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奋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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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壮烈长白山
中共党史，终于将原来的“八年抗战”修改成“十四年抗战”。这其中被统计进去的“六年”就是东北抗联在东北大地上与日寇进行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的六年。这六年，不是用时间能够记录的，这六年是东北抗联的英烈们用血肉之躯铸就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阅读长白山文化研究会刊载的文章发现体验和感受长白山的文章凤毛麟角。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了我们自己的一点意见或虚荣而去寻觅所谓的佐证材料，以此来证明长白山。长白山的伟大需要证明吗？无论你是否有记载证明，长白山都依然屹立在这里。人类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人类自己的作为而已，这些与长白山没有直接的关系，改变不了长白山，不能增其一毫，也不能损其一发。长白山养育了十分之一的中国人，长白山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地表的森林、地下的矿藏，江河的鱼虾、平原的粮食；长白山还奉献了一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英勇悲壮舍生取义的东北抗日联军，这支军队在史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艰苦的三大战争”中赫赫在列，彪炳史册。
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郭作玉曾跟我谈到过杨靖宇将军，因为杨靖宇将军是他的同乡。说到杨靖宇他的语言里充满了崇敬和自豪。他说他的老家就在确山，过去很多人认为杨靖宇就姓杨，就是东北人，却不知道杨靖宇不姓杨，而是姓马；不是东北人，而是河南人。杨靖宇是河南在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上出现的又一个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三十年前我曾去过浑江（今白山市）三岔子城墙砬子，巍峨高耸的城墙砬子一片碧绿，刀削斧劈般插入江中。这里还有一座桥，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那是“红军桥”。红军桥附近当时有一家冰棍厂。我在三岔子住了几日，在红军桥上搜寻着抗联历史的风丝雨片，望着那滔滔东去的江水凝神思索。我的思索被巍峨的城墙砬子挡住了去路，我的心神被滔滔的江水带走了……
杨靖宇于1933年9月18日，在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基础上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独立师下辖两个团。全师共有300余人，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此时，杨靖宇根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采用避实击虚，积极防御作战方针，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伺机打击敌人。他带领司令部直属部队往返于沈海铁路东西、梅河口至集安公路两侧，连续进行了通化水曲柳、临江三岔子、金川大荒沟等一系列战斗，狠狠打击了敌人。到1934年8月，独立师已发展到800余人，团结了一大批各种抗日部队。所属部队活动区域已扩展到辉发江南北两岸10余县，给日伪在南满的反动统治造成了极大威胁。
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1935年秋，河里根据地（河里根据地位于长白山龙岗山脉中段，柳河县、白山市、通化县交汇处，方圆百余里，其中通化县兴林镇为中心地带，1965年秋遗址得到发掘和保护利用。）已成了敌人的重点“讨伐”地区。一军司令部所在地临江板石沟周围，每一座村庄，每一条要道口，都密密麻麻地驻满了日伪军。为突破敌人重围，8月中旬，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一百五十人开始行动。穿山越岭，向西行进，进入柳河境内。20日，杨靖宇率部向驻守柳河黑石头大道的伪军三百余人发起了猛攻。我军指战员从山林中冲出，一次毙伤敌人六十余名，俘虏十余名，缴枪一百五十支，迫击炮一门，胜利突出重围。杨靖宇早已料到敌人肯定会大兵云集柳河“围堵”我军，西进一段路后，突然掉头向东，重回出发地，寻找出山的机会。敌人发现杨靖宇在柳河“破”了他们的包围圈，大为惊慌，急令万余“讨伐”大军西移，给我军留下了一个“裂口”。杨靖宇再次悄悄出发，一路东南，穿越莽莽苍苍的长白山密林，大踏步行进数百公里，离开河里山区，进入通化、浑江境内，将敌人的“讨伐”大军全部甩在身后。
