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的河  

故乡的那条小河，至今仍像我一样，不曾闻名于人，甚至在当地人们也从不提起它的名字。仿佛它是一条野河，像一个野孩子一样，在我们的生活里存在，却很少引起注意。我从未打算过查一查地方的志书，为它正名，直到某一日忽然想起它，才明白无论它有没有名字，被不被人重视或怀念，它在我的生命里都是无法否定或摈弃的。我的细胞里有它的成分，我的气息里有它的味道。我是它的孩子。

一九七0年的春天，父亲单位调房，我们从西山搬到了紧傍着小河的新居。新居是老房子，但这老房子周围有近一亩可以耕种的土地。由于父母的工资低，加上为我看病拉了许多饥荒，为节约开支，父母选择了这处新居。我那时已经有两个弟弟，二弟五岁，三弟三岁，我八岁。然而，在这之前我还从未看到过这么广大的自然的土地。

河畔的土地非常肥沃，脚一踩上去好象要冒出油来。肥沃的河畔春天里长满了紫色根茎，灰色细叶，胖墩墩、水灵灵的蒌蒿，一寸多长，气味浓烈清芬。母亲带着我们，像老母鸡带着鸡雏，在距小河十几米远的坡埂洼地里不一会便掐了半篮子。这时的蒌蒿才长出几天，大家叫它蒌蒿芽，用开水焯一焯，攥干，有条件的炸点肉酱，没有条件的就炸点辣椒酱，或者干脆蘸着鲜酱入口。这是我到这个世界上认识的第一种野菜。物质匮乏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它同样赐予了人更多亲近自然的机会。往家走的时候，母亲见我不停地朝河里瞅，便告戒我不许带弟弟们到河边玩。

小河离我很近，站在院子里能看到它自由奔放地在野地里舞蹈的样子。我想它一定是在撩拨我，要不，我咋总是心里发痒，那么想去找它呢？我想从大门上跳出去，但是，门太高；我想从木板杖子钻出去，但是，杖子的缝隙太窄，刚刚可以让目光穿越，望见那野孩子一样的小河在那儿肆无忌惮地羞我。我有几次被激怒了，用脚狠狠地踹了可恶的门。

星期天父亲休息，他在河的下游开了几分地。种下的玉米已经半人高了。星期天他扛着锄头，带着我去给玉米锄草。这时河里的水深了，像我一般的孩子往河里走三两步，水就淹到了小肚子。河岸上的草绿得发黑，密匝匝让我的目光挤不过去看不见近岸的情景。但是，这已经足够了，我从那个紧锁的院子里毕竟走出来了。我可以快乐地在地头儿田垄间采束蓝花黄蕊的勿忘我，摘一把熟透的龙葵，然后全部塞入口中，让那种稍带点儿冰意的甜蜜将牙齿舌头和大脑一块儿麻醉。不能自由地出入院门的日子里，我最盼望的就是星期天。对于小河，我更多的时间是远远地用目光和躁动不安的童心守望着，像守望着地头的向日葵。那三棵向日葵是我用树棍儿掘坑儿种下的，撒了三粒籽，全发出了芽！父亲说想让它长得茁壮，就得间掉两株，留下一株。见我不情愿的样子，父亲说你可以把间下来的苗儿栽到其他的垄头儿。看我做完了这一切，父亲把军用水壶扔给我：“去吧，上河里打壶水，给它们浇点儿水儿。”“什么？”我好像听错了。父亲笑了，“去吧！”

我终于肯定了我的耳朵，它没有将父亲的命令传达错。我不知道是怎样走的，好像一步就到了河边。我终于有机会亲近它，像亲近我喜欢的亲人一样。我拉着它的手，翻来覆去地看，那手好像是一匹丝缎，怎么看也看不够。它是谁织的呢？织这丝缎的女子一定美丽而又温柔。我抚摩她的脸，轻轻地用手指肚儿在她的脸上摩挲，她就轻轻地笑，笑纹浅浅的。大概她还不习惯被抚摩怕痒吧？我终于亲近了我生命中的河流。我感谢父亲，他给了我认识世界并且去亲近她的机会。

