年六十八岁，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二

老实地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司马光是很反感的，甚至有些憎恶。因为，虽然知道他儿时曾机智砸缸，老年编有巨著《资治通鉴》，但他激烈、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到最后，不仅彻底废除了王安石，推行了十几年的新法，而且还把其千辛万苦收复的2000里领土，也拱手退还了西夏。

大凡有些头脑的人都知道，变法、改革、革新大体上是好的，是能够改除旧有制度弊端，维护、推进事务向好发展的。反对、阻碍变法、改革、革新，就是保守派、顽固派，就是阻碍社会发展。那么，大儒司马光却为何竭力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呢？

话说，年轻气盛的宋神宗赵顼即位后，既想振兴祖业，又想摆脱他老爸的不大光彩（非仁宗亲子，又过早过世，无所作为）。听了王安石提出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美好变革方案，便重用王安石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熙宁变法”。

关于“熙宁变法”，就是北宋熙宁年间，在宋神宗支持下，王安石推行的各项变革。它以“理财”、“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其新法主要分为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富国之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强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等，取士的主要有科举制的改革、整顿太学等一系列措施。

“熙宁变法”从次第实施到罢废，将近十五年。其总体成效是不可否认的。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国家财政收入的明显增加，致使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基本改变了北宋的“积贫”。

另一方面，通过“强兵之法”的推行，“积弱”局面也得以缓解。比如“保甲法”的推行，加强了农村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治安，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并节省了大量训练费用;“裁兵法”提高了军队士兵素质，“将兵法”改变了兵将分离的局面、加强了军队战斗力;“保马法”使马匹的质量和数量大大提高，同时政府节省了大量养马费用;“军器监法”增加了武器的生产量，质量也有所改善。其最为显著的是，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宋军进攻吐蕃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不仅扭转了北宋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也较好地建立起了，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但其诸多变革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刀切强制推行、无及时纠偏等，致使其与初衷相悖。比如“青苗法”，原本是在每年二、五月“青黄不接”时，由政府给农民放贷，在夏、秋收回本金时，收取百分之二十利息。它设计的初衷是，在救民急困、限制地主富豪对农民剥削的同时，增加国家收入。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利息以半年计，年息就成了百分之四十。同时，放贷时可能是小米等陈粮，收贷时是大米等新粮。如此这般，利息可能达到百分之六十。加之官吏为了自己的政绩、个人利益强贷强收等，结果导致百姓苦不堪言，不堪重负。

再比如“免疫法”，是将原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百姓交钱（免役钱）由官府雇人完成。它的设计是解决百姓不愿或不能服差役问题，同时增加政府收入。但执行中一刀切，使得有力可出、无钱可交的百姓，无力负担此等额外的“赋税”；

还有“市易法”，是国家出钱收购畅销货物，在市场短缺时卖出。目的是控制市场、限制大商人，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同时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国家经商专业化，就垄断了市场，阻碍了商品经济按自身规律的自由发展。

其他，农田水利法中有一个“淤田法”，就是把河道开一个口子，让河水把河底淤泥带到盐卤不毛之地，来改良土壤、创造新田。但不切合实际的强行淤田，所放洪水不仅冲毁原有良田，也毁坏百姓房屋、坟冢等财物；“保甲法”减轻了国家维护地方治安的付出，但残酷的连坐使农民深受其害；“保马法”将国家饲养不善的军马推给农民,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等等不一而论。

三

新法的弊病及至变法失败的，情形和原因是很多的。有人说是触动了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有人说是王安石用人不当，也有人说是保守派的反对，和皇帝支持的失去（神宗死去）等等。其实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条。一是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无及时纠偏。还有一条重要的、也是根本的原因就是，改革的总指挥王安石，恃才傲物，排斥异己。也即是司马光所说的“用心太过，自信太厚”。