国难当头，最可怕的就是助纣为虐的汉奸和叛徒。然而，趋炎附势、趋利避害、圆滑世故、明哲保身的封建历史文化糟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造就了一批没有骨气和脊梁的叛徒与汉奸，仅抗日战争就出了数以千万计的汉奸和叛徒，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这是那个时代的奇耻大辱。然而，推动历史前进的永远不会是汉奸与叛徒，恰恰是被汉奸与叛徒出卖的民族英雄。因为有这些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百川归海般汪洋恣肆永葆生机和活力。今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倡导复兴传统文化，其目的就是重塑民族文化精神。那么，我们在传统文化复兴的过程中一定要披沙拣金，去伪存真，坚决剔除那些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糟粕，重塑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朝气蓬勃的、充满正能量的、有益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和平稳定健康发展的文化精神体系。
在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东北抗联出了很多叛徒，致杨靖宇于死地的叛徒有四个。第一个叛徒是程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他于1938年7月率所部115人叛国投敌，日军任命程斌当队长，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部队逼入绝境。程斌投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了70多个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密营。一夜之间，杨靖宇部队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这个叛徒在解放后的“镇反”时期被枪毙。第二个叛徒是杨靖宇的警卫排长张秀峰。这个从15岁起被杨靖宇抚养成人的叛徒1940年2月1日携带抗联经费9960块大洋叛变投敌，导致杨靖宇的行踪暴露。第三个致杨靖宇于死地的是伪排长赵廷喜，因为他的告密使敌人最后找到了筋疲力尽的杨将军。1946年，人民政府在杨靖宇坟前将赵廷喜枪毙。第四个叛徒是跟随程斌叛变的张奚若、程大队有名的机枪射击手。张奚若和他的把兄弟、副射手白万仁、弹药手王佐华在“追剿”杨靖宇部队的过程中受伤，被收容在濛江县城里养伤。这个被人称之为“铁三角”的战斗小组1940年2月23日中午聚在一起正在打牌时，驻濛江的伪通化省本部接到杨靖宇在三道崴子的报告，因部队都在山里“讨伐”，一时无兵可派，就把这些在县城里养伤的伤兵集合起来，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被编为第一批快速挺进队。当敌人向杨靖宇喊降不奏效时，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杨靖宇倒在一棵大树前的雪地上牺牲。
程斌大队中的几个抗联叛徒，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除程斌在“镇反”中被枪毙外，其他人则逃脱了应有的审判。张奚若只在文革中蹲了两年监狱，吉林日报社一位记者1984年还采访过他。他阴沉着脸，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也没打死过“老杨”。
从1935年的8月到12月，不到五个月内，杨靖宇孤军南征，在敌人统治严密的地区迂回行进两千多里，东至中朝边境，南到辽南，西到本溪，到处开花，创造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极为光辉的一章。1936年初，日军为了彻底消灭活动在抚顺地区的抗日联军，调集了一个师团的兵力，在汉奸邵本良一群土匪的配合下，大举向抚顺地区进攻。在强敌面前，杨靖宇采取牵“牛鼻子”的办法，迂回作战。从清原向新宾，再从新宾向桓仁，然后再回到清原。经过几次的长途急行军，拖得敌人筋疲力尽，失去了刚开始时的嚣张气焰。