从河边回来我一直在想我是怎么到河边去的呢？怎么省略了那么多细节，像饥饿的孩子吃馄饨，还没待细嚼，馄饨便滑进了喉咙，咚的一声将胃惊醒后才后悔忘了在嘴里品一品馄饨的滋味。我就是那个饥饿的孩子。当我终于可以亲近我朝思暮想的小河的时候，我竟然慌乱得忘了选择一种仪式和拜访的礼节。为此，我常常自省，自觉行为太轻率而深深地遗憾和疚痛。因为，迁到河边近半年，我才有这么一次机会拜访她。但是，由于我情急心粗，在此后剩下的漫长的时间里我无法去回味那种喜悦和幸福。好在那三株向日葵都开花了，它们长得很高，可以替我向小河传达歉意，用它们富丽鲜艳的花朵和潮湿的浓香。夜里下雨了，是倾盆的大雨。翻来覆去睡不着，便掀开窗帘儿的一角儿向小河的方向看。窗外漆黑一片，只有哗哗的雨声灌满双耳。下这么大的雨母亲是绝对不允许我出去的，淋雨会感冒发烧的。无遮无拦的小河会怎么样哪？它是不是也会被雨淋得着凉坏肚子感冒发烧呢？一夜都没有睡好，做了许多似乎与河有关又似乎无关的梦。脑袋被这些梦涨得生疼。现在回想起来，我失眠的顽疾一定是因为小河而落下的。任我吃什么药都无法治愈。

我改变不了在我身体里安营扎寨的这个朋友的想法，只好任由它来摆布我的生物钟。于是，在今晚这个寂寞的长夜里我忽然忆起了我生命里的这条河流。

可以自由地到小河去玩耍，是一九七一年的秋天，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父母认为我是大孩子了，所以他们划给我的活动空间除了学校还有房前屋后包括小河在内的大片领地。我可以和同学一起上小河边捕蜻蜓，同学也会背着竹篮子拎着系着细绳的玻璃罐头瓶约我上河里捞鱼。夏天过后，河水渐浅，河心的水才刚刚没过我的小肚子。脱下鞋和裤子，抓着岸边的水草还没等迈步就扑通一声滑进了河水里。清凉的河水将我满脑子的欣喜和紧张全部都湿透了——我一下子就变成了河的一部分。我弯下腰，看见脚趾缝里的细沙流到脚面上，脚心像被无数的细针扎得刺刺痒痒。我惊喜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群球皮钉大小的小鱼儿游过来“叮”在我的腿肚子上吸吮得我大笑着跳起来。忽然同学喊我过去帮忙。叫我的是董军，工兵营董助理家的老大。我们俩同岁，他家就在我们家后院儿，中间隔了一块二十多米宽的菜地。菜地中间有一片狭长的水塘。水塘是我们两家的分界线。水塘的面积有四五十平方米，四周长了些叶子宽大挺拔的水草。水不深，但是，被水草和高大的玉米向日葵荫蔽着，幽绿森然看不清水底。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到水塘边儿钓鱼。塘里有许多鲫鱼，鲫鱼是草籽儿变的，所以这水塘里的鲫鱼长得颇像一颗颗饱满的草籽儿。鱼饵是随地挖出的蚯蚓。董军看见了，也会拿一根竹稍做的鱼竿儿在对面坐下。但是，我们从不说话，只是不时地看上对方几眼。董军长得像他的父亲，瘦高，长脸细眼，脸颊上有浅密的雀斑。这时候我们还都没有上学。我上学报到的那天，董军也去了。老师考试看谁能背下一百个数，董军看见我背数时就把七十九说成了六十一，我们俩就笑了。我们就这样正式地认识了——用天真无邪的笑声做见面礼，互赠给对方。

