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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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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4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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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背人生

驼 背 人 生

张大斌

1, 孤女哭坟

成都有条宽窄巷子,宽窄巷子旁边有条街叫支叽石。父亲说,支叽石的半条街都是他的。

我曾经两次去过支叽石。

第一次去是1985 年的七月。我大学毕业,到成都,专寻支叽石。我记得是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太阳斜斜的光影涂抹在支叽石街上,斑斑驳驳的,我有点穿越的幻觉,似乎一下子闻到了父亲在支叽石的气息。我按图索骥,上了一栋房子的二楼,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那是我堂姐的家。

堂姐不在家,说是上班去了。上班的单位,我是知道的,成都市皮靴厂。这是堂姐两年前,趁单位到重庆开展活动之机,顺道寻亲时告诉父亲的。我记得是“五一节”期间,我和二哥正在大学念书的时候。

听父亲说,堂姐一见到他父亲的坟,老远就扑过去,抓坟上的草,抓坟上的石头,抓坟上的土,那架势,差点没把他父亲的那把老骨头给刨出来。堂姐在她的父亲的坟前,哭得山崩地裂,天昏地暗。父亲说,幺叔值了,虽然这唯一的后人来得晚了,但终究还是来了,把香火续上了。但是,父亲的话,说早了,我的堂姐,终究是没有再出现在他的亡父的坟前,依然只有我的父亲,不管刮风下雨,带着他的几个娃儿,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上注香,敬杯酒,烧把纸钱。

我在想,这事肯定是真的。一个两岁就抱出去的小孩,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做着父亲的梦。这一次来到我家,肯定是想见到一个活蹦乱跳的父亲,哪怕已经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甚至和她的母亲一样,已有了一个新家,她该怎样叫这个后妈,怎样面对后妈的孩子?她一路上为这事些纠结着,临近家门的时候,越是纠结得生紧。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她的一切纠结都等于零,自作多情,他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捧黄土。

其实,我的幺叔在他唯一的后人哭坟之前,已经去世多年,骨肉早就和脚下的泥土合二为一了。堂姐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子,这是张家的传统,有基因在传递,不然,桃园结义里怎么会有一个姓张的。堂姐在幺叔坟前哭过之前,一直坚持父亲的血统,坚持用他的父亲给他取的张氏名字,不愿随继父的姓,这让继父一脸的不高兴。堂姐在父亲坟前哭过之后,就把名字改了,入了继父的宗祠。我想,堂姐从小到大对父亲的期盼,是不是从此了断,恩断义绝,对父亲的念想因父亲的离去,应该是从失望发展到仇恨的地步了吧。

2, 落户天朝门

堂姐知道父亲落脚的地方,缘于二哥为父亲写的一封要求平反的书信。

二哥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二哥跳出了农门,减轻了父亲的负担。这种负担,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二哥身强力壮,作为劳动力是优秀的。但每天抽地球翻身,何时是个尽头。父亲的头上,还戴着小商的帽子。就是因为这顶帽子,大哥失去了当兵的机会,恨了父亲一辈子,到父亲死都没有原谅的意思。这回二哥不是当兵,而是读大学,就像以前的举人,这还了得。

二哥在大学里,知道这世道变了,小商也可以考大学。小商,不过是小商品生产者的简称,和贫下中农是一样的,在大小城里,这种成分的人,多得很。你想,城市就是商品交换的地方,大家都是做商品交换的人,你不当小商未必去当资本家呀!

