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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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飞不起来的雁》和《余姬的剑》两个短篇后，又迫不及待的给志灵发微信，索要她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城市麦浪》，并嘱咐把《福地粮仓》也带上。
吸引我的，是她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干净、明快的叙事手法。比如，在《飞不起来的雁》中：“如今，只留他一个人和一群性口。看吧,用不了几天,他也变得像牲口,不洗澡不洗衣服不收拾家。每日先喂那几只会哼哼不会和人叨拉的笨猪；喂那群上窜下跳没皮脸的鸡,一不注意,就跳出笼子不知想野到哪里去；喂那一大群黄眼睛的东西,嘴里吃着还咩咩叫唤。等一年下来看咋剪了你们的毛,咋扒了你们的皮,这些个不懂人性的东西成天和他作对。他这么想，然后,一个人做饭胡乱吃上几口,又不知往哪走串”。多好！
我激动的在微信里对至灵说：没想到咱们巴彦淖尔还隐藏着这样一个人物，把这两个短篇放在《人民文学》《十月》那也是一流作品，尤其《雁》，不输任何人。一会儿，至灵回我：难啊！只两个字。我呆了几分钟，回复：不难，你只差半个天空。
我始终认为，语言是作家的第一张脸。一个作家，如果语言过于保守、刻板，个个都“彬彬有礼说话，和蔼可亲做人”，不落俗气，也会坠入匠气。
单从书名来看，《城市麦浪》和《福地粮仓》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粮食，说的是民以食为天的大事小情。说的是什么，似乎已经猜到了。究竟怎么说的？为什么要说？说明白了吗？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看。
《城市麦浪》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奋斗、生活、视角、思考贯穿始终的，“我”就是主人公板脸。讲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个农村姑娘、小伙子想要挣脱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黄土地，不愿局促尘埃，到城市打拼改变命运的故事。这里面，有你，有我，有整整一代人的缩影。她（他）们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见证者、主力军。亲自参与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再到电子商务或叫数字经济时代、智能经济时代的动荡变迁。其中大多数人接受的都是不完全教育，加之很多事情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叫摸着石头过河。刚刚学会了，又觉不对了；说的不变了，又来文件了。这四十多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唯一不变的原则，就是变。那么多人为它献出了青春热血和才华，甚至年轻的生命。
如此这般，这个一般性的故事，就具有了普遍性。它应该被记录下来，载入史册。
刘志灵想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情。
然而，我想说的是，这部小说，几乎让人读不下去。
没有高潮，找不到那个支点，顶不起来，没有充分表现出时代背景下人物性格从分裂到统一的复杂过程，那种人格力量的伟大，内心深处剧烈的挣扎、纠结，只“我”有，太单薄，孤掌难鸣，如果过早的把人的感性欲望升华为理性情感，就把一个大时代写小了；没有悬念、没有期待，人物性格的对立冲突过于平淡，没有找到对立面，或者说，由于作者的“草率”处理，毁灭了人物自身个性的燃烧；不够典型，不够深刻，情欲的活动空间始终在理性层面越变越小，本应属于人性自身的欲望冲动被无情的压了下去，被剥夺了，“欲”是人之常情，是人的生物生理本性的表现，本能的反应，虽说，感性的“欲”是理性的“情”的低级阶段，但，人具有了这种欲求才是正常的、完整的；不大胆、不真实，这直接导致万丽留下来的那个女儿有点牵强，像是硬塞给秦建强的。给人感觉，作者舍不得万丽死，而她又不得不死，整出一个她的女儿，替万丽活着。
《红楼梦》里有一首诗：“不因俊俏难为友，正为风流始读书”。万丽聪慧漂亮，秦建强风流倜傥，二人又都事业有成，干柴烈火本应该顺理成章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感情戏，秦建强和“我”也应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最后，激起万丽和“我”的矛盾冲突，才是这部小说高潮的到来，才像话。可惜，我们无缘看到。既没有看到那种“温柔的灵魂美”，也没有目睹“情欲中粗鄙的野蛮因素”，都被作者轻描淡写给蒙混过去了。
我又急切的想要见到至灵，要亲口对她说出我的想法。看着她的表情说。
于是，推掉下午和朋友的约会。
至灵也提前到了，随便找了个地方，她坐下，我站着，就滔滔不绝开始表达我的遗憾，一边观察着她的表情。
“我能直说吗？”
“说吧，就想听真话、实话。”
“好，那我就直说了，可别后悔。”
“这是你写的吗？还是写《雁》的那个人吗？一点儿也不像。这部小说你不是写好了，你只是写完了，就像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说是平铺直叙，也不为过，人物进进出出走马灯似的，各自为阵，来时一场风，去时一阵雨。那个郎勇是怎么出来的？没有交代。还有他的流动餐车，这个道具的出现和故事情节发展中间是断裂的，也应该有铺垫。只有在万丽身上才能看出你是下了点功夫的。但，还不够，她死的太突然、太早了，完全没有达到那个点，情节虽有曲折，情感没有到位，让人没有那种扼腕长叹、荡气回肠的感觉。把她写死是对的，但不能是这么个死法，有点儿可惜。这可是你精心打造的一个人物，也是整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一个看点。那个秦建强刚稍有点‘型’，就又被你整‘没影儿’了。他可是你的男一号。”