别的权且不论，单看因反对变法而贬官或退居二线的名单，就长得令人咋舌。如熙宁二年六月，罢免御史中丞吕诲；八月，罢免知谏院范纯仁，刑部刘述、丁讽，侍御史刘琦、钱顗、孙昌龄，审刑院王师元，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十月，罢免宰相富弼。熙宁三年二月，韩琦因论青苗法被解职河北安抚使；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参知政事赵抃，罢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罢宰相曾公亮、罢司马光（虽是自请，朝廷批准视为贬谪）为永兴军知府；十月，翰林学士范镇退休；熙宁四年，贬史馆苏轼为杭州通判；熙宁六年，罢枢密副使文彦博等等。据说，当时台谏为之一空。据说，当时贤士多求引去以避锋芒。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有人说是君子之争。但二人经常激烈争辩，有时在皇帝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当面争辩无果，司马光又连续三次给王安石写信，“援朋友责善之义”，“反复劝之”。严厉指责王安石的变法，具有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弊端，劝谕王安石（变法）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一一予以批驳，并明确告知：“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最终，二人由昔日好友变作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

司马光找神宗“告状”，神宗当起了和事老。一边支持王安石，一边给司马光以枢密副使的安慰。而执拗倔强的“司马牛”，眼见局面无法改变、自己的主张无法得到认可，竟以“不习军旅”为由，连上五封札子坚决请辞。

“上曰，‘卿何得出外，朕欲申卿前命(指授枢密副使)，卿且受之。’”光日:“臣旧职且不能供，况当进用?上日:“何故?”光日：“臣必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与卿善，何自疑?”光日:“臣素与安石善，但自其执政迕甚多。今迕安石者如苏轼辈皆毁其素履，臣不改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由此可见，司马光是为避免继续争斗、为保全自身名誉，而知趣、无奈、伤心、执拗地，离开京都去往地方的。

司马光出知永兴军的头衔，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他出发前，神宗皇帝咐他“边鄙动静皆以闻”、“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皇帝把永兴军一路（省）的军政大权，完全交给了司马光，司马光也有在“自己的领域”大干一番的期望。

赴任前，他连上《乞免永兴军路苗役钱扎子》、《乞不令陕西戍边及刺充正兵扎子》、《乞留诸州屯兵扎子》三道奏书，希望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特殊政策。而三个请求皆与新法相悖，即不执行新法。到任后，他又根据实情相继提出了《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乞不添屯军马》、《奏乞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等请求，但在新法如火如荼大力推行的大形势下，以神宗、王安石为代表的朝廷，自然对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司马光原本想在自己的领辖内，施行自已的主张行不通了，一度热起来的情绪也随之降了下去。加之，又一位反对“熙宁变法”的朝官、礼部侍郎(教育、外交、礼宾部副部长）范镇被罢官。刚刚知永兴军不足八个月的“三朝元老”，“先儒司马子”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从知趣、无奈、伤心、执拗，直至绝望，彻底死了从政之心。于是便呈请辞职，愤然退居西京洛阳甘就冗散。

尽管他抗旨不尊，但神宗皇帝还是对司马光眷礼不衰（是时司马光已是“三朝元老”，且在立英宗、调和与太后矛盾等方面表现突出），还想让他去知许州(河南许昌)。而他去意已决，僵持了三个月，神宗才答应他去洛阳监察分理处（西京留司御史台）赋闲（留司御史台是闲职）。赋闲洛阳十五年时间里，他闭口不谈、不理时政，埋头编著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涵盖16朝1362年历史、多达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资治通鉴》。

四

司马光暮年掌权后，以“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全盘否定新法，认为新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并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极力废除新法恢复旧法。

这样一折腾，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地割让给了西夏（用退地换和平）。

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为国“理财”的实际结果，就成了变相增加赋税。即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也就是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于国家。从结果看，所有变法几乎全都是为国“捞钱”。加之没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结果还不如简单、单纯增加赋税。

王安石是个极端专制主义者，他自以为自己的方针绝对正确。别人只能服从，不能持有异议。否则便是改革的阻力，必须清除出去。同时，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的“三不足”论断，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是一名改革家应有的大无畏精神。然而，偏激的“大无畏”不仅让改革失去了约束，更是引起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广大民众不安和反对的关键。