一日，杨靖宇率领的小分队走到新宾的大琵琶岭时，被敌人发现，杨靖宇集中火力歼灭了60多名伪军。一天，杨靖宇他们在鸡房子岭吃饭，邵本良得知后，派200名骑兵追来，杨靖宇便让战士们用轻机枪扫射，敌人丢下50多具尸体狼狈逃窜。气急败坏的敌人吃了几次败仗之后，便集中兵力，在三木指挥下，想找机会与杨靖宇决战。杨靖宇将计就计，让战士们制造逃跑的迹象，敌人信以为真，派邵本良余部紧追不舍。我军日夜兼程，跋涉千余里，迂回到凤城县的梨树甸子。杨靖宇布置好埋伏圈，待邵本良残部完全进入伏击圈内后，一声令下，全体指战员一齐开火。经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了几乎所有的残敌。邵本良仅带着7名土匪逃掉。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这次大讨伐。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把东北作为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东北抗联的存在，似一把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动摇了日伪反动统治，敌人称杨靖宇为“满洲治安之癌”。为此，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动日伪军警6万余人，对杨靖宇及抗联一路军进行“大讨伐”，特别强调：“对于捕杀匪首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其行动策略是：“同时遇到抗联和抗日山林队，专打抗联，不打山林队；若是同时遇到杨靖宇和其他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不打其他抗联。”在军事讨伐的同时，日伪当局采取收买汉奸、政治诱降、组建叛徒武装等方式，对抗联进行分化瓦解。至此，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极端艰难的时期。在反“讨伐”斗争中，杨靖宇指挥部队：袭击老岭隧道工地敌人，取得蚊子沟、土口子、长岗、岔沟、木箕河、大蒲柴河战斗的胜利，击毙日本指挥官西田重隆，消灭了日伪称之为“剿匪之花”的伪满军“索旅”，粉碎了敌人策划的“东边道大讨伐”。杨靖宇领导抗联坚持斗争，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东北抗战史上的奇迹。
1940年2月23日农历正月十四，杨靖宇孤身一人，在蒙江县城保安村的三道崴子与日伪军交战20分钟后，身中数弹英勇牺牲。敌人将杨靖宇的遗体运到县城，经叛徒张秀峰确认杨靖宇无误后，残忍地将杨靖宇的头颅用铡刀铡下。对于杨靖宇将军的英勇和顽强，日军颇感惶惑：杨靖宇自被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以来，被切断食物来源。这些天他究竟怎么生存？为解疑惑，他们命令蒙江县城民众医院的医生解剖检查，看他的胃肠里究竟有什么。经解剖，他的胃肠里一粒粮食也没有，见到的只是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参加解剖的主刀医生、民众医院院长金源大为感慨，在场的日军也都觉得不可思议：中国竟有如此威武不屈的人。壮士喋血，为争民族之气，连残暴的侵略者也震惊和折服了。当年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都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并特意为杨靖宇举行了“慰灵祭”。
1957年7月15日，朱德委员长为杨靖宇烈士题词：“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其前身是1933年5月成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1935年中国共产党遵照苏联指示发表八一宣言，隔年2月中共满州省委依共产国际的指令，将所属部队联合地方义勇军筹组东北抗日联军。1938年共产国际下令解散满州省委改由共产国际领导组建东北抗联，并提供相关武器军饷，连级以上建制均按红军标准，设党代表（团级设政治委员）。抗联是共产党奉苏联之命令所组建的武装力量，抗联的高级将领皆由中国共产党员担任。
