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三十六年前我就已经没了父亲。然而“舞文弄墨”多年的我，追忆母亲的相关小文也有十数篇，而关于父亲却一直“缄口未提”。个中原因，老实地讲重要的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我记事的时候，我们的国家还较为贫困，尤其是我家所在的山村，更尤其是我们生产队为数不多的田地全都种了蔬菜——要供应所在地的军工厂等，我们的生活十分艰难。村上其他有劳动力的人家相对好一些，而我们一家上有七十多岁的奶奶、中有常年疾病缠身的母亲、下有四个未成年的哥弟，一家人不说经常吃糠咽菜，也是吃了这顿没那顿，常常食不果腹、饥冷难挨。因而啊，我的母亲在世的五十多年间‘心里疼(胃疼）’了三十多年（奶奶说他是在五八年生我二哥的月子里，饿急了吃了生柿子）。

期间，我经常看到疼痛难捱的母亲用拳头、筷子甚或是擀面杖捣压腹部，更有很多时候漫床滚、满屋蹦。幼小无知的我总是三天两头、怵悄悄地求候在同村医生家的门外。而那医生却总是推推脱脱，要么不去，要么遗忘九霄。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买不起药、打不起针。直至最后，我的母亲因胃疼到胃穿孔、到手术感染而去——我内心的痛和恨真是天高海深！

由于营养不良、吃食不忌，我小时候一直“烂鼻子”。轻时两个鼻孔下两道鲜红，重时鼻子以下及至整个下巴都烂得没有皮肉。整日里鲜红鲜红地露在外面，风一吹干疼干疼的。厉害的实在没法治了（根本就没治疗过），我的兄长就建议用食盐煞一煞（消消毒）。我难受得实在没法也就点头同意了。当一把生盐一下子捂到伤口上时，我才真真切切地知道了“疮口上撒盐”的滋味——疼痛钻心，撕心裂肺、忍无可忍、痛不欲生。

那期间我的父亲不仅是“公家人”，而且是银行的大主任。人们不信一名数十万人公社的“财神爷”张张嘴，会弄不到一筐半袋粮食？而我们知道，其实他分包的贷户有人曾经给我家送过半袋绿豆，也有人给我家送过一筐红薯干等，只是在他知道后全都狠心地原样退回了。

其中，已经吃了的也要向人借了补齐。就连他生病住院期间，单位和别人带的一点小礼物也全都如数退回了。其中有一回，别人见到我的母亲没饭吃（她在医院侍候），就悄悄地送了我母亲几斤粮票。他知道后，竟然对我的母亲大吵大闹，硬是逼着当众退给了人家。

大事不说说小事：八零年我到他单位所在的公社高中，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原本想这样的“大考”总可以和他一起住，行李没带就兴高采烈地去了。谁知见到他一讲，他竟然坚决不同意：“银行是经济重地不得留宿外人！”

后来，我在那所高中就学期间，偷偷地找他“管”的会计要半瓶墨水（很小的那种钢笔墨水瓶）。不知是为了讨好或是告知一声，那个会计把倒好的半瓶墨水交给了我的父亲。而我的亲爸（他排行老大，我叫伯），不仅坚决不让我要，而且对我是痛说革命史、大讲公与私；

还有，他因高血压转脑瘤在地区专医院住院期间。一同侍奉的兄长，因吃住太差生了病。陪同的公差（单位派的陪护人员）要以他的名字给开些药（他住院可以报销），他不紧不同意还给“公差”上了一堂教育课：公是公，公私要分明！那是他即将开颅的前一天，也是他离世的前三天……

由于他常年在外、由于他过世较早，对于我的父亲知之甚少。现在综合村里人偶尔道说的只言片语细想，大致是：他生于民国13年（1924年），在村子初级小学读过三四年书（相当于初小学历吧）。刚过十三岁父亲因病去世便辍学在家，十五岁时遭叔父们嫌弃分家单过。

小小年纪就和寡母一同带领9岁的弟弟、6岁的小妹艰苦过活；十七八岁躲壮丁（国民党抓兵）逃进内乡麻罗坡大山养蚕、侍奉菩提寺和尚等。1947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前夕，已婚的他借着一腔热血参加“翻身队（支前队）”，步行数百里，忍饥挨冻、冒“枪林弹雨”为解放大军跑前忙后，为解放南阳做出过些许贡献（以上来自于父亲入党志愿书）。

由于思想进步也有一定的文化，1948年南阳解放后他便抛家舍妻，跟随“干部政审工作队（兄长依稀记得是这个名字）”，到全国各地为组建地方政府选定人员。大哥说：“他就是在那时（1950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去过川藏哩！”

1952年他回到老家在地政府方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分配到银行部门（那时中国人民银行还属于政府的行政部门），1953年到开封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银行学校进修（他留下的合影显示“银校四期”）。

之后一直在本县县行、营业所做股长、主任等。只是，那时的银行还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扶贫救灾、水利建设、农田改造、粮食征购、税款收缴及其社员们的生产生活等都是他们的重要职责和任务。

六几年，村里的年轻人因为找不出造反对象，就近到他所在的营业所贴大字报。穷伙伴们空手找上门，他不仅管吃管喝，就连纸张、书写和粘贴全部操办了。后来，村上人总说“你百（伯）好到自己给自己贴大字报！”

七几年，他所在的单位就实行了“车改”，也就是单位把配备给个人使用的公有自行车作价卖给个人。虽然我父亲按照“单位内部和原使用者优先”的原则，把先前单位配给他的加重自行车低价（好像是９０几元）买到了手。但由于我们家庭经济的严重不足，车子买到手还没有推回家就转手卖给了我叔家要结婚的二哥……

三十六年前麦收时节，我侍奉了三年的父亲撒手而去了，美丽的天使们一个劲地催：“抬走，抬走，快抬走！”十七八岁、伤心欲绝的我一下子恼怒了：“抬、抬，抬到到你们家去！”那时的我似乎有点出言不逊，但她们哪里知道我从此没了父亲。

关于我的父亲，其他几乎一无所知。只是听人说“他的钱穿在肋巴骨上”、“他一碟韭花（咸菜）靠兑水加盐能吃半个月”、“他很多次回家都是光着脚到村口才穿上鞋子”；只是记得，他去世时遗产只有一块老式手表、五十块存款和八元现金、二十斤粮票（其中全国通用粮票十斤零四两）……

父亲走的时候，突然来了很多“亲戚”，这让我家很“光荣”、让村里人很是羡慕了一阵子。事后听说那都是他的“社员”。只是家人不认识、他们也未细说（恐是当时的他们还不起“欠债”吧），也未留下“吃场（递礼吃席）”。但村上人都说，他们当时有好多人失声痛哭（我当时只顾独自悲伤并未在意），而且口中还念叨“是你帮了俺一家”，“是你救了我们的命啊”什么的。

现在想来，我的父亲也是苦出身、文化不高思想却积极进步，工作普通却积极认真，“全心全意为人民”，公私分明大公无私（我叔说“要不他咋会当主任几十年”）。虽然他是一个不够合格的父亲，但他也算是一名合格的普通党员、合格的普通国家干部、合格的普通百姓吧！

父亲姓翟、名讳文化，简忆谬结以示记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