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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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19日的子夜，躺在香港玛丽医院六楼病室里的萧红，强烈地预感到死亡的迫近，她示意守护在身边的骆宾基，拿来纸笔，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平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遗言，然后掷笔微笑，平静而淡然，于1月22日上午11时离世。萧红走了，走的如此年青，如此凄惨，如此不甘。她用31岁生命撰写的半部《红楼》，充满坎坷与传奇，也没有人能真正读懂，谁能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与之近距离对话或交融，谁能与它的灵魂，息息相通，感受和理解她在书写半部《红楼》的无奈与悲凉。我想即使萧红爱过的人，也未必能读懂，未必能体味她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在颠沛流离的漂泊中所遭受的心灵创伤。
自2017年的那个夏季，我在飘着细雨的午后，来到呼兰河畔萧红纪念馆和萧红故居参观流连达4个多小时，回来后，提笔写了：“呼兰河畔的一朵玫瑰”的文章后，就再没有用笔，去触碰萧红的魂灵。只是偶尔走进她的《商市街》和《小城三月》里，随着她的笔，而忧伤，而落泪，而欢笑。我怕自己稚嫩的笔，不能完美呈现她的风貌与精神，坎坷与不屈，所以一直保持缄默。只因己亥12月30日，在哈尔滨市文联大讲堂上，聆听了由叶君教授主讲的《萧红生平叙述---从电影到话剧》为题的报告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萧红的名字，又随着呼兰河流转的水波，胀满了我的心房，让我再一次想用我的笔，走进她的半部《红楼》，与她的文字一起流转。
叶君教授对萧红进行了长达13年的研究，发表多篇关于萧红的学术论文，并出版了多部撰写萧红的书籍，他高度赞扬了萧红的文学地位和才华，认为她不仅是哈尔滨的一张文化名片，还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她的名字和文学作品，已享誉海外。叶君教授非常同情萧红一生坎坷的命运，他希望我们尊重史实，尊重已故的灵魂，认真了解萧红的生平过往，用平常之心来还原一个历史上真实的萧红，不要为吸引眼球，随意杜撰萧红，让死后的萧红，受到更大的伤害，也正如萧红所担心的那样“我死后，将广为流传的，恐怕不是我的文字，而是那些所谓传奇，没有人真正了解，一个女人到底遭遇了什么，受过命运怎样的捉弄，将是我最大的悲剧！”。是的，有谁能真正了解，在那个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时代，一个女人到底遭遇了什么。人们知道的是萧红爱情生活的表面现实：她在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时，与萧军同居，在怀着萧军的孩子时，与端木结婚，看似富有戏剧的一面，实则谁能体会萧红的创痛，哪个女人愿意这样，其中的伤与痛，冷与暖，哀与悲，只有萧红自己知道，况且她生下的两个孩子，一个送给素不相识的人，一个夭折了，我在她的那篇《弃儿》里，在“请抱去吧，不要再说别的话了。她把头用被蒙起，她再不能抑止，这是什么眼泪呢？在被里横流。”这段描写的场景里，仿佛看到了萧红，将亲生骨肉离弃时的哀伤面容和滴血的心房，怎能忍心在她撕裂的伤口上，再洒一把世俗而冷酷的盐沫。
听完叶君教授的报告后，我又把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两部小说，重新拜读一遍，掩卷沉思，心潮难平。特别是《呼兰河传》，几次让我泪流满面，不能自己。这部作品是矛盾先生写的序，矛盾先生与萧红的相识，是在1934年12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宴请萧红萧军及上海的几位左翼作家，其中就有矛盾先生，这次聚餐实则是鲁迅先生对二萧的接纳和引荐，自此，二萧步入上海文坛。矛盾先生对《呼兰河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序中写道：“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呼兰河传》是萧红“蛰居”在香港创作的，经过多年的四处漂泊和感情生活的伤痛，此时的萧红身体孱弱，孤独寂寞，倍加思念自己的故乡，思念亲人。她用寂寞的心境，深情的笔尖，独特的风格，绵绵的絮语，来叙述这个小城的故事，小城的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从而无情揭露和鞭挞了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与戕害。
她在《呼兰河传》的前两个章节，精心勾勒了小城的总体格局，人们生活空间的局促、狭窄和简陋，勾勒了小城人们思想僵化，感情淡漠，麻木不仁的生活态度。勾勒了小城人虽也有些期许和希望，但却把希望寄托在鬼神和来世上面，如小城有多座庙宇，多家扎彩铺，还有跳大神、放河灯等风俗，把现实生活的无奈与凄苦，寄托在冥想中鬼神主宰的世界。