1938年11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给东北同胞的电文中称赞东北抗日军队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中共中央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艰苦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做出决定，表彰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功绩，称赞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9年5月，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抗联斗争是光荣的，称“此种光荣历史应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七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历史从过去的八年，更正为十四年，东北抗联的抗日历史被正式载入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史册。1936年以后，因中央红军长征，东北抗联失去了与党中央的联系，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孤悬敌后。南满几次西征都没有打到关内；北满派赵尚志等三位抗联高级将领进入苏联后，又被苏联关进了监狱达一年半之久，抗联的精锐骑兵部队被苏联解除了武装送往中国的新疆从此再无音迅，使东北抗联受到巨大的损失。始终没有与党中央取得上联系的东北抗联，仅得到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这两篇文章成为抗联在抗日斗争中的指导方针。
在英勇牺牲的东北抗联将士序列里，我曾写过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将军。王德泰（1907—1936）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杨靖宇同志的亲密战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的创始人。他为东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联合，坚持和发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祖国的光复和人民的解放，他出生入死、英勇奋战，把满腔热血洒在了长白山的土地上。我笔下的这位抗联名将，历经八十年的历史烟云，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王德泰将军曾经战斗过的长白山区，我采访过许多人，即或知道，亦语焉不详。2005年9月18日，清晨，凄厉的警报声在我的脑海里像铁犁一样翻起时间的尘埃，让我又回到了七十年前沦陷的“东北”。我不能不拿起武器，哪怕是用热血澎湃的胸膛，为冲锋陷阵的勇士们抵挡枪弹。就在这个早晨，我决定去寻找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二军军长——王德泰将军。
从哪出发呢——1908年，这是将军出生的年份。山东一户贫苦的农人并没有因孩子的出生增添多少喜悦。在苦水里泡大的王德泰十几岁便不得不随着父亲闯关东谋生。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吉林省延吉县的茶条沟放下行李卷，支起了炉灶。春夏季节打短工，秋冬时令给东家烧炭。这种经历磨练了王德泰的筋骨和意志，并从中积累和增长了大量的生活经验与智慧。对于那个年代出生的贫困家庭的孩子而言，他们的经历大同小异。但是艰辛和苦难却造就了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物：英雄与奴隶。
让我绕开这段历史吧，我已经嗅到了辛辣刺鼻的硝烟和浓烈的血腥味——1931年的每一页黄历都隐藏着阴谋和危机。终于在九月十八日，沈阳北大营中国士兵的热血浸透了这页发黄的草纸——尽管这页草纸上湿漉漉的血液已经因干涸而呈血黑色并且发脆。家贫出孝子，国破显忠臣。从1931年那个血腥的秋天开始，二十三岁的王德泰便投入到了东满特委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并且在斗争中迅速成长，成为农民运动骨干。在游击队里，王德泰先后担任过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和政委。他是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增长的胆识与智慧：依兰“春荒”同日本宪兵、警察、保卫团斗争；深入深山争取山林队参加抗日；率领独立师攻下车厂子、大甸子等城镇；创建二军，转战长白山区，予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1936年3月二军改编完成后，军部率一、三师向南满的抚松、蒙江、临江、长白等县开辟新的游击区。