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娘亲我的妈

我的母亲我的妈一辈子很穷苦，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但她和世间大多数母亲一样，勤劳、乐观和善良。

一

四十四年前的六月，我到离家二三十里的一所高中，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三天。也仅仅是三天，回到家就听说我的母亲病重住到了县医院，并且在前一日动了大手术。而家里人告诉我，她怕影响我的考试，她住院的事一直不让人告诉我。

当我第一次连夜摸黑，自当时崎岖荒芜的县乡公路，步行八九十里，赶到县医院时，已是第二天的早晨了。我见到我妈时，她因手术发高烧正处于昏迷中。但我用占了温水的棉签，刚刚擦润过她那僵硬的口舌，她尚未睁开眼，便唤出我的名字：“海……”于是，我失声大哭。

“你妈怕是不中了，你赶快回去叫你张姑夫，给你妈打棺材。”还没缓过劲，我的父亲便把我叫到病房外，对我这样说。这说的是什么呀？她是我的妈妈呀，她还没有吃饭呢，她还不知道我的考分呢……

当我再次赶回县医院时，我的姑姑、父亲和哥哥们，正要将她拉回家去，说是人要在自己家中咽气的。我是多么想让她安稳地回到自己的家里，一心想着回到自己家里，她就会好起来的。然而，老天不公。我们刚离开县城不远，我的妈妈，我多难多病、操劳不止的妈妈便撒手而去了。

“我和弟弟只有十几岁呀，我还没有给您打回可手的烧柴，还不能给您买回一袋白米啊……”下葬时我几次扑到她的墓穴中。我怎能忘记我们的母亲：斗大的字识不得几个，却为了我们的的学费哭求于人；在我升初中考试时，她象给我过生日样，特地给我煮了一枚鸡蛋，并冒雨接我回家；为了我将来能够像父亲一样到银行工作，她舍脸到村蛾房讨回装盛过蚕子的纸袋子，剪成钱样让我练习点钞；怎能忘记她让我孤老的奶奶，一直跟着我们住在最差的老屋一直伺奉；

我的母亲生活在缺吃少喝的岁月，因为缺吃少喝，她有生的五十多年间‘心里疼(胃疼）’了三十多年。她每次心里疼，不仅用拳头、筷子和擀面杖顶压，还有很多时候漫床滚、满屋蹦，却始终咬牙坚持着，直到那小小的“胃结石（最后成了胃穿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但就是这样，她总是在疼痛减轻时或疼痛过后，苦笑着对我们说“明天兴许会好的！”

前几年的一天，回家给她上坟喝醉了酒，我呛天骂地嚎啕大哭。哭着哭着开口骂起村中，当年的一位医生来。我的母亲每次胃疼难忍、万般无奈时，我怵悄悄地等在他家门外。而他却总是推推脱脱，要么不去，要么遗忘九霄。想，妈妈在屋疼痛难捱，人家却无动于衷，叫恼了人家不是白眼就是轰撵你。虽然我不知道当时人家不去，是因为我家没有钱，人家去看了也吃不起药。但那刻骨铭心的恨，却让我没齿难忘。我恨那个本家医生，我恨当时为她做小小手术的医院和大夫，我恨当时那个贫穷的年代！

二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母亲掏钱为自己买的商品，只有一件——头巾。那头巾原本是条花枕巾，母亲说太花哨，便自己动手，染成了连上面的花儿都看不见的黑头巾（那时她虽然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也只是四十岁左右吧）。除此之外，我的母亲似乎再没有其他自己的最爱。然而我却确切地感到：我的母亲甚是爱惜我的课本：

我入学第一天，拿回新课本让她看。当她见到崭新的课本时，两眼放光异常兴奋。她没有当即接过我递上的课本，而是把双手在自己的衣服上擦了又擦，才双手接过去，用手背荡了又荡。

看到其他伙伴的书本，都用结实的硬纸包了封面，就说也要把我的课本抱起来。但家中找不到像样的包皮纸（那时的农村别说牛皮纸、油光纸，连一张完整的报纸都很难找到），她就用一块旧布、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给我的课本缝制了一个包皮儿。只是旧布做的包皮儿太松软，时时地脱落，没几天我就把它给仍掉了。