董军捞到了一条鲫鱼，正一手拎着筐，一只手摁着那条活蹦乱跳的鲫鱼。他的脸上和胸脯上被鱼尾巴甩了一下水珠。他兴奋地说这条鱼至少有一两。轻轻地把鱼放进瓶子，生怕弄掉了鱼鳞。我们俩拎着这条大鱼便往回跑，将鱼放进菜地中间的水塘里。我们想让水塘里繁殖出更多的鱼来。尽管我不吃鱼，但是，这个愿望却是那么神圣地激励着我在那个秋天里一次又一次和董军上小河里去捞鱼。

有一次我们竟走出很远，都看不见家里的房子了。小河在那里扭了一下腰，形成一个像人的胃一样的深汀。汀里的水很深，岸边是一人多高的芦苇，苇子已经抽穗儿。一只翠鸟贴着水皮儿横掠过水面钻进苇荡里。浮萍和菱角叶子见惯不怪地静静坐在近岸的水面上。四周静悄悄的。在这之前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寂静，现在猛然意识到这寂静，不由得恐惧起来，那些关于水蛇还有水鬼的故事一下子将我们脑子里的好奇和喜悦挤压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我看到水面上的波纹正从我们的周围越来越多不规则地向河心扩散。忘了是谁先喊叫着跳到河岸上的了。我们俩一口气儿跑到大道边儿，一屁股坐地上。我的一只凉鞋也跑丢了。

光着脚走在黄土路上，被阳光晒了一天的路面把一双赤脚揉捏得热乎乎的，热气直抵小腹，拱出一串响屁，心里这才舒畅起来。有栋红砖房在路旁亲切地望着我们，那是坦克连的营房。他们是三月份拉练结束后搬到这里的。营房门口的大个子哨兵冲着我们喊：口令！董军随口大叫了一声：放屁！便一步三响逗得操场上的几个战士哈哈笑着跑过来。我们就这样和坦克连的战士们熟了。

被小河吓了一跳，越发激起了我们对小河的好奇心。我和董军又找了三四个同学，决定寻找河的源头。星期天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就出发了。向北。向北。一直向北。因为河是从北山流下来的。走过了坦克连的营房，河岸边窄窄的小径两旁的野蒿、芦苇和蒲棒的花粉、绒毛像银霰一样四处飞扬，呛得人喘不上气来。阳光被这些高大茂密的植物剪得七零八落，砸在我们的头顶后背和脚面上。我们就像一条条游弋在水草中的鱼。没有人说话，只有肢体与植物摩擦时发出的细碎的声音和青蛙被惊吓从岸上跳到水里的扑通声。这让我们的行动显得有些诡秘，乃至于弄得大家心扑扑地乱跳，呼吸急促。苇叶像飞快的刀子在我的脸、颈和裸露的四肢上试着刀锋。闷热和刺痛缓解了被莫名的紧张压迫的神经。当我和伙伴们钻出这片高大的苇子地时，眼前的景象让我们着实激动不已。

河面骤然开阔，大约有几十亩水面吧，清亮亮地像一面镜子。天光云影里白腹黑脊的鱼儿悠然地摆动着尾鳍。七八只拳头大小的野鸭在对岸的苇子根旁游弋觅食。圆叶如铜钱，厚墩墩微微上翘，叶缘饰着绛紫色边儿的水百合，开着酒盅状油亮金黄的花朵在水面上形成一条半月形的花溪。

开阔的水面可以放眼观察和欣赏小河的风采。对面的苇荡像一只倒置的漏斗，斗口紧紧吻着河岸。这是一条支流，从远处的山地不知经历了多少周折，费了多少唇舌，招呼伙伴们赶到这里——就像我一样。苇荡两侧的河岸上是高大的柳树，柳树的枝条上举，虽不似垂柳淑然柔曼，然而却疏狂得自在。我窃思如果它在野地里不张牙舞爪地给自己壮胆儿，恐怕早就吓得跑回家去了吧？目光再远，便融入一片晴岚迷路了。

