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小时候很聪明

其实我小时候是很聪明的，只是人们都说那叫“小聪明”。

小时候我家总是缺吃少穿的，母亲有病总是硬撑着。直到母亲劳累一天到了晚上实在难受了，才叫我们去买些“治痛片”。那个时候乡村很荒僻，夜晚到处黑黢黢寂寥寥的。小小的我翻山过河去公社（乡政府所在的小街）买药总是害怕，害怕了总是要叫个同伴。时间长了，怎么求也找不到伴儿。有一天晚上，母亲的胃疼病又发作了，疼得在床上直喊叫。没办法我就硬着头出门，但一出门便是黑天黑地的叫人直发怵。咋办呢？我转身回屋对俺妈说：“一会我喊话，你别理我”。然后跑到村口扯起嗓子喊：“妈，妈呀，公社公演电影哩，我去看了啊！”连喊几遍，就一个人慢慢地走出了村子。不大一会儿，庄里就有人吵吵闹闹地出了家门，还听到掂椅子搬蹬子的碰撞声哩。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到药铺买回了药，返回时路上还有成群的人往街上走呢！

每年秋天，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山地里挖红薯。先是大家齐动手，拿了镰刀将枯萎的藤秧割了，折卷地衣样卷出地块，湿润润的地垄上现出一道道裂缝，一窝窝红薯呼之欲出；而后，男劳力挥着镢头一垄一垄地挖掘，身后热气腾腾的地垄上一串串鲜亮的红薯，好似撵人的一群小笨猪样便一直跟在身后；身强力壮的妇女或拎不动镢头的半大小伙、妮子，便提了箩筐将刚刚挖出的红薯连码带泥一起拾了，一趔一趔地㧟到一处隆起山一样的一堆；爷爷奶奶和小一点的孩子们便围了这红薯山“择红薯（择掉码子，去其泥土）”。随着面前“荒山”的逐渐降低，另一座鲜亮鲜亮的红薯山慢慢地就高起来了；这时候昏黄的太阳已经落下了山，生产队的队长、会计扛了大杆秤“50（斤）、100（斤）、……”一家一家地分配。劳力多的工分多，工分多分得的红薯就多。有的一家能喊到“800（斤）、1000（斤）”，而对我家总是只叫到200或300（没劳力公分少），再听喊声已是另一家了。

有一天生产队挖红薯，天快黑时队长叫我们几个刚放学的小学生到地里拾红薯。我们㧟上几趟天就黑了，地里来回的人只能看到人影。有一趟走到半路，我就装着歇脚让过别人，在黑天黑地里甩甩胳膊踢踢腿，见没人注意就把㧟着的半筐红薯倒进了地沟里。看见迎面有人走过来，就提了筐子往回走，碰到折回的人还直夸我跑的快呢。操着“溜红薯心”的我，过后就偷偷地把它弄回家填肚子。

八零年秋我跨进了高中校门。每周都是自己背了粮食步行到校的。当时学校规定：学生除了拿粮食兑换饭票外，学生可以自带红薯送学校食堂加工——蒸熟。由于人多和每个学生所带的红薯好坏不一，食堂不管收集、储存、淘洗和零星分卖。蒸时每个学生提前把各自要蒸的红薯用网兜装好，并在网兜上绑上写着各自名字的布条送交食堂。食堂收到学生们送交的红薯，不分好坏、多少和是否淘洗，只管把学生们送交的红薯兜，胡乱地放到蒸笼里一顿海蒸。饭时，食堂师傅按每个网兜上的名字分发，也有干脆把蒸笼抬到食堂门外空地上，由每个学生自己挑拿的。

学校蒸红薯并非免费，而是每斤要收取一分钱的燃料费。有一次，我身上没了零钱（大钱更没有，每顿连一调羹姜汁都买不起），趁学生们挤拥过称之际，就把自己的红薯兜从门缝（过称在窗台买饭口）偷偷地抛进食堂里已经过了称的大堆。但有个眼尖的师傅随即捡起就抛出来了，抛出来我也不管不问（其实那时好多学生这样做，师傅们看到没人捡拾也就捡回去蒸了）。有一次，校长监督把认准没过称交钱的红薯兜挂到食堂门口的大树上。但学生都一口咬定自己的红薯过了秤、付了费。于是，还发生了小小的“学潮”：还我红薯，还我红薯！……

这等“小聪明”都是穷困逼出来的，现在想来不仅隐隐作痛，而且还有点小害羞。它算不得奇趣，亦算不得什么人生经验，但是它是人生的一种经历。现在讲说它，是想对有爷奶、爸妈等家人陪玩、陪读的、幸福的中小学生，及至在校的大学生们，你们有什么理由不专心读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