见到别的学生上学都跨有书包，就吵闹母亲自己也要。母亲没有钱买光滑的人造革、甚至帆布做的书包，就翻箱倒柜、东家要西家寻，用各色各样、大小不一的，破布头拼凑一个来。入眼一看，比和尚的百家衣还要“花哨”。

一个春日的晌午，在外工作的父亲回到家，要我背几段课文给他听。父亲在听的时候，把四条腿的靠椅后仰着（后两条腿儿着地，前两条腿悬空），前一下后一下的摇荡起来。就在我摇头晃脑背书、他闭目荡漾的时候，“唧”的一声急叫，从父亲的椅子下传来了出来——母亲几个月来精心喂养的一只小鸡，被父亲的椅子轧死了。于是，父亲一下子就把手中的课本，摔掉到了地上。正在做针线的母亲见状，惊慌失措地大呼小叫起来。我原本以为，母亲是为了她艰难伺奉的小鸡。然而，她却不顾一切地，一下子抢起了掉在地上的课本。

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一个夏日的中午。母亲嫌自己做的午饭太稀（紧巴的粮食舍不得下锅），便早早地把稀饭做好（好像是玉米糁下面片儿），并盛到饭盆里等着放凉变稠。

开饭前我正在饭桌上写作业，听到妈妈喊吃饭了，我便一下子窜到了灶火（厨房）。母亲咬着牙把烫手的饭盆端上饭桌时，意外发生了——滚烫的稀饭一下子洒了出来，并且从她的一只手臂上流淌而过。原来母亲咬着牙，把烫手的饭盆端向饭桌时，发现我的课本正摊上面。于是，就在她吃力地，要拿开我的课本时，饭盆歪斜了。

滚烫的稀饭自母亲的手臂流淌过后，残余的饭糊糊甩都甩不掉。母亲慌乱、疼痛间，就用另一只手去捋。顷刻间半只手臂的皮面，一下子捋了下来。血红血红的手臂令家人呼叫连天。然而，我的母亲喘过一口气，就微笑着说：“课本好就好！”

三

我的母亲姓李，名讳“万荣”。她生于二十世纪三十代，于一九八0年初夏，因胃穿孔手术失败，而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年，她只有五十二岁。虽然，她一生并没有“荣耀”、“荣幸”及至“光荣”过，但她如天下万千母亲一样很母亲：

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我家所在的山村，还相当地贫困。我的父亲在外从事革命工作，但领到的薪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一家上有七十多岁的奶奶，下有挨膀四个未成年哥弟。在大集体时代，因为没有劳动力，我们经常不说吃糠咽菜，也是吃了这顿没那顿，常常食不果腹，饥饿难耐。

那个时候，我们生产队是军工厂的蔬菜供应队。山沟沟里少有的田地，多用去栽种蔬菜。好田栽种葱蒜茄子，或萝卜白菜等细菜，坡边地埂就栽种有许多北瓜、葫芦。

萝卜（白菜、葱蒜）“一个一萝卜一个坑”，而藏在青草中、瓜藤下的，北瓜或葫芦是没有准数的。于是，很多孩子甚或大人们，总是在上地出工、割草打柴时，对其顺手牵羊。

有一天，在地埂上打猪草的我前心贴后心，腹中如狼掏狗咬般饥饿难耐。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学起传说中的他人，大着胆子偷偷地摘了一个两三斤重的小北瓜。把小北瓜藏在草筐里之后，㧟起草篮直着腰（那时割草也很难，小孩们半天连割带薅，也只是一平篮。草少见轻，趔着腰就会被人发现），大模大样地带回了家。

带回家后，在满怀美美吃一顿煮北瓜饭时，却被母亲连哄带诈地追出了来历。于是，我迅速故技重耍——一讨（好），二哭，三跑来应付。最后，我还以停学、投水相威胁。然而，这次母亲却拽着我不依不饶。

最终，一阵可怕的刺条还是暴雨般，落在了我稚嫩的脊背之上，同时也打到了我的心上。因为，那暴雨般的刺条落在我身上的同时，也打在了母亲的另一手臂之上——母亲的另一手臂就垫在我的脊背之上！