越过一段长满柳树的河岸再往前便是一片典型的湿地。湿地里错落着一墩墩的塔头草，间有一丛一丛低矮的开粉红色穗状花的植物杂缀其间。东岸把目光抻得细长，终于在一带蜿蜒隆起的山阜歇下来。蓝天草地，寂静空旷。时有野鸭从草地里飞起，昂首引颈像一枚炮弹呈抛物状落到另一片草地或柳树林里。西岸距小河约百余米，一条用石头黄沙黏土铺就的大道从湿地中间穿过。这条大道是通往北山的。目光越过大道再往西，湿地与一座山冈相接。山冈上是弥目的青松，蓊郁森然，一望无际。家乡的山不高，极少有超过海拔500米的，属低山丘陵地貌。山不高，便愈显得土地平旷辽远，人便愈觉孤单渺小。往前走已辨不清哪里是来时所循的那条窄窄的小径了。到处是水，浅浅的在草地上汪着。谁也不敢向前，生怕陷进去“出师未捷身先死”。一条细细的游蛇昂着头从我们眼前的草地上游过，阳光在它红绿相间的鳞片上滑下来摔碎溅到我们的皮肤上。我们的勇气和信念被这条小蛇的尾巴一下就扫到爪哇国里去了。后队变前队，仔细侦察，勿扰龙蛇，快速而又有序地撤退。这次秋季探源计划因上述故事未达目的。

北方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在这个季节里户外的生命都冬眠起来。只有凛冽的北风莹洁的霜雪恣意地在天地间挥洒着浪漫的激情，令天地一色，单纯得可人。学校恰在这个季节里放假，所以无论外面的北风如何嘶吼，我尽可以拥着被子坐在窗前看玻璃上的画儿，一块玻璃上一幅，绝不重复。那画儿上有青藏高原的雪莲；有蒙古草地的毡包羊群；有桂林的奇山秀水；有西域的沙漠翰海；飞禽走兽；花草鱼虫；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它们一概是银白色的，像银箔刻镂，然而，又绝不见一丝人工的雕痕。白天的大多时光是清闲的，没有多少作业，不像今天的学生如大漠里负重行走的骆驼不得暂歇，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坦克连消耗掉的。我对士兵们使用的常规武器有了充分的感性认识，准确地说除实弹射击外，对枪械我已无一不通。不仅如此，我还交了一位好朋友——五班长。

五班长长得高大魁梧，一米七八的个头儿，虎背熊腰。在那个年代能长成五班长这样的人极少，那时的人大多清瘦得仙风道骨。五班长二十七岁，是个有八年军龄超期服役的老兵。我忘了他老家是哪儿的——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一想到他，他便又憨厚地笑着逗我：小鬼，你爹的枪有我的厉害吗？他拍了拍他的冲锋枪。你的枪能挂在腰带上吗？我也逗他。我的枪能斜跨在胸前，你爹能吗？能。你想一想电影里那些把枪斜跨在胸前的都是些什么人？是啊——那样的形象哪儿是好人啊。

日子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过去了，单纯而又快乐，并没有感觉到枯燥和寂寞。有五班长的日子里我有了依靠，他像我的大哥哥。五班长超期服役是想留在部队里。农村太苦，人活得都没有什么出息，所以他父母几次要给他订婚他没同意。那时我们班正好换了一位年轻的班主任——苏老师。苏老师也二十七八岁，还没有男朋友。她个子不高，大眼睛黑森森的像两汪泉，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瘦而黑，一根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在她快步走路的时候会跳起来一下一下轻轻拍打她的屁股。我就跟五班长说等开学了我把苏老师介绍给你。五班长很认真地说：小鬼，可不敢诓人啊！我心里想我怎么能诓你哪？咱们是朋友，我不帮你谁帮你。如果你跟苏老师结婚你就能留在部队——至少可以转业安排到城里。为了五班长的婚姻大事，我这颗十一岁的脑袋琢磨了一个寒假，设计了十几个方案，但是，直到五班长复员回老家走了，我也没敢向苏老师开口。尽管我曾经有机会在苏老师高兴的时候单独向她表达——然而，我终于没敢说出口。十一岁的时候，我对曾经驻扎在小河儿旁边坦克连的一位老兵——我的朋友——五班长失信了。五班长现在该六十多岁了，想他有子女亦当壮年矣。不知他现在是生活在边远的农村还是生活在他曾经渴望的城市里。