为了迷惑敌人，二军由奶头山等地出发后，军部率一师向西北进军，4月进入敦化县境。王德泰与魏拯民决定在敦化打个大仗。4月6日，以一部佯攻安图、敦化、桦甸三县交界的日伪据点大蒲柴河，以引诱敦化县之敌来援。果然，4月8日，日军500余人，伪警察大队250余人，从敦化县来援，当走到寒葱沟时，我军伏兵四起，痛击日伪军。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击毙伪警察数十人，其余悉数投降；但日军尚余400多人，沿路边卧倒，拼死抵抗。王德泰组织交叉火力猛烈射击，又经冲锋肉搏，敌军死伤过半，残部向山下狂逃，又被三师一部截击一阵，日军仅剩一百七八十人逃命。这一仗消灭日军250余人，俘虏70名，伪警察除被打死外，200多名全部当了俘虏，还缴获了大批轻重机枪、步枪等武器及军用物质。敌人遭到我军打击后，已是闻风丧胆，当抗日联军转向攻打大蒲柴河时，守敌一战击溃。10月10日，四师200余人在王德泰指挥下，在安图县南部东清沟与伪军第七旅第十团发生战斗，毙敌第二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川隆吉等数十人。被激怒了的敌人，立即纠集了五千多兵力，对王德泰率领的这支队伍围追堵截，咬住不放。王德泰采取打打走走，走走打打的办法，将敌人甩掉。11月初，王德泰军长又指挥二军军部和四师，将设在抚松、临江两县咽喉要地大阳岔的两连伪军解除了武装，缴获机枪二挺，步枪15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11月下旬，王德泰率领部队在临江与蒙江（今靖宇县）交界的小汤河屯（今白山市江源县松树镇大安村）休整。王德泰率部在小汤河休整的消息被日军得知后，日军纠集了伪军第七团及抚松、蒙江两县伪军共600余人，于28日拂晓围攻了小汤河。日伪军抢占了小汤河的制高点阎王鼻子山头，使小汤河完全被控制。在敌强我弱，地势不利的情况下，王德泰临危不惧，沉着应战，指挥部队抢占了南山，与敌军展开了激战。之后，王德泰派连长郎得白率全连战士从草爬子沟迂回到敌人侧后夹击，王德泰率少数战士正面阻击。激战中，王德泰不顾个人安危，在阵地前沿指挥战斗。突然，机枪手中弹牺牲，八团政委金昌浩冲上去拿起机枪向敌人射击，不幸又中弹牺牲。王德泰面对牺牲的战友和疯狂的敌人，怒不可遏地抱起机枪，不顾一切地向敌人猛烈还击。与此同时，郎连长带领战士也在敌后发起了猛攻。日伪军在两面夹击之下，伤亡惨重，败退回松树镇。
不幸的是，王德泰将军中弹牺牲，时年二十八岁。
2006年10月5日我和艾仁黎明乘长途汽车从白山市出发到江源县县城所在地三岔子镇“上一当”坎下的德泰陵拍摄了王德泰将军的白色大理石全身立像。然后，我们又经大阳岔、湾沟、到达松树镇大安村。现在的大安村即当年王德泰将军战斗牺牲的“小汤河村”。在大安村我向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大爷打听王德泰将军的事迹。老人说“我知道，那时候红军和满军就是在那座山后打的仗”，老人说着走到村道中间往村子后边西南方的山岭一指，“就在那岗后边，那是一片扇面形的坡地，红军和满军在那对着打。”我问大爷是否还记得那时候的事情。老人笑了，说那会他才两岁。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听老人讲的。我再问草爬子沟在哪，老人说，没用向导你们找不着。大安村有百十户人家，地处边鄙，不是很富裕。村中的土道上到处是石头，凹凸不平。村街上很少见到行人。问清了王德泰将军墓地的方位，我去村中的小卖店买了一瓶酒、一只鱼肉罐头，然后上车继续往村里走。
出租车司机小林将车停在白灰厂边上，坚持与我们一道爬上满是石头的山道。山路陡峭，逼仄难行。往山上爬了大约五六十米，我们登上了一块台地。向上眺望，弥目绿油油的万年青。万年青林边就是铁栅栏围护的墓地。栅栏前是一块相对比较开阔的穹形坡地。遍地野蒿，没膝及腰。铁栅栏门是用一截锈蚀的铁丝拧住的。打开铁门，分开野草，向将军深深地鞠躬。多情的风雨已经把墓碑洗得发白。墓碑的正面镌刻着的“抗日联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将军之墓”，这几个字尚清晰可识。然而，墓碑后面的铭文则磨灭难辨矣。
史料记载，将军生前喜欢下厨，亲自掌勺，为战友烹调菜肴。今天，我便带了一瓶酒，一听罐头，给将军打打牙祭。祭奠罢，回首远眺，目光正与村后西南的山岗相接。1936年11月28日那场惨烈的战斗就是在目光所及的那座山岗上进行的。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喊杀声、还有那殷红的鲜血都已经变成了冷色的铅字。七十年——对人类而言，这堵时间的墙是那么厚重，它已将我们与那个时空隔开。现在，我们只有考证或假想“时空之墙”那边的一切，难免杜撰或演绎。对此，不知将军当作何想。