那一刻我没有丝毫的抵赖、滑头和逆反，有的只是鼻涕横流，失声痛哭和疾首痛心！

四

我的母亲生活于二十世纪三十至八十年代，一段缺吃少穿的岁月。她的一生似乎全都面临或面对着，缺衣少穿、缺医少药、缺这少那。然而，在我的记忆里，她每当面临或面对各样困苦，在抗争来抗争去之后，总会苦笑着说出一句口头禅——“明天兴许会好的”！

比如，在我记事到十几岁间，我们家的住房因为地势较低、基石不牢，每年夏秋时节一下雨，屋后的雨水一定会穿墙（基石）而过流进屋内。雨大时屋内就像堰塘一般，地上的鞋帽、座椅，甚至锅碗瓢勺、桌椅板凳等，都如舟船一般四处飘游。如此一来，不仅家人寒冷不堪，更时时担心房屋会突然倒塌下来。因此，不管白天黑夜一遇下雨，我的母亲便不停地把屋内的积水舀出屋外，并时不时地冒雨到房后去查看积水。惊恐的我们虽然也会帮助母亲舀水，但更多的是惊惧和呼喊。而这时疲惫不堪的母亲总会对我们说：“明天兴许是晴天，明天兴许会好的！”

再比如，我小时候因为天灾人祸（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等等），家住处伏牛山区的我们，也常常为没有做饭烧柴而发愁。每年春秋连阴雨时节，家中总是烧了这顿没那顿。有道是：“大雨纷纷下，柴米都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害怕”。若遇上十天半月的连阴雨，各家更是叫苦连天（家中有劳动力、有柴禾垛的除外）。这时，我的母亲总会淋雨到外面捡拾一些青禾湿柴。然而，捡拾回的青禾湿柴难以点燃。每次做饭总要从床铺上的篙荐（草苫）上，抽拽一点干草做燃火，以至于一个雨季过后艰难制备的篙荐被抽拽得不成样子。就这样，较多的时候还是难以点燃（那时候，2分钱的一盒火柴向人借也是论根儿的）。

为此，我的母亲总是在每顿饭做好之后，就趁热把湿柴禾放到锅灶里烘炕。但这炕柴禾也很是恼人的——放早了会自燃，放晚了炕不干。因此，在没柴做饭时，尤其在炕柴中白白浪费一灶柴禾时，我们总会叫苦连天或咒骂不止。然而，这时候的母亲却依然会苦笑着对我们说：“明天兴许是晴天，明天兴许会好的！”

更令我难忘和锥心的是，我的母亲面对自己的病痛。我的母亲生活在缺吃少穿的岁月，因为缺吃少喝，五十多年间‘心里疼(胃疼）’了三十多年，并由此早早离去。我每次听到有人说“焦裕禄用茶缸顶藤椅止疼有点假”时，我就会恼羞成怒地和他理论。因为我真切地见到过，我的母亲那种难以忍受的疼痛。

只不过焦书记用的是茶缸，而我的母亲常常使用拳头、筷子和擀面杖。我的母亲每次心里疼，不仅用拳头、筷子和擀面杖顶压，还有很多时候漫床滚、满屋蹦。小小的我曾无数次在母亲疼痛难忍、万般无奈时，怵悄悄地求候在同村医生家的门外。

而那高贵医生却总是推推脱脱，要么不去要么遗忘九霄（当然，较多的是因为人家去看了，我们也买不起药、打不起针）。但那时想到妈妈在屋疼痛难捱，人家却无动于衷时，一种模糊的、刻骨铭心的恨便铭记于心，没齿不忘。

但就是这样，直至到最后，我的母亲因胃痛到胃穿孔、到手术后不治而去，她总是在疼痛时或疼痛过后，苦笑着对我们说“明天兴许（病）会好的！”……

三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在母亲“明天兴许会好的！”激励中走过无数个好好的明天。可谁能告诉我，我的母亲自己会有“好的明天”吗？

母亲，苦命善良的母亲，您在天堂一定会有无数个好好的明天！

五

前些天领导让办公室的同志写个报告，同志随即答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便无话。但是，我很想对他说：“你可知什么叫无米之炊”？

我小的时候，我家唯一劳动力的父亲在外从事革命工作。家中上有七十多岁的奶奶，下有挨个四个未成年哥弟。在大集体时代，因为没有劳动力我们不说经常吃糠咽菜，也是吃了这顿没那顿。因而，我的母亲就常常为我们做“无米之炊”。

