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枣红木箱

                                                    张承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以总分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师范学校。当时，不光我自己激动不已、彻夜难眠，全家人也一直处于兴奋之中。尤其父母，更倍感骄傲与自豪：十多年的含辛茹苦培养出一个读书人，将来能端上公家的铁饭碗不用种田，该是何等荣耀之事。这在当时的农村并不多见。

漫长的暑假终于在焦急地等待中过去了。

临行前，母亲帮我收拾行李时却犯了难：用什么东西装好呢？衣服鞋帽倒并不多，寥寥无几，关键是一堆书，又多又沉。思来想去，她终于一狠心搬来一只木箱。

这是一只枣红色木箱，颜色鲜艳且富有光泽。有时阳光从狭小的窗户照进来，落在箱面上，会反射出一片光，印亮暗黑的屋子。它是母亲当年唯一的嫁妆，什么材质做的我不甚清楚，只知道母亲特别珍爱它，视它为掌上明珠，几乎每天都要用抹布擦拭一遍。平常，箱子锁得紧紧的，从不允许别人随意打开，更不允许别人对它有任何伤害。现在，母亲却把它搬来让给我用，可见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但我当时并没有领情，反而嫌箱子太大不便携带。母亲红着脸傻在那里，半天没吱声。现在想来，她那时脑子一定在飞快地转动，搜寻着家中可用之物。

但，家中有什么东西可用呢？除了冷冷的四壁，剩下的就是豁口的墙缝了。总不至于用麻袋吧，我不愿意，母亲也会觉得这太不光彩了。

带着父母的殷殷嘱托和自己的兴奋，我踏进了梦寐以求的师范校园。新鲜、美丽的环境让我激动，高高的架子床更令我好奇。我把木箱也搬上了二层床铺，这样不仅取拿方便，还可以当写字台用。它真的是与我同学同寝了。

几年的师范时光我并没有白费，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几乎就在学习了。每逢心生懈怠之时，看到这只鲜红的木箱，就如同看到了母亲期盼的眼神。于是乎，我便又鼓足干劲，埋首苦读。

我给这只木箱也同样上了锁。小小的一把锁，好似一位忠于职守的把门将军，那么叫我放心。我钟爱的所有书籍与稿件，甚至写给某个女孩却始终不敢寄出去的情书，也一同深锁其中，只待人去楼空或夜深人静时，才敢打开来细细品读。常有同学朝木箱投来疑惑的目光，不知里面藏何宝物。每每此时，我心中不免窃喜。或许，母亲锁住的是一份苦难岁月里的感激与寄托，而我锁的却是青春年华里的理想和秘密，又兼有几分生活的苦涩。

几年后，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走上教书育人的工作岗位。木箱如人不离不弃，也随我来到了新的环境。那时的教师宿舍，条件极其简陋，连一张像样的桌子也没有。我只好把木箱架在板凳上，搁在宿舍一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多年来购买的书籍。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当年嫌弃木箱之大，是多么幼稚而愚蠢的行为。设若无此木箱，我的一堆“宝物”何处栖身？

初为人师，工作自当兢兢业业，因此终日忙忙碌碌，无暇读书。一天，忽然就想起了木箱，便随手打开来看看。眼前的情形一下子惊呆了我：箱子不知何时被老鼠咬破一个洞，许多书籍犬牙交错，里面纸屑成堆。我痛惜我的书，更痛心这只枣红色木箱遭鼠祸害，心中不免酸楚，俨俨然有一种犯罪感。

后来，几次搬家，箱子又几经折腾。原本鲜艳、光洁的漆面，已经多处剥落，劣迹斑斑了，看着煞是心寒，但它的作用与价值却丝毫不减，依然珍藏着我自认为珍贵的一些书籍和文稿。

它在为我默默地奉献着。

几年前，我们搬进新居时，妻子说扔掉它吧，与新环境、新家具一点不搭，已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不忍心，但妻子坚持，最后实在没法，只好将它丢在了垃圾桶旁。

但我常常会想起它，想起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它的影子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