然而,我家的倒霉就是从小商开始的。

我家原来的成分,也是贫农。

那是公元 1948年,成都解放前夕。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拗不过爷爷奶奶的逼迫,处理成都的家产,回乡下种田。

父亲在成都的家产,就是支叽石的半条街面坊。在处理面坊时,父亲留了五间房子,托另外半条街的主人,他们是结拜兄弟,帮着照管,应该是放心的。

父亲的老家,在山那边的深山坳,一个比偏朝门更偏僻更原始更加荒凉无趣的地方。那地方的石头,往往高出地面,看上去比土还多。有些石头,坚如磐石,稳如泰山。有的石头,又柔情似水,滴水穿石。后来我才明白,它有个书面名字,叫做喀斯特地貌。那是湖广填四川时,张家的先祖开枝散叶之处。先祖名叫张立山,于是,那山也随了先祖,被后人叫做张立山了。这样口口相传,不知几年几月,竟传成了张岭山。这证明人们以为,那上面只有高高的山,不会有人烟。这不是传说,该县民族部门编撰的地名故事里说得有板有眼。至于张岭山,是在地图上都找得到的一座山峰。

好马不吃回头草。父亲一家在成都淘金,发了,银子多得用黄桶装,这样的故事早就在张岭山传得沸沸扬扬。而今载誉荣归,总不可能再去那穷山恶水丢人现眼。于是他们一路打听,最终在一个叫半边月的地方买了田土,把一家人的身份,又变回了农民。

变回农民的父亲,一时竟然手脚无措,找不到耕读传家的感觉。而他的父母高堂,兄弟姐妹,依然保持着成都时的风格,只管放浪形骸,吃喝玩乐,持家度日的事,是父亲一个人的。而父亲虽然是张岭山的一棵草,但它沐浴的是成都的阳光,已经不是原来那棵草了。他不懂庄稼生长的节令,他不会犁田打坝,他甚至在庄稼的幼年期,分不清哪是庄稼,那是南郭先生。而那些南郭先生,在鱼目混珠的时候,往往表现得更积极。比如稻田里的稗子,在和秧苗争宠的时候,就占据绝对的上风,比秧苗高出多长一截。父亲抄手在田埂上走,对田里的丘儿说,就把那些不肯长的秧子扒了,给肯长的秧子腾位置。丘儿看是东家发话,本想解释,但又怕多言失误,于是便低头落实。

父亲已经在半边月自己购买的田地上搭建了几间茅草房子,和不远处的偏朝门大院子遥相呼应,彼此鸡犬相闻。但茅草棚和大院子的差别,那就不是一星半点,而是判若云泥,傻子都知道谁好谁孬。偏朝门大院子是两个大户人家的庄园,也是明清时期移民来的,一直做农业,做到了今天这个样子,大院子的老人有两儿子,于是在修庄园的时候,就分成了东西两部分,两弟兄及其家眷各坐半边,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般。所有的房子都散发着南方的气息,天井,回廊,厅堂,甬道,院坝,皆雕梁画栋,精雕细刻,让人觉得有点不真实,像住在画里边。大户人家的后人,却不留恋这里,早早地去了成都上海那些遥不可及的地方。据说,这些娃儿都混得不错,有个在队伍里当了师长,有个书读得多,成了地质学家,整天背着个帆布挎包,包里装着一把小锤,一个放大镜,一把小铲子,剩下的就是他到处采集的矿石标本。

这两后人出息大了,并不眷念祖上留下的这个大院子。在解放前夕,两个后人把各自的父母家眷,接出了偏朝门大院子。从此,这个大院子便与他们再无关系。

父亲二十多年在成都开面坊打下的基业,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变成了一冲的稗子!看来,那几间茅草棚,没有变成大院子的命了。

父亲说,那时候方圆百里都听得到他的笑话。父亲变卖了几乎所有的田地,来打发丘儿,维持一个大家庭的开销。然后拿出家里所有值钱一点的东西,比如手镯,吊坠,耳环,等等,凡是象征富贵奢侈的东西,统统拿出去变卖,过梭罗的极简生活。这样的生活,盘旋在生与死的边缘。

忽然有一天,来了许多解放军,到处贴标语。父亲从成都来,算是文化人。他从标语上看出来了。新中国成立了,解放了,人民当家做主了!