在东北抗联的英雄序列里，耳熟能详的如杨靖宇将军、赵尚志将军等等；他们都是长白山的儿子。长白山有多少大松树，就有多少抗联的将士。他们是永恒的，与长白山一样巍峨高耸，与大松树一样无惧冰霜雨雪、雷霆闪电，坚定挺拔。
王凤阁将军（1897—1937），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县。1937年4月15日，王凤阁被日寇杀害，时任辽宁民众自卫军第19路军司令。王凤阁出身于教师家庭。幼读私塾。1916年，入通化县立中学读书，常以“精忠报国”的思想自励。1923年，投身东北军步兵第五十八团当副官。后来，因不满军阀混战辞职回乡。虽然王凤阁家境富裕，但是当他毁家救国的时候，他母亲毅然说：“有国才有家，吾儿做得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凤阁在通化、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临江等地鼓动抗日救亡。1932年初，在通化以东山区拉起一支号称万人的队伍，被推为司令，展开抗日武装斗争。不久，所部编为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十九路军，任司令。率部在金川、辉南、柳河、磐石和吉海铁路沿线打击敌人。
1932年冬，自卫军在敌人大举进攻下失败，王凤阁带领余部退往蒙江（今吉林省靖宇县）。1933年2月，转移到红土崖、大罗圈沟一带，组织修建要塞多处，设置后勤供应部门。此后的6年间，即凭借这块地方为根据地，与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相互配合，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其中名震一时的有奇袭通化东江沿三分所、突击金丁二亩地、果松川空垒破敌、十三道沟大捷、七道沟口袋战、辑安岔沟截击战等，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4年4月，在临江境内七十二道河子截击敌人，仅几十分钟就结束战斗，缴获各种枪数百支。同年秋，又在大庙沟聚歼伪警察队，缴获长短枪80余支、子弹5000余发。敌人屡次“讨伐”无效，曾将其岳母全家逮捕，强令写信劝降。王凤阁见信后撕得粉碎，声言：“就是把我母亲和妻子捕去，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我的任何亲友，同情我抗日者亲之友之，给日本当汉奸者杀之戮之！”
1937年春，敌人又出动重兵，在通化、临江、辑安交界的老虎顶子将他的部队围住。激战中损失严重，急退往大罗圈沟。同年2月25日，在东南岔与敌血战一昼夜后，左臂骨折，腿部重伤，身边战士大部战死，终于被敌人俘获，押往通化县城监狱。敌人软硬兼施，企图逼他“归顺”，但每一次都遭到他的厉声斥责：“你们这些狗东西，进一次山用麻袋装人头，残害了多少抗日同胞。你们记着，我王凤阁死了不算什么，而你们当汗奸，是民族败类，绝没有好下场！”他的妻子和4岁的幼子小金子同时被关进狱中。敌人用饼干、糖果诱骗孩子，孩子也表现得非常有骨气，高喊道：“我不吃日本鬼子的东西！”1937年4月1日，敌人将他架上汽车，押赴通化玉皇山下的柳条沟刑场。一路上，他放声向围观的人群高喊：“父老们，我王凤阁为抗日而死，大丈夫死得其所。大家努力，中国不会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伪满洲！”刽子手将他砍头挖心，情景极为惨烈。其妻子和幼子亦同时遇难。
历史往往是把一些生冷的数字贴到纸头上，因为这样内心不疼不痛，能够平静地书写下去，不然历史也会发疯的，疼痛难忍，大声嚎叫。从那一串串数字里，我体验到了零下四十几度的严寒；我看到了一个个年轻的战士，他们的肉体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得僵硬，尽管他们的意志依然坚定，然而，大自然的严酷限制了他们身体的活力，尚未上战场，他们就倒在了前沿战地。那些数字是一队队士兵组成的方阵，是共和国最坚强的后盾；我能够看到他们醒来之后，用右手去寻找左手，用左肢触碰右肢；我能够听到寻觅不到后从这些青春的胸腔里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吼声……
千万不要浅薄轻浮地去评价他们是否够英雄，因为我们不配；千万不要去贬低他们的痛苦，因为我们尚未经历过生死与伤残；千万不要忘记了他们，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安宁与幸福都与他们的牺牲相关。