有时候我也会跑到大姨父家去玩儿。他是连指导员，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不仅如此，他还身怀绝技，无论什么样的蛇见到他都浑身僵硬不敢妄动。他听当地老乡说北山有条百多斤重的大蛇，便一个人上山去了好几趟。不知是那条大蛇敬畏他远远地避开了，还是传说本来就子虚乌有，大姨父始终没有看见过那条大蛇的踪影。北山上的那条大蛇曾经几次在梦里拜访过我——遗憾的是大姨父都没在我的身边。

大姨父家住在两栋房，那里也紧傍着小河。小河像一头柔顺的小绵羊在大姨夫家房后的园子外边儿轻轻地用毛茸茸的大尾巴一扫便划出了一个半月形的河湾，然后又撒蹄乍欢儿地向下游跑去。再往前便没有人烟了，那里是一片苍茫无际的芦苇荡，小河儿便隐没在芦苇荡里跟野鸭大雁各种鱼虾玩耍去了，它不再理我这个痴情的少年。

冬日的风在晚上经常吹着口哨——就像董军，但是，没有董军吹得柔曼清脆。董军吹的是柳笛儿，春天从小河旁边的柳树上折下一条嫩枝，将皮儿拧脱骨，取一截儿，寸许长，用小刀在一头儿削掉一块青皮儿，柳笛儿就做成了。冬夜里的风沉郁甚至凄厉，像猛兽的咆哮。这样的晚上是很难入梦的，于是我们便哄着父亲给我们讲故事。父亲不大会讲故事，他故事中的人物多是我熟悉的亲属或他的同志。记得他讲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年国际形势紧张，各部队机关都进入了准战争状态。一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接到指挥部命令，单人匹马从驻地沿小河翻越北山将急件儿送到司令部。丘陵地区多狼，加之我们驻防的地区极少人烟，在那个阴雨连绵的秋夜，真难为他老人家了。父亲说他有些害怕，但又不能不执行命令。一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冷汗把坐骑上的鞍垫都湿透了。到司令部驻地时，他借着路灯看见身后有人——是全副武装在后面保护他的席伯伯。他气得一跳三尺高，大声怒骂席伯伯不是东西，知道他害怕，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放心。席伯伯解释说这是命令，他不敢不执行命令。父亲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天真得就像个孩子，没有一点儿掩饰。他说他怕——害怕极了。尽管从理论上讲他不应该害怕，而是应该像所有的革命战士和英雄那样毫无畏惧，勇往直前。但是，他真的打心里感受到了恐惧对他精神的折磨。我知道父亲胆子小，胆子小的父亲是非常可爱的。

被父亲委屈的席伯伯七十年代调到内蒙古去了，他有五个女儿，个个漂亮，但是，我已记不起她们的名字——假如走在大街上她们踩疼了我的脚，我也绝对不敢冒认“官亲”的。唉——时间对于人类真是太残酷了，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容颜，而且还将那么多废物填塞我们的心灵，将天性里美好的事物挤兑得无处容身，当我有意识地去寻找它们时，它们正在我四十五岁的躯壳外流浪。

我们家虽然不敢称书香门第，但是大多受过教育，男子更不例外，所以祖上出了不少读书人。然而，只有一个人对父亲影响极大。父亲称他三爷，他是读了一辈子书，然又学而无成的一个典型，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在家道殷实，无须像孔乙己先生那样在外边儿窃书或摸出几个铜板买一碗老酒就着茴香豆消磨英雄志气。彼时大清气数已尽，民国初生，诸侯纷争，读书人哪能安身立命。父亲有三太爷之鉴，便自内心鄙视书呆子。他经常将书包藏到柴禾垛里和村里的孩子们上河里摸鱼捉虾。父亲给我讲这些往事的时候，结束后总要嘱咐我认真学习。因为参加工作后他写不好报告，入团作为团代表讲话前是特意喝了盅白酒才借着酒气站到台上的。父亲为少年时荒废学业付出了代价，少有机会提职，又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那时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