大院子是解放的巨大收获。按政策,分给广大的贫苦农民居住。父亲一家,做梦一般搬进了偏朝门大院子的一楼一底的三间房,成为了拥有这个大院子的新主人。

父亲一家对解放一事的忐忑,怀揣的一颗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们看到了,也享受到了解放后的幸福,一家人欢天喜地,欣逢盛世,发自内心地感谢人民政府的再生之德。

3,小商之厄

父亲一提起成都,便口若悬河,甚至毫无遮拦,把牛皮吹上了天,狂得没有边儿。在他心中,成都岁月,是他人生高光时刻!

而我们这些后人,则以为解放后那十多年,才是父亲人生的巅峰。因为,父亲在成都,虽然凭一己之力,打下了半条街的基业;但是,在偏朝门,他获得了新生,有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固定工作,并娶妻生子,结束自己的单身。这才叫成家立业。

父亲一辈子都操着一口成都腔,不知道是说惯了改不过来,还是他压根就没想入乡随俗,反正不管在哪里,只要他一开口,就知道他是成都人。

父亲不会种田,不会耕地,对所有的农活都是陌生的。但他会认字,会写字,会打算盘,在农村人眼里,是个有学问的人。于是,人们就叫他先生。张先生,这个称谓代替了他的名字。而我感觉,这既是对他的尊称,又像是拿他开涮的绰号!

张先生这个人物,很快在四邻八乡传开。这时候,区公所正需要一个会算账的人来解燃眉之急。区长听说有我父亲这个人时,一拍桌子,兴奋地站起来说:“就是他了!”那架势,跟他带兵打仗时选得一个好兵差不多。

但是,母亲嫁给父亲,和他当区财粮没有关系。只和他们的年龄有关系。那时候,我的父亲是标准的剩男,我的母亲,也算是一代剩女。

结婚时,我的父亲满满当当 30 岁。他和母亲相差八岁。母亲作为闺女,22 岁才出阁,也算是急坏了我的外公外婆。

父亲的晚婚,卡在他一心扑在家业上,没有时间考虑个人问题。而母亲,则是因为出生。正当母亲出落得闭月羞花的时候,他的家庭被评为富农。用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成分的上一级就是地主,危险得很,不好好改造,坏的东西就会站上风,跑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所以,光明正大的贫下中农,对他们保持着不被感染的高度警惕。当然,即使沉鱼落雁的母亲,也没有人打她的主意了。

父亲来自成都,他对乡村中国格格不入,进入不了角色。人们就故意将母亲介绍给他,实际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但是,父亲和我的那时尚还健在的爷爷奶奶都没有意见。毕竟父亲已经过了三十岁的生日了。

母亲嫁给父亲,父亲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幸福。那些遥不可及的爱情故事,在乡村无从谈起。他们结婚的目的,就是延续香火,等到油尽灯灭的时候,给自己留几个披麻戴孝的人。

母亲进家门的时候,前面早已有我的大伯娘二伯娘。我的幺叔虽然越过我的父亲娶妻生子,但他们在成都时就彼此分手,幺叔一个人跟着大家庭来到这里,也是郁郁寡欢,早早谢世了。跟着谢世的,就是大伯,二伯。他们谢世以后,我的大伯娘二伯娘也相继改嫁。据说,这和我的爷爷奶奶不会待人有极大关系。母亲进屋后,便接替大伯娘二伯娘接受公婆的苛刻。直到灾荒年成,我的爷爷奶奶饿死之后,我的母亲,才摆脱他们的阴影,专心相夫教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父亲出事了!

