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的浪漫主义赋予世界清晰地剥离

——评杨逸短篇小说《楼下的人》

文/络烟儿

杨逸在她的都市系列小说《楼下的人》里，用轻灵的笔法写了一个孤独老人离世的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老于悄然长逝于城市的钢筋水泥丛中，让人感觉到人与人无法靠近更无法相互解救的无力和遗憾。

老于退休多年，鳏寡独居，儿女各有生活。城市的钢筋水泥给每个人相对私密的空间，却也赋予人们闭塞、疏离、以及种种无形的隔阂。人人都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孤独徘徊，疲惫不堪，却没有一个通往他人的出口，连结起彼此的艰难、内心渴望的了解和温暖。甚至老于作为一个生命的离去，真正为此难过并真情凭吊他的唯一一个人，并非他的子女，而是一个他根本不知其存在的女邻居。孤独犹如一曲挽歌，贯穿于故事的始终。

杨逸看似风清云淡的小说语言，却句句都是力透纸背的从容和徐进渐深的痛感。老于的离世既深入人性渴望摆脱孤独的内心，又从家常的悲悯投射现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的麻木不仁。老于活时无伴，茕茕一人。死后凄凉，无人凭吊。在对生活冷静地勾勒和提炼里，杨逸以女性的浪漫主义赋予了世界清晰地剥离，更延宕着现代人潜意识里对温暖的永恒寄愿。

三个儿女的形象是小说的明线。三类家庭，三个层次人物的选取都十分具有典型意义，让文本立体地呈现着生存的矛盾和人物的多面性。老大一家物质生活及社会地位应是较好，但他们除了每周来看一眼老于，对老于的关心只浮于表面，“尽义务”就是他们心中的亲情与孝道；老二一家是小商贩，于温饱线上挣扎，面临着不小的生存压力，亲情早已褪色寡淡；老三这个底层人物塑造得十分鲜活，尤其是对于主抓父亲相好这件事上，活脱脱一个市井猥琐的小人物形象跃然纸上。于海明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真实存在，杨逸以极具文学性、锋利精准的描写，呈现了他尾随送花女人上楼的一幕。在其情境设置和人物内心的把控上，营造出交错共进的节奏和悬念丛生的氛围。在她笔下，于海明的内心活动生动真实，叙述及留白切换得恰到好处。至此，楼下的人、楼上的人与读者之间，构成一个神奇的三角关系，制造出一种奇妙的空间距离感，陌生感。这种“半知视角”的运用，使得楼上楼下的人似乎在互相观望，而读者又在同时望向他们。于是，于海明的尾随和内心变化，恍如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这篇小说的艺术性也在这种不知不觉中悄然弥漫。

小说的暗线由香气扑鼻的百合花起，以一个女人的敲门结束，这是这篇小说最精彩的构建。老于的离去，并不能影响到三个早已成年的子女的生活，他们的悲伤浅尝辄止，继而马上让位于财产如何分割。亲情淡薄得令人唏嘘，却也真实得让人屏息。我们看到的是为遗产的争斗，而不是对亲人的怀念。而这些却更让人思考和追问：这一切背后是否都埋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巨大的生存压力，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人与人之间无形的隔阂，同情心的锐减，爱心的弱化，贪婪，自私，无情……美好的传统美德渐行渐远，人性的丑陋日益毫无遮挡地相互对峙，小说中的一幕难道仅是偶然的一幕吗？还是只要揭开真实的生活表象，就会发现比比皆是？

送花女人的出场让读者看到了人性的亮光。她所经历的生活，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情感上，都不比老于好多少——她是隐形的空巢人，同样生活在人与人无法真正走近的孤独之中。而楼下老于的呼噜，是她黑夜中唯一的宁静之花，唯一的陪伴和精神寄托。她为老于送了两次百合花，显然，她是在表达自己真心的凭吊。而这些花仅仅是凭吊吗？她是否心有歉疚？追悔自己一时的疏忽与懦弱，没有及时去敲老于的门？她是否心有缅怀？为永远失去了黑夜里的陪伴？小说还是把更多空间留给了读者。当女人敲响了于海明的门，我们能够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在被打破，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在被打破。光亮由此透入，并照射到一份对美好情感的祈望与自我心灵的救赎。门一开，使整个小说灵魂的高点和情节高潮奔涌而至。就此杨逸戛然而止，余韵悠长。

杨逸的小说笔触冷静，叙述节制，细节与心理描写精彩。她善于营造小说的意境氛围，使得孤独感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触动心灵。在文本的内蕴与外在的依存之间，让人感叹并思考深刻的社会现实背景。于从容不迫的节奏中，自然散发着浓郁的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让读者不知不觉融入情境的同时，品味到小说的“精”与“妙”，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注：小说评论《以女性的浪漫主义赋予世界清晰地剥离》首发2019年4月13日《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