我的外公是乡间的医生，他读过很多书，走南闯北，有一肚子的故事。有一年冬天外公住在我们家，每天晚饭后母亲给他泡好茶，他便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儿喝茶一边儿给我们说书。电灯泡不亮，灯光如一群群金黄的小蜜蜂散发着花粉的甜香让我沉醉在那一个又一个温馨的冬夜里。外公也有偷懒的时候，这时候母亲会放下手里正在缝补的衣服或其他未完的活儿赶紧给外公换上新茶，看一看我们巴眼猴急的样子，然后对外公说：爹，您再讲一个吧。外公非常心疼他的这个勤快孝顺的幺女，听了母亲的话他便用柔软白净的大手摸摸我们的脑袋，然后喝口茶，眯缝起眼睛，好象故事里的阳光太强烈，我真想伸手为他遮阳——但是被窝外边儿太凉。外公的嗓音清越悠扬，时而还要唱上一段。快四十年了，外公讲的故事唱的曲词如我许多年前吃的粮食一样记不清几许是何谷物如何制作，但是，我吃着它们长大了。

小学校也在小河儿的边儿上。那是座大四合院。院子里不仅有小学，还有初中和高中。这是一所子弟学校，所以学校不大，学生不多。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三叔高中还没毕业。有时下课我会去西厢的高中部找三叔玩儿，但是结果却是总被他的同学逮着，几个人在空中把我抛来抛去，紧张而又刺激。三叔是高中的文艺骨干，笛子、二胡、口琴样样在行。不仅如此，他还画得一手好画儿，三叔长得白白净净，浓眉大眼，是学校里的美男子。唯一的遗憾是我从未听三叔唱过歌儿。这大概与我们家族的遗传有关吧。据我所知，我们家族里从医的最多；其次，就是教师；唱戏的——还一个没有。这令我们这个家族缺少了一点儿鲜艳浪漫的色彩。

学校文艺宣传队经常在周末的晚上演出。坐在台下看着台上的三叔，心里美滋滋的，我会骄傲地告诉身边的熟人：那个拉二胡的是我三叔。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里那种满足自豪和骄傲会像面引子一样在心里发酵，让心底里的快乐和幸福释放出淡淡的甜香。三叔不仅是学校的文艺骨干，而且还是学校民兵连的战士。有一天晚上民兵连要搞演习，三叔的任务是埋伏在野外的一片坟地里，抓捕特务。我记得这事儿是三叔中午放学回来说的。虽然我忘了他当时是否害怕，但是从那以后，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在那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个人握着一支半自动步枪，趴在最容易长出故事的坟头。

那该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啊！想着想着我会慢慢地攥紧拳头，身体轻轻颤抖。

一九七二年三叔当兵走了。我在小学校里快乐的日子也结束了。在那所小学校里，谁的哥哥多且霸道，谁就是“老大”。班上有七八个同学有哥有姐，他们组成一拨儿，专门欺负我这样的“老大”。在那所小学，我幼稚的心灵就被污染和摧残了。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十个八个哥哥，而且个个是强横霸道的流氓，将欺负我的乌龟王八蛋统统打残吓傻。然而，愿望终归是愿望。我只好幻想能遇上一个孙悟空他师傅那样的高人，学无数超凡本领，治服那些混蛋，教育他们学会尊重人。幻想与现实更其遥遥不可及焉。我在万般无奈和痛苦中将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阅读上。我读遍了我这个年龄所能够接触到的所有印刷品。我痛苦不安的心灵终于觅到了一片净土，一个自由、快乐能够幸福栖居的世界。