父亲一生嗜酒。

父亲的事,出在酒席上。

有一天,父亲和区长一起喝酒,父亲酒喝高了,又大侃特侃成都那遥远的地方和他遥远的故事。区长劝他不要吹牛。父亲是个耿直人,宁愿输个脑壳也不肯低头。父亲顺手就给了区长一个大耳巴子。

父亲第二天酒醒了。区文书说,你该回家了。于是,父亲第二天就失去了区财粮的饭碗,秒变偏朝门地地道道的农民。

偏朝门是个生产队,十几个生产队组成生产大队,大队有一个主任,就住在我家隔壁。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主任怎么也看不惯一个操着成都口音的人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

很快,机会就来了。揪出身边的牛鬼蛇神,把他们打翻在地。这个人老说他在成都有半条街。这半条街是怎么来的?不知剥削劳动人民多少血汗。这是一个非常重大严肃的问题,必须立即马上现在就把它搞清楚。稍有迟疑,让隐藏的坏人抢了先,不知要给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失。

于是,一只小分队连夜组建,第二天天刚擦粉粉亮,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拦住一辆过路的汽车,直扑成都支叽石。

小分队很快就大功告成,满载而归。父亲的半条街被板凳上钉钉子,抹都抹不脱。我家的成分迅速改为小商。

小商是个什么东西,乡下人还弄不大明白,如果贸然批斗我父亲,父亲毕竟是个人物,万一上面说批斗错了呢?反而把自己搭进去。他们便研究出个策略,我们那里的人说的,画盒盒,就是缝了个口袋来整人。批斗我的母亲。母亲是富农子弟,属于可教育对象,那不如就教育教育她算了。这样,打柱头应响磴,各人晓得是怎么回事儿。

母亲被队上几个泼皮五花大绑地吊在家门前的屋梁上,一边挥舞着棍棒一边口吐唾沫,要母亲老实交代干了哪些坏事。母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头秀发被批斗者揪成一团乱麻,身上的衣服早已撕破,女人特有的器官暴露无遗。母亲双泪泉涌,眼看一个个披着人皮的狼,将自己凌人,暴打。而父亲,已经是一匹沉默的羔羊,他没有一点尊严地躲在家里,平日的狂傲之气已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他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冲他来的。如果他一出手,不仅救不了母亲,正好把自己牵扯进去,这样就中了他们的圈套。

一个男人,卑微到连自己的女人都不敢保护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内心,该有多么的绝望!

那时候,我的母亲生下我的弟弟,还不足月。一个恶毒的男人,居然用一根红苕,插进母亲的下体。这一举动瞬间让母亲不再吱声。批斗者在一片快乐的欢呼声中作鸟兽散去。这时候,父亲才敢出门,将母亲松绑,背回家去。

孩子的生日,就是母亲的受难日。母亲是拼了全身的力气,让孩子出生的。

母亲卧床不起了!

正在乡村悄悄流行的肺结核,又盯上了极度虚弱的母亲!

三年后,不到四十岁的母亲,这朵曾经娇艳夺目的花朵,化作了风中的尘埃!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父亲提起他成都支叽石半条街的事了。

面对母亲,父亲知他罪业深重,今生无法报答,便早早地告诉我们,在他归去之后,埋在母亲身后。

4,蓉漂一家人

父亲的成都历史,并不是他说的那么光鲜照人。父亲一家在成都,不过是无数蓉漂者中的一家。

父亲 1920 年生。照他的说法,五岁被他的父亲用箩兜挑去成都。他说,他和他弟弟一人坐一个箩兜,刚好一挑担子。那么,他们去成都应该是 1925 年。父亲说,张岭山的田土,少而贫瘠,本就填不饱肚子,加之那一年又来了稻飞虱,张岭山的人只好选择外出逃生。大多数人拿着一只破碗,一根打狗的棍子,重操讨口的旧业。父亲的父亲用家里的一点积蓄,聊做路上的盘缠,举家选择去成都淘金。

我曾经做过实地考察, 在川东这片平行岭谷地区,历史上有过四条官道,三条陆路一条水路。去成都是一条陆路,翻过华蓥山经岳池蓬安射洪到达成都。在这条路上,有骑马的,坐轿的,更多的是徒步的。爷爷挑着父亲,据说走了三个月。

爷爷奶奶带着四个孩子,最初在成都是否干过讨口的事情,已无从考证。只是父亲说,他最开始干的活路是捡菜叶,大概就是捡菜市场丢弃的烂叶子吧。我想,这跟讨口是异曲同工的。