我缓了缓，又继续，根本没给她说话的机会。
“这部小说，既没有多少兴奋点，也找不出多少痛点，不痛不痒。只是隐隐感觉到你要说什么，温度始终没有达到着火点，燃不起来。咱俩要是在你交稿到出版社之前就认识，绝不会同意你出版，更不会在它出来之后开什么研讨会。”
至灵一直安静的听着，眼眶明显湿润了，但，不是因为生气，这可以看得出。
“我感觉你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气力不足，手是颤抖的，没有《雁》的稳健、犀利、幽默，也没有《福地粮仓》的大气、厚重，尽管《福地粮仓》我才看了几页。也有可能是身体的原因，你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体，花在读书、思考、写作的时间，也花在口腹宴饮上，让自己的精力旺盛起来，让餐桌花红酒绿一下。我想看到你的第二只‘雁’，第三只，一群……”
我不能再这样喋喋不休只顾自己痛快，得让至灵说说她的想法。
“你眼睛真毒，一针见血。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家里出了一桩大事……我几乎没有力气写下去了。”
听至灵说完后，我才找了个地方坐下。难怪。一时竟也不知怎么安慰她，我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多余的，等她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后，我又回到今天的主题。
“这种情况，宁可不写，也不能草率交稿，这是对自己，也是对期待你的读者不负责任。你一定后悔过？”
“是啊，其实，我心里一直没底，后悔。”
“我今天之所以要亲自给你说这些，就是要看着你的眼睛说，但凡觉察到你有一点不接受，掉头就走。尽管，来之前我还是有一点把握的，可你的反应还是严重出乎我的意料，有“错”就认，挨打立正。你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我掏出手机，说评论写完了，七千三百多字。今天下午说的那番话，没往里写。第一，怕你不接受；第二，怕读者不接受。写进去，可能评论好看了，但你的声誉和作品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又是我不想看到的。
至灵却鼓励我说，一定要把真实的感受写进去，况且你说的是对的，我不要那些浮夸的东西，那样我永远也进步不了。我被她的谦虚、真诚再次感动了，但还是觉得不妥，说回去再好好想想。就散了。
第二天，起床后打开微信，至灵早上五点多就给我发了三条：爱军，中肯、直接的把小说中的弊端指出来，我又看到一个文人一种辽阔的胸怀和真，朴实。我咋这么幸运！想起了好多，小说真是一言难尽……题材好，但是写法、语言大欠火候，是一个结。我希望你的评论中是你对小说本身的真实的看法。巴彦淖尔，虽然小，但是有志者在，这肯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于我是鞭策。我是硬骨头，后套走西口的后人（也能说是土匪，哈哈）。
所以，一篇蹩脚的评论文章，基本成了我和作者的对话访谈。
当然，以上我所有的情绪宣泄狂轰乱炸，不一定都对，也有偏离、臭蛋，谁让我最先看到的是《雁》！都是它惹的祸。我是拿《雁》的标准来衡量、要求的，内心实有一种不甘和不忍，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评论者，对一个优秀作家严肃的爱。我始终不能忘记二十多年前，某人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当面的批评胜过甜蜜的爱情。并不意味着《城市麦浪》就真的一无是处。
那些年代感很强的东西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王老婆儿给仁锁叔放在厕所里，削的光溜溜的一箩头一箩头擦屁股用的土坷垃；喇叭裤、爆炸头、皮鞋底打掌子；以及《路灯下的小姑娘》、香格里拉舞厅；那摞小四方的铺盖上面苫着一块雪白的绣着“万事如意”和几朵牡丹花的的确良布单，因为打白条直接导致万丽的饭店倒闭现象。等等。
还有，那直击灵魂的拷问：希望不在田野上，在哪儿？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座山在哪儿？如果我们在出生地原地踏步，就会像现在的古米那样，在属于自己的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累了坐下来安静地晒晒太阳。而现在，明明看着红日当头，人却在阴冷处。
《城市麦浪》让我陷入沉思的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在创作上的得失，还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次思考：我们最终急急所向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心中到底有什么目标？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什么？得到的有可能随时随地再次失去，而失去的却永远也无法找回。比如，对父母的亏欠，没有床前尽孝，他们有可能已经不在人世；对儿女的亏欠，缺少时间陪伴，有可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少年。
还有我们自己，用天真烂漫，善良纯真换回一个扭曲变形的我。抑或，就是辛辛苦苦半辈子，终于活成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也未可知。
作家，就是贝娄所说的一群孤独者。你不孤独，还可能是一个作家，但，一定不会伟大。
我也知道，至灵绝不会止步于此，她一定会尽快调整好自己，养精蓄锐，一飞冲天。
2024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