强硬手段，雷厉风行，固然是每项（次）改革必要、必须的勇气、措施和保障。然排斥、打击异己，党同伐异，甚至不惜以怨报德。所推行的改革何谈纠偏、完善和支持？所推行变法如何不弊端百出、归于失败？倘若王安石能开诚布公地，与韩琦、富弼、范纯仁、司马光、文彦博等智者名望，甚至看得出表看不出本，但看得出某些出问题的普通人等，作倾心之谈，虚心接受不同意见，争取和获得最大多数的理解与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发现问题，及时有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对相关问题和弊端加以及时纠正，其结果当不至惨败。

五

司马光要求停止变法、要求在水兴军实行特殊政策，与王安石甚至包括神宗皇帝在内，都是针锋相对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他的一些主张是从实际出发的，是有利于减轻人民负担的。他在京和出知永兴军时，对于进、退问题是反反复复的。不过，所有反复不在于求官，而在于是否有利于施行自己“高尚”的政治主张。以他当时的威望，可说是“求官得官”的。但是他不原做违心的官，不愿抛弃自己所为高尚的政治主张。

说到司马光“求官得官”，有实例为证：嘉佑六年，仁宗要他做记录皇帝言行员（修起居注），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连上五状坚决推辞；四十四岁时，被提升为起草皇帝命令的秘书长（知制诰），他连上多道《辞知制诰状》，认为不适宜任此职务，仁宗皇帝收回诏令，改授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天章阁待制）仍知谏院；治平元年，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流离、田园荡尽”，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但连上六疏却谏言失败。谏言失败，他连上五状要求降黜自己；治平二年，因对谏官失望，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英宗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熙宁三年二月，神宗擢其为枢密副使，他以“不习军旅”为由，坚决推辞。并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熙宁四年四月，主张辖区免用新法无果，自请西京洛阳赋闲；元丰八年宋神宗病逝，司马光闻讯后，当即起身赶往京城汴京奔丧。

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沿途官员和百姓得知司马光要去京城，“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人们甚至要求司马光“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而他在参加完神宗的葬礼后，就立即回到了洛阳；元丰八年(1085年)赵煦继位，皇太后下诏授其门下侍郎。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等等。

司马光是位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为谏官时能言、敢言；为官多年，两袖清风。仁宗死后，英宗将仁宗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司马光却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其一生粗茶淡饭，坚不纳妾。甚至发妻去世，都无力下葬，直至把薄田典掉。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然“国之不存，民将焉附”。司马光和王安石皆可说是，一心为公、大公无私的社稷之臣。但二人一个是“执拗宰相”，一个是“司马牛”，全都非百即黑，非此即彼，执拗倔强。司马光之所以反对新法，除了为维护封建王朝政治纲常外，一心维护百姓。他的观点和主张，恰与王安石的“一切为了朝廷”相悖。

六

司马光死后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宗赐碑名为“忠清粹德”，人称“先儒司马子”。其灵柩送往夏县时，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沿途自发哭送的民众成千上万。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其故去后，京城及全国各地很多民众，将其画像“请”到家中，并在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法度，哲宗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毁坏所赐碑；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将其等列为“元佑党人”，并刻元佑党人碑；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南宋高宗建炎年间，配享哲宗庙廷；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康熙六十一年，其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是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儒人的典范，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的典范。纵观他们身前身后，其为人绝对是正直的、大公无私的。然而，他们似乎又不是一为优秀的政治家。因为司马光与王安石一样，心胸不广，非白即黑，矫枉过正。

司马光“执拗百姓”，由反对新法到尽毁新法，和王安石的恃才傲物，刚愎自用，造成的变法失败，都使得大宋王朝失去了一次有效的大变革、失去了一次重新崛起的机会。

宋神宗死后一年王安石病逝，王安石死去四个月后司马光离世。后来，以蔡京为首的新党，打着王安石变法的旗号，继续推行已经变了的味新法，并设“元佑党人”碑，迫害当时反对新法的一代名臣，却也因为贪污腐败，蝇营狗苟，成了断送北宋江山的乱臣贼子。自己遗臭万年，也累及王安石遭逢千年的骂名。

王安石和司马光所为的高尚和极度执拗，是他二人的悲哀，更是大宋王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