继而萧红将场景切换到她的后花园，那里的一切，在她童年的眼里都是美丽和新奇的，在萧红的一生中，只有童年的那段时光，是幸福快乐的，她笔下的后花园，就是幸福的源泉，是她与爷爷培育快乐与笑声的土壤，是酿造甜蜜的蜂巢。她曾用浓重的笔墨，来描写她家美丽的后花园，她在后花园里的顽皮、任性与天真，描写后花园里那些可爱的动植物：“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有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是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在这段率真浪漫的写意中，我还看到了萧红不甘平庸，不甘束缚，追求自由和美好的性格溯源。
然后，萧红将笔端由景物转到人物，刻画了多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小城人物，着力描写了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有二伯的悲惨的命运故事。特别是小团圆媳妇的不幸遭遇，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一个又高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在老胡家那个婆婆的虐待下，在世俗的约束下，在冷漠的人情里，在封建迷信的残害里，过门没多久，就生生被折磨致死，令人愤恨和痛心。在看完小团圆媳妇死后的那个章节后，我曾一度不想在继续读下去了，小团圆媳妇鲜活生命的凋零，让我无限哀伤，我不敢再继续阅读下一幕人间悲剧。所以，我平复了一段时间，才随着萧红的笔触，继续在呼兰河畔的小城里，与冯歪嘴子、陈公公、冯二成子的命运一起颠簸唏嘘，这也是萧红文字的魅力吧，它让我无法从《呼兰河传》里挣脱出来，无法不沉醉在她的作品里。
《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是萧红与萧军漂泊到上海时，在鲁迅的帮助下而自费出版的，鲁迅还为其作序。《生死场》是萧红带给上海的一份礼物，同时也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萧红的《生死场》，我第一次读它，还没有参加工作，读的葫芦吞枣，懵懵懂懂，只记得简单的故事情节，在参观萧红故居后，我又读了一遍，感触颇多，不再懵懂。等听了叶君教授的讲课后，第三次拿起《生死场》，又一番不同的体味和触动。我喜欢《生死场》以“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端。”而开篇，又以“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地嘶鸣”而结尾，前后呼应，故事内部连贯，没有割裂感。萧红在《生死场》里主要塑造了赵三、二里半、王婆、金枝等人物形象，一些生活在一个偏僻的村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故事也是围绕着“生”与“死”的命题来展开的，记录了他们的苦难历程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鲁迅在序言中曾写：“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这是鲁迅先生对《生死场》的剖析和写作评价。对于出生在地主家庭的萧红，她能把目光停留在农民身上，把写作视觉，投放到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生与死的悲惨命运，社会和自身的双重枷锁的束缚以及生命价值的思索。实属不易，可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她自身也为追求自由，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礼教的层层束缚，逃婚而离家出走，即使居无定所，忍饥挨饿，也不愿向封建家庭屈服，不肯回家做待宰的羔羊，这也是萧红的性格所然，尽管人生之路异常艰辛、坎坷，但她从没有低头屈服，一直执着地坚持自己的创作道路，也成就了她后来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在生命最后那段时期，仍带病坚持写作，令人钦佩和感动。
萧红的一生，就是一部无需艺术加工的哀婉跌宕的小说。叶君教授在《从异乡到异乡》这部萧红的传记中，基本完美还原了萧红坎坷、传奇而短暂的一生。那是一个孤独的灵魂，从一个异乡奔波到另一个异乡；那是一个哭泣的灵魂，从一个异乡哭泣到另一个异乡；那是一个不甘的灵魂，从一个异乡不甘到另一个异乡。她的欢乐，只属于童年时期的后花园，她的苦难，却如影相随，终其一生，最后一缕清魂，孤独地飘落在异乡的土地上，她不想成为异乡的幽灵子，曾提出把她送回故乡，送回她的家，可她终究没有回来，故乡接纳她的只有魂魄，那个在后花园蹦跳的女孩，那个在哈尔滨求学的端庄少女，永远飘逝在了异乡。但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商市街》、《小城三月》等传世之作，让无数人走进了她的故乡，也让她的故乡，成为众多读者的精神故乡，也让她的故乡，从呼兰河畔走向世界。
萧红走了，她的那半部《红楼》将无人续写，那是她生命的绝唱，也是我们所有人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