在“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代，我母亲做的“无米之炊”多是是“三红转”。一种是红薯干饭（我们管蒸米饭叫干饭）。红薯干饭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每年夏秋时节，母亲为了我们填饱肚子，就把一些新鲜的芽子红薯（从种薯上剪下芽苗直接栽种而生出的红薯叫“芽子”，从早期栽种红薯秧（藤）上剪截薯苗，栽种生出的红薯叫“秧子”。“秧子红薯”水分和糖相对较大，易下窖长久储藏，可作来年的薯种。而“芽子红薯”下地早、生长期长，水分少淀粉多，不易储藏可晒薯干，是制作淀粉及粉条的上等原料)冲洗干净，用菜刀切成手指样的薯条（太细蒸熟后容易粉碎），像蒸馍一样放到锅中蒸熟。蒸熟后揭开锅盖子，在其稍加冷却后拌上准备好的蒜汁，或姜汁、辣子汁（当然了，条件具备三样合做的“三辣汁”是最好不过的 ）。这红薯干饭虽然没有粒米，但吃起来倒是很改色儿、很耐饥的。

另一种是红薯面凉粉儿。在烈日炎炎的夏季，我的母亲总会一吃过早饭，就把大半锅清水烧开、搅和上一两瓢薯面，而后边烧煮边搅动（防止糊锅和夹生）。待锅中的粥糊完全煮透煮熟，再把它起到饭盆中，直到完全冷却凝成一坨。等到中午我们回到家中，母亲便会把凝结好的饭盆反扣过来，每人粗细不等地切上一碗。吃法自然与用豆面、红薯淀粉做成的真凉粉儿一样的了。虽然因薯面粗糙、含有坏红薯面，甚或带有沙粒等，做出的红薯面凉粉儿有些瘫软、有点苦口，也不够滑溜，但对于当时的我们也是相当地解馋的了。

还有一种叫红薯面饺子。以往困苦年代，白面（小麦面）相当紧缺，杂面（豆面、红薯面等）又擀不成片。我的母亲为了给我们改善生活，总会时不时地为我们做上一顿红薯面饺子。啥叫红薯面饺子？又是怎样做成的呢？其大致做法是将酸菜剁碎，拌上油盐、辣子、葱姜等做成馅儿。馅儿准备好之后，抓一小把红薯面于手掌中，然后伸开手掌，取带有适当水分的“饺子馅儿”少许，放到手掌中的薯面之上，再攥紧拳头用力一握，一个秃耳饺儿就搦成了。摆满一拍子（草莛扎制的锅盖子）时，入眼一看好似一个个匍匐的小白兔一般很是惹人。不细看，像极了家常的真水饺。这样的红薯面饺子吃起来黏黏的，虽然没有真正的水饺好吃，但也很改色儿、很解馋。不仅为寒冬里的我们增加许多温暖，而且也为我们贫苦的岁月平添了许多美好。

其实，像这样的无米之炊还又很多。比如春天时母亲用柳芽、槐花等，做成的各样菜饼、菜团。夏天里母亲用红薯面做成的红薯面面条，秋季中母亲用桃黍面（高粱面）做成的窝窝头，冬日里母亲用玉米糁烙成的饼馍馍等等。

我的母亲虽然算不得巧妇，但她的的确确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我们的成长，做下了一次又一次的无米之炊。

六

由于营养不良、吃食不忌，我小时候一直“烂鼻子”。轻时两个鼻孔下鲜红两道，重时鼻子以下及至整个下巴都烂得没有皮面。

血红的嫩肉整日里鲜红鲜红地露在外面，风一吹干疼干疼的。因为没有干净的手绢和方便的清水，疼痛难耐时就用唾液湿润。结果，越是这样越是烂得厉害。厉害的实在没法治了（其实，因为缺钱压根没就过医没用过药，只是用些民间偏方），我的兄长就建议用食盐煞一煞。

我难受得实在没法也就点头同意了。当一把生盐一下子捂到伤口上时，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了“疮口上撒盐”的滋味——疼痛钻心，撕心裂肺、忍无可忍、痛不欲生。而背过脸的母亲在我杀猪般哭嚎时，早已由声声叹息转为失声痛哭。

