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头鞋
展恩胜
五弟脚上的那双虎头鞋,是我穿小了给他的,知道这事的时候,我不过五、六岁的年龄。
我不乐意听别人说,五弟脚上的鞋,是我的,因为我不喜欢给我做鞋的那个叫“干娘”的人。
在我的观念里,娘只有一个,就是母亲,我不承认那个“干娘”,谁愿意叫,谁就去叫,我是不叫的。我穿那双虎头鞋的时候,我还不记事,那双虎头鞋在我脚上穿了多长时间,我完全没有印象。哥哥、姐姐们知道我不愿意叫“干娘”,还时常以“干娘”二字来逗我,惹得我满脸的不高兴。
我从小性格倔强,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一个犟种。为了让我喊“干娘”,母亲恩威并重,我就是叫不出口,当着那“干娘”的面,母亲把我的耳朵拧得生痛,我脖子始终梗梗着,不说痛,也不躲闪。“干娘”在边上,一个劲地替我说情,我的眼神里没有感激,反倒更加讨厌她出现在我的家里。
“干娘”一家是因为逃荒,后搬到村里居住的,属于外来的小户人家。在村里,母亲的贤惠善良、孝敬老人是出了名的,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穿着她裁剪的衣服,人缘特别好。“干娘”来村里不久,就与母亲熟络起来。“干娘”为我穿上她亲手做的,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有尾巴,大小正合适的、虎头虎脑的“虎头鞋”的时候,祖父、祖母和父亲、母亲肯定是对此赞叹感激的,哥哥、姐姐们也会围着欣赏半天,就像穿在自己的脚上一样美滋滋,我什么都不懂,更不会说话,任凭着大人们的打扮。
我没叫过“干娘”,但我没少跟母亲去过“干娘”的家,也没少在人家家里吃过饭。吃的什么,说了什么,小孩子家没什么记性,五十多年都过去了,忘了么?
“干娘”家里有个大姐姐,她的年龄好象比大姐大不了几岁,当时大姐还在县城一中读书。有一天,我们都在家里吃午饭,不知谁说的,“干娘”家里的闺女喝药自杀了,一时成了村里的新闻。现在看来,那个大姐姐就是年青人谈恋爱,遇到了变故,没有想开。村里这样的事总是不少,人们见怪不怪似的,我却以为这事丢了我的人,从此,我再没进过“干娘”的家。
“干娘”的丈夫,我们都叫他大爷,大爷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远看去如同两个脑袋晃荡。叔叔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大爷没少来我们家里看病,他走后,叔叔总是说,白搭,咱看不了,早晚得到济南。
印象深的是,父母那时已到东北居住,我在郑州上军校,回村里陪祖母过年。“干娘”委派她的两个儿子来看祖母,不知什么原因,与同到家里拜年的别的亲戚发生了口角,饭桌上谩骂不止……大过年的,祖母脸上并不见生气,婶子在一旁劝架,血气方刚的我按捺不住,大声喊:谁也别吃了,各自带东西回家,以后别来了!
祖母去世那年,村里已经搞了新农村建设,原来的村子早就不见了,人们都住上了楼房。那个时候,我有过一个念头,想去看看“干娘”,就是不知道她住在哪幢哪栋?苦于为祖母的事忙活,想说,也没说出口。祖母的葬礼后,问婶子,“干娘”家没来人么?婶子说,自从那年你把人家赶跑了,再也没有上过门。我愕然。
冬奥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孩子们穿戴着虎头鞋、虎头帽,在全世界面前唱响奥林匹克会歌,满满的中国元素,承载着特殊的祝福。
我想起了,“干娘”为我做的那双“虎头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