我知道我生命里的这条河流是源远流长的。它以多种形式存在着。其一是血缘；其二是经历（个体的）；其三是由古往今来诸多个体汇聚成的人类的生命之河。在血缘的长河里我不过是一个“小码头”；在经历的河流里，我不过是那部卷帙浩繁的史书上记载的一段故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我不过是一滴水而已。如果有什么可以为外人道者，充其量不过是比那些幸福安泰的人们多了一点坎坷和磨难。就像原本纯净的水里融入了盐。虽然这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它却因汇入长河而得以永恒。我们每个个体的人都是渺小的。但是，伟大的人类历史长河正是因为数不清的你我他汇聚起来，才如此波澜壮阔，气吞山河。因此，我们又是伟大的。就像一座伟大的建筑中的一粒泥沙。我们因伟大的建筑而伟大，伟大的建筑因为有我们而屹立。

我将目光投向南方。向南方它与辽河相接；向南方它与桑干河相接；向南再向南，它已融入惊涛裂岸的长江。

啊，我生命里的河流。

突然在晚上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开手机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声音便像小河儿清亮亮的水一样流进了我的脑海。孙作成——住在两栋房我大姨父家附近的孙作成，二十一时三十五分带着七分酒气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向我大叫：我总算找到你了。

二十五年前，上个世纪八零年的冬天，孙作成参军到大庆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嗣后我转战南北便与他失去了联系。送他走的那天我用刚刚从邮局取出的稿费和金泉坐在一家小酒馆里第一次品尝了离别的滋味——用稿费喝酒的事情是金泉跟我讲起来的，我已经没有丝毫的印象。

孙作成肯定喝高了，但是他的语言还比较流畅。我们那个晚上聊了很久很久直到手机没有电了。

看看，我们这些小河边儿上长大的孩子就是凭着各自生命里浸润的小河儿里泥沙、水草的味道彼此循着气息从天涯海角又聚集到一起了。我们就像回游的鱼，随着时间的潮流又退回到生命初始的地方。不是为了产卵，因为我们已经失去繁殖的意义；不是为了死亡，因为我们才刚刚行到生命的中间站，前方还有很远的路程。我们回来，就像游子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河边青青的草地散发着乳香；抚一下柳枝就会有柳笛声声透过晓雾晴岚唤醒沉寂的童心。我决定回去看一看小河，完成少年时探其源头的心愿。我给金泉打电话约他到卡萨布兰卡。金泉很快如约而至，我们坐在散发着巧克力和雪茄烟香味的灯光里。金泉和我一样在这个城市里住了二十多年了，但是，半个月前我们才在街上偶然相遇。是他把我电话告诉孙作成的。我说了我的打算，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知道那条小河离他的生命太远，使劲说他们算是邻居，没有多少交情。一如我也曾拜访过的那些河流，激动过，崇拜过，赞美过，但是却总觉得情感上有距离——是那种一相情愿的，久而自省，不免失落。然而对小河，则一如面对父兄，更多的是熟稔，无须语言，一个眼神便可晓得彼此的心意。我能理解金泉，他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市侩，但是，当他走到小河身边的时候小河已经老了。让一个青年与一个老而且丑的老头儿或者老太婆产生感情实在是强人所难。董军早已经随父迁移海南，音讯渺茫；还有谁——还有谁肯记得小河儿。没有。大多是记住了河里的鱼；河岸的花；他们只是小河的邻居，对于邻居又何必如此牵肠挂肚哪。况且往事如烟，旧梦迷离。

与金泉分手时，大街上仍灯火辉煌，车水马龙。我独自徜徉在马路上，目光向北。

我又回到了春天的河畔。春风裹着泥土的甜腥味儿直沁我的肺腑，我深深地呼吸着，垂下目光：明媚的晴空下，肥沃的河边上长满了灰色细叶，胖墩墩水灵灵的蒌蒿。这时的蒌蒿才长出几天，人们叫它蒌蒿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