母亲不忍我这样的难受，便带着我去到离家十里外的的姨家。那姨并非亲姨，只是和我的母亲同名同姓罢了。虽然不是亲的、虽然也不富裕，但对我们的上门还是较为热情的。不仅管吃管住（当然是家常的粗茶大饭，破屋烂床），而且还专门依照民间偏方，用黄蜡（蜂蜡，蜜蜂分泌出的一种脂肪性物质）为我炸制核桃仁吃（说是去食火），用羊胡子灰（山羊胡子烧成灰）拌香油涂敷。

因为偏方说，炸核桃仁非晚上睡前吃不可，灰膏非睡着后敷抹，我和母亲便在那姨家“赖住”几天。期间，母亲见到那姨家的表姐会织袜子、手套，并说拆两双手套就能给我织一双棉袜（当时正流行拆机织白线手套）。我的母亲经过再三犹豫，最后掏钱让她卖两双手套给我打一双袜子。母亲说我已是高小生了（小学四年级学生），没有像样的衣裳，就先弄双洋袜子吧（母亲管线织袜叫洋袜）。

那表姐倒是手快，两天一夜就给我织好了一双还算好看的洋袜子。然而，把那洋袜子拿到我的脚上一比，母亲便哀叹起来——那袜子比我的小脚小去一大圈，根本穿不到底。母亲说“两双手套怎么弄这么小的袜子？”那表姐姐狡辩说是棉线太缩水（其实是她自己留了线，要给自己织东西），并告她妈说我妈讹骂她。为此，我母亲不值钱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扑簌簌落了下来。

当母亲领着我带着愧疚和委屈往家赶时，我又耍起了无赖——嫌走的太远，不停地叫唤“跑不动”。正在我不停地叫唤时，在我们公社（乡政府）当干部的瞿姑父（本家堂姑父），骑着自行车同向而来。于是，我的母亲不加考虑就舍脸把他拦下，要他把我捎带一段。然而，那干部姑父看了看寒酸的我们母子，竟然二话不说搭上车就飞跑了。母亲望着飞远的干部姑父，泪水再一次挂满了脸颊。

年幼无知的我啊，哪里知道母亲的痛苦和无奈。然而，母亲扑簌簌的眼泪早已悄悄钻进了我的内心。

后来，听说那个表姐因为不满所嫁男人的殴打、把那个男人捅死被判无期徒刑，那个当了更大干部的干部姑父也在一场大火中烧死了。对此，村里人和我的母亲全都惋惜不已，而我却是幸灾乐祸，大快人心！

数十年一晃而过，倏忽记起往事，酸楚过后总是想：那时的我是否不够厚道？但终无满意的答案！

七

寒风中，望着一头渐行渐远的大黑猪，憔悴的母亲一下子就瘫坐到了地上——那是一九七八年冬天腊八节的前一天。

那天早上，家人刚准备吃饭，队长就领着公社食品站的收购员上门了。虽是已经约了好几天、虽是有所心理准备，但见到拖着大绳、扛着大称的人们，母亲还是有点惊慌失措——不仅没给来人打声招呼，反而折回灶房舀两大瓢凉水倒进了饭锅。而后随手一搅，舀上一瓢直奔猪圈，手一扬倒进了猪食槽中。

“这是弄啥哩？这是弄啥哩？”愣怔的收购员回过神来立时呵斥起来。跟随的生产队长也附和道：“老李，你可是个好人啊！”

没心没肺、憨吃贪睡的猪啊，你是否知道母亲喂你的最后一餐，并非为了临时增加斤两，而是对你满满的爱怜和不舍——因为你陪伴了她一年、她精心侍奉了你一生！

依稀记得你是头年腊月进的我家。母亲赊账从邻居家把你逮回家时，你还不足月，只有六斤来重。虽然小肚子鼓鼓的，身子却是病歪歪的——那是别人挑剩下的，是打了折钱的。

刚抱回家的几天，母亲专门为你拾掇了个藤筐，藤筐里塞了大半筐碎草。惊魂不定的你钻进碎草不肯出窝，母亲就一边“猪儿猪儿（可能是换茬太快吧，母亲都管小猪叫“猪儿猪儿”，对大猪叫“唠唠”）”地叫着，一边用手给你不停地挠痒痒。喂你时，母亲特意煮了熟食儿，放凉用小瓦盆盛了送到你嘴边。就这样，你吱吱哼哼了两三天才完全习惯下来。