四保临江战役，惨烈，其烈度不是战争的枪炮造成的，而是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从临江到十六道沟，牛爬犁马爬犁拉的都是伤兵，这条线上的所有建筑设施都成了临时的战地医院，部队冻伤减员严重，脱掉伤员的袜子，袜子里倒出来的竟然是冻掉的脚趾头……时光的墙把历史阻隔在了另外的时空，站在长白山上，也无法穿透这时光的屏障。这屏障不是玻璃墙幕，倒影也见不到。历史大多时候像绝情远去的恋人，无论你何其深情，也无法挽留，渐行渐远，渐次模糊，直至化作远山的晴岚。那片远山也许在晴日下会呈现一片湖蓝色，而非我们常识中的浓绿。山不都是绿色的，还有蓝色的山峦，那种宝蓝色，就像“景泰蓝”。
长白山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是立体多元的文化生态——渔猎、伐木、矿山、农耕、少数民族文化、汉族文化、移民文化、萨满文化、土匪文化、皇室文化（长白山乃满清发祥之地）、红色抗联文化、解放战争文化、抗美援朝战争文化、风土人情等诸多文化生态形式集于一域。这种文化现象在国内是罕见的，无人能匹的。充分发掘使之光大，是当代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长白山不仅有东南西北四面坡，而且还是中朝界山。长白山不仅可以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和发展，还可以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从民间的文化旅游开发实现长白山文化的光大。长白山是一座伟大的山脉，研究发掘长白山文化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定要有国际性的战略眼光，站在世界的高度审视和认知长白山。长白山太伟大了。任何一处景观都不足以代表长白山，任何一块地域都不足以承载长白山。长白山只属于伟大的自然和宇宙。
长白山文化研究可以称之为白山学，研究者可以谓之白山学派。长白山的根在渤海湾，是浩瀚的渤海的大陆架。长白山文化学者生咸祥是我的老朋友、尊敬的师长。他对长白山不仅用文字，更用手中的画笔，浓墨重彩，饱含深情地礼赞着长白山、展示着长白山，长白山已经深深植入他的灵魂。他曾提出长白山与其他名山所不同者，唯洪荒原始，粗粝豪旷。我想，关于长白山，还应该加入一个词：“大”。长白山是大的，大得斜跨半个中国；长白山的“大”随手可得，张口即来：大山、大河、大风、大雨、大葱、大蒜；“大”是长白山的另一个显著特点。长白山的大手大脚，乍看起来似乎没有道理，譬如长白山人嘴里的“大楼”，也许仅仅是七八层高，不过他们在乎的不是楼究竟几层高，而仅仅是别于低矮的建筑。长白山人的大气里更多的是包容，什么事，大咧咧地一笑，就过去了。在江南长白山人说的“大米”叫“白米”，江南人的“黄米”，长白山人则称“小米”。长白山在乎的是米的个头大小，更注重的是材料的实用价值；江南在乎的则是米的颜色，关注的是其材料的易于识别。在这样的识别系统里，长白山简单直接到了仅有两个辨识的词汇“大”或“小”，而江南则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呈。两相比较，长白山似乎就显得粗粝了。然而，伟大的长白山，长的是天眼，观的是宇宙风云；江南则是“小江南”，大上海遍地是以“小”而名的地方，店是小店，菜是小菜，苏州人到上海来了，也只敢称“小苏州”。文化需要胸怀，长白山大胸怀者也。我的好友新华社何振华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上海文学要走出弄堂》，说的其实也是文化胸怀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别是下南洋，走西口，闯关东。
闯关东主要是以山东人为主，目的地是东三省一带。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 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的移民地。闯关东，也早已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在东北我们听到最多的口音，大概是山东腔。记得我第一次到大连的时候，去车站接我的小孙，一口山东腔。于是我问他，你是山东人吧？小孙回答，不是的，我是大连人。我们大连人都是从对面（对面就是山东的胶州半岛）一个船儿过来的。我在烟台的酒店里，恍如身在大连；而身在大连，则又恍如在烟台。山东话，很多声调的区分非常有趣，譬如：大连的“大”不是发四声，而是三声，大变成了“打”，大连就读成了“褡裢”。长白山接纳了山东，包容了齐鲁文明，进而也分解消化了山东老乡带来的齐鲁文明。现在居住在东北的山东人，年轻人似乎完全东北化，只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大连，依然保留着山东的原始基因。过了大连，年轻人中则很少能听到山东腔了。
山东的子孙就这样经过一番沧海桑田，又回归了长白山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