后来,有一个私塾先生见父亲生得乖巧伶俐,像个白面书生胚子,便找到爷爷奶奶,收了父亲为徒。父亲进了私塾以后,便不再捡菜叶,家里的生计除了爷爷奶奶,就由大伯二伯维持。大伯二伯见我父亲上学不捡菜叶,心里不平衡,要求我的父亲不去上学跟他们一起操持家业。爷爷到私塾要人。私塾先生说,我父亲是个不错的读书苗子,不读可惜了。于是达成协议,半工半读。也就是父亲读三天私塾,回家打三天工。

父亲打的第一份工,就是给面坊送水的挑水工。父亲那时还小,连水桶都挑不伸。父亲就将桶绳挽短,一次挑半桶。但他人勤快,不知疲倦地来回跑,挑的水居然比成年人还多。父亲去读书了,面坊老板就跑到私塾里找人,私塾老板把他藏在柜子里。但是,回到家里,爷爷还是让他停止了学业,成了差不多十岁的打工仔。

如此看来,父亲的学历,就是半年私塾。他一生真正看得起他的,只有那个私塾先生。

父亲其实是个驼背。他在当挑水工一年多后,背其实已经不能完全挺直,只是他单薄的衣衫,遮住了他瘦弱的身体,人们不容易看出来罢了。

但是,父亲自己知道,时间越长,驼得越厉害,挑水越来越困难。这时候,有人看他是个老实巴交值得信赖的孩子,便要他给自己送信。送信就是走路,信有几斤几两,是驼背该干的事。父亲把信送到松潘、茂县,理县 ,汶川,最远的去过康定。

父亲一辈子唯一会唱的一首爱情歌曲,《康定情歌》,大概就是在去康定送信的路上,捡到的。我曾经在磨房亲自听父亲唱过。父亲唱得太投入,太把自己当成张家溜溜的大哥那么回事了。这说明父亲还是懂爱情的,他心中有一颗爱情的种子。我觉得在母亲去世以后,这棵爱情的种子发芽了,他用阴阳两隔对妻子的苦恋浇灌着这棵孱弱的爱情种子,以不再娶来表达他对我的母亲的忠贞。

父亲送出的信,谈不上斤两;但他获得的报酬,却是沉甸甸的,几乎可以说是空手出门,满载而归。

父亲淘到了第一桶金。他用这第一桶金,开始了他的创业史。

父亲开始做蔬菜生意。每天天不亮,他就出城到农家,把菜批发回来,卖给支叽石背后的宽窄巷子的人们,从中赚取差价。他那不凡的算账的本事,从那时候就表现出来了。

父亲包里的钱越来越多,他就寻思着把支叽石的房屋买下来,这一买,就是半条街。

父亲最熟悉的职业,还是开面坊。那些在面坊挑水的日子,虽苦,却让他知道了制面的全部工序,他没有想到,几年后的自己也会进入这个行业,而且几乎成为少城里的龙头老大。而在当时,开面坊也是一个朝阳产业,市场无限大,利润也可观。

开面坊这个玩意,说起来简单,其实也是一门手艺活。家里人不懂,当然也就搭不上手,而父亲正是心气最高的时候,巴不得一个人把面坊玩的溜溜转。插不上手的家人,就过上了游手好闲的生活。

首先是爷爷奶奶,看着别人抽大烟,也跟着抽起来,这一抽,就戒不脱了。每天不是烟馆里一躺,就是自家床上一躺。父亲说,他们抽的马烟,其实就是鸦片。

我的大伯二伯,酒馆进,赌馆出。而我的幺叔,还要加上一样,那就是泡妓院。我的幺娘,就是他妓院里的相好。所以,举家回迁的时候,她坚决不从,说不清是幺叔抛弃了她,还是她抛弃了幺叔,单单苦了我那仅有两岁的堂姐。