不几天的功夫，你便滚瓜腰圆，满地撒欢了。像个笨笨的小熊猫样，母亲去哪你去哪。这个时候我们才看清你的长相：通身乌黑，四蹄粉白。头上最突出的是嘴巴和鼻子，两片梧桐叶儿似的的耳朵直插两边。四肢短短的，身体有些笨重。屁股上一根细短的尾巴还打个卷儿，是那样的憨厚可爱。

见你活蹦乱跳，满地撒欢儿了，就由你院里、屋里、灶房随意钻，只是把你的吃饭家伙改到了猪圈里的石槽。说是猪圈，不过是院墙跟没挡没拦的一角、墙角半人高处搭了个扇形草棚儿而已。那石槽儿可是用石头凿成的，放在那里人不挪猪不拱，已经用了“猪老好几辈儿”了。

有毛猪娃乱哼哼，没毛猪娃也过冬。你到我家时正是寒冬腊月，无论是泔水或菜粥、剩饭，母亲总要给你加热并用手搅试了才舀给你。见你稀毛直立，身子发抖，母亲不仅一遍一遍地为你添加热食儿，而且把你拱乱的猪窝拢了又拢。因而啊，那个冬天你的身上总有擞不掉的短草碎屑。

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了，你刚要放开身段长个，那个走村串户、肩抗竹竿（竿头挑着红绳绑着一绺猪鬃）的“坏人（骟猪匠。我们小孩子叫他坏人）”就上门了。那坏人将小猪拉到跟前撂倒地上用脚踩着头，让兄长拉起两条后腿，下手捏捏便一刀下去，再一挤一切，可怜的“猪儿猪儿”便净了身子。净了身子的“猪儿猪儿”嗷嗷叫几声、哼哼一天半天，便开始疯长起来。

疯长起来的“猪儿猪儿”变成“唠唠”的时候，便开始不安生起来：吃饱吃不饱总爱往外边跑。母亲一旦发现你不在院子里，立时像丢了孩子似的四处“唠唠”起来。拱了人家的菜园、啃了人家的庄稼，母亲就要遭白眼和数落，甚至赔礼道歉，赔钱赔粮。从此，你个白蹄猪不得不终日披枷带锁（脖子下栓着一根长木棒，我们叫绊脚索）。

在人们缺吃少喝的年代里，喂猪大多是清汤寡水的刷锅、洗碗恶水（泔水）。好的时候也只是在恶水上面撒上一把谷糠。麦麸子在打面时，为了免去加工费已经兑给人家了。有时留下的一点，还要喂给嬎蛋的鸡鸭呢。不过，你这头白蹄猪来到我家还算是比较有福的。因为，我的母亲总是想尽办法给你弄吃食儿。

春天里，她会捋些榆树、槐树嫩叶儿。夏天到了，她就给你薅点拉拉秧、马齿菜。秋天里，她给你割些红薯秧。冬天冷了，她就把刚刚挖出的红薯煮烂、捏碎了去喂你。平日里，总要隔三差五地给你煮上一锅老菜粥（那时，我们是为“三线厂”供应蔬菜的蔬菜生产队。菜地、菜场总有可捡的黄菜叶、老菜帮）。你个邋遢货，整日里把个猪头拱得满是臭泥烂粪的，并且每次吃食儿前总要把两个臭前蹄扒到食槽里。因此，在你每次挑肥拣瘦一通海吃后，母亲就要用手把你吃剩的半槽子脏东西弄个干净。

长大后的你虽然终日“披枷带锁”，但你的胃口不但不减，反倒越来越大。为此，母亲总要每天起早给你煮上一大锅“小灶”，每顿给你喂上一大桶。进入秋天后，在红薯叶、红薯秧、烂红薯的堆拥下，你一下子由先前的五六十斤长到了一百多斤。

长到一百多斤的你，突然萎靡不振，啥食不进。母亲急得又是给你灌绿豆水，又是拿鸡蛋喂你。实在没法儿，就叫来上院的大叔，用剪子生生地把你的大耳朵剪了个豁子（农村叫放血疗法）。虽然你嗷嗷地叫了一阵子，但不到半天功夫你就欢实起来了……

转眼间数十年一晃而过，但那年母亲瘫坐在寒风中的一幕，及至喂养那头白蹄黑猪的一些个琐碎，却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没齿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