5,暴雨孤魂

过两年,我也满六十了,人生活了快一个甲子了。在这近六十年里,我经历过许多的风雨。但没有哪一场风雨,抵得过父亲归天那一场。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迅速从县城往家赶。当我赶回家的时候,父亲一个人,躺在他昔日给生产队做面的面坊里。天空的雨,从天井上落下来,像子弹一样,密集地射击这悲催的人生。

我摸了摸父亲的脸,体温已经丢失得差不多了,我看见一抹殷红的鲜血,从父亲的嘴角,慢慢溢出来。这一幕从此伴随我的生活。那一抹鲜血,表示父亲还有生命的气息,他一定感知到了我的到来。

我为父亲感到骄傲!因为,我觉得父亲是个英雄,他重来没被生活打败。即使在面对死神那一刻,他也没有丢失自己的英雄气概。

但作为他的一个个后人,自己还是觉得愧对父亲。

父亲一共育有四男一女。大哥成家后,自立门户。姐姐出嫁后,成了别人家的媳妇。二哥大学毕业,去了大巴山深处。而我,大学毕业,竟然想跑到新疆那么远的地方去,好在错误纠正得快,回到了家乡的县城,那里离老家的父亲,也是百十里的车程。

我们一个个的离开,就像一个人做着亏本的买卖,耗尽心血,最终两手空空。

人生就是这样一场亏本的买卖。父亲看着我们像一个个长硬了翅膀的鸟儿,一扑腾就飞出老远,直到看不见了,他也不吭一声。转身拿起锄头,把门关上,去和自己的庄稼说话。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我的父亲也中了这个邪道。在父亲称得上溺爱的抚养下,我的三岁失母的弟弟长大了。他和父亲是逆向奔赴的一对,弟弟长大,父亲变老。但老去的父亲不能服老,他得为幺儿的婚事操劳。弟弟结婚了。父亲所有的孩子都离开了他。父亲的亏本生意做完了。

曾经喧闹,曾经欢笑,曾经苦恼,曾经做梦都想逃离的老房子,终于只剩下了寂寞,里面住着的,是一个独孤求败的英雄,我的老父亲。

记得那一年,我在县城里教书,春节特意接父亲来耍。我是从极简生活里过来的,我觉得父亲能够在城里过个年,看一回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已经是极大的奢侈了。于是我吃了就睡,躺进被窝就不想出来,把父亲一个人晾在客厅的沙发上。

大约是初二,天空下起鹅毛大雪。我知道外面冷极,更不想钻出被窝,我忘了父亲的存在。万寿!万寿!我在梦中听见有人唤我的乳名。我揉揉眼睛看见父亲颤巍巍站在我的床头,轻声说,我回去了。

我翻身又睡!

哦,不对,是什么揪了我的心!

我一骨碌爬起来,看见父亲留在雪地上的一行脚印……

还有我的二哥,父亲最高的荣誉。你曾经多次对父亲说过,要带父亲去北京,去看天安门吗?好久去呀?嗯!

当然了,二哥,你配得上父亲的骄傲,没有你那封信,父亲还不知道他当年送出去的信件,其实是地下共产党的秘密文件,那个托他送信的干部,在回忆录中饱含深情地说,好在有这么一个纯朴机警的少年,才让党的消息,躲过了一道道盘查,确保了通讯渠道的畅通。正是有了你的这封信,父亲才摘掉了小商的帽子,扬眉吐气地做人。当然,也是因为你这封信,才让一个孤女,扑捉到了他的父亲的讯息。

尽管我们几个子女,都或多或少对父亲怀有感恩之情,想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其实,父亲本来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已经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这些年我们在外面的世界混,经历了多少风雨;但要和父亲比起来,不过是他的万分之一。他想的是回趟成都,他想回支叽石去看他的芳华。那故意留下的五间房,就是他回去的理由。但是,命运就是这么诡异。与父亲血汗相连的支叽石,别人可以去,他就是去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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