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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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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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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

一提起枣北人,城城乡乡上上下下的人便不由便侧目而视。这并不是说枣北人有多么坏,像旧时的黑社会,青龙会、斧头帮,让人闻之色变,像时下的某省人,行走长刀短剑,大街上随意摆摊设点,城管都望而生畏。枣北人酒风好,有实力,只要你说得在理,端起来一饮而尽,决不含糊,得意之时常常还会把杯子送到你面前倒过来让你看看会不会落下一滴。

这些年走遍天南海北,酒场经过无数,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家的一个乡人。小时候我总跟着父亲,父亲的好友却多,学校近旁供销社那个售货员就是其中一个。那时的商品可不像现在这么充盈,超市遍地开花,东西应有尽有,那时一年到头能吃一个糖果的小孩都屈指可数。电影中常见一个日本军官拿出一个糖递到一个小孩儿面前:“小孩,吃糖。”那个小孩儿头一别绷紧了嘴巴,显得那么有骨气。我常常想:他知道“糖”是什么东西吗?我倒是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天天待在供销社里依旧觉得那么稀罕。对一个小孩子来说,供销社确实充满了诱惑,一有空隙就要往那儿跑。那天父亲去上课,诺大的办公室空落落的,甚是无聊,我又跑了去。父亲的那位售货员朋友刚同我逗了一会儿嘴,就进来了一个买东西的。那人瘦高的个子,五六十岁的样子,端着一个斑驳的铁钵子。他进来便要打四两白酒。售货员给他打后他又要别的什么东西。供销社有三间屋,从中间用砖块砌起内外隔断成了一个柜台。酒缸在西边,那东西在东。就在售货员弯下腰给他拿之际,我分明看见他轻轻端起了酒一漾一漾的钵子。他给我眨眨眼,低头贪婪地喝了起来。这事儿很常见,不少人犯了酒瘾,悄悄揣上三两毛钱就这样来喝一次。我跷着脚在柜台外又把眼光瞥向东。那人又买的东西我不记得了,但随后他们的争执却记忆犹新——钵里的酒连一滴也没有了,柜台、地上一如以前,他手里也再没别的东西——他竟然在那短短的几秒内把四两白酒全部喝光而且自己也全然都没有任何变化!

大队书记也常常这样喝,书记自然是无须自个儿掏腰包的,但书记除了在这儿喝之外也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书记喝有有一个习惯,常常要喊上父亲。父亲聪明,而且讨人喜爱,外面上上下下人缘很好。时间一久,父亲就有了驰骋南北的功夫。

父亲最为得意的地方有两个:一是他天天从事的教学,当领导政绩斐然,当老师名列前茅,在大队和整个公社那都是响当当的。父亲尽管只是一个民办教师,公社教育组长、联校书记没有不买他帐的。父亲民转公的成绩一出来,隔了几层组织调令直接下到了他本人手上——父亲太牛了,上级只生怕横生枝节不放他走。二是酒场。父亲喝酒实行“五不”主义:不拒绝,不扯皮,不搞鬼、不强迫,眼睛不向上看。别看家里来了亲戚,父亲直接把酒瓶子给了人家,但父亲的酒场决不冷清,父亲喜欢划拳,气氛一来热火朝天越喝越有劲。父亲是熟醉,喝一杯是醉,喝一斤也还是醉,父亲一醉就睡觉,朝床上一躺就开始和母亲拌嘴,一拌就是半夜。

父亲酒风不好,母亲却不一样。母亲的娘家虽非富甲一方,却也并非寻常人家可比,外公是小秀才,一笔蝇头小楷远近闻名。会打会算,钱粮不断。外公一到农闲便要放酒,那白哗哗流出来的可是货真价实的高粮小曲酒,香气四溢好喝不拿头。母亲一渴,拿起海碗就去舀半碗。后来母亲嫁给了父亲,谁也不拿她当人看,既要上地干活又要照顾我们,还要做一家十好几口人的饭,一顿不做爷爷拿着打牛的鞭回家就要打她,莫说喝酒,就是饭都难吃饱一顿。做好了饭要给我们盛,等我们都有了饭再去盛她自己的,锅早就被人家盛见了底。分家后,我们的日子慢慢也就好过了,偶尔来客父亲也半天玩笑半认真地硬要让她喝两杯,她也能高高兴兴半推半就端起来一饮而尽,好像没事儿人一样,然而接着再去厨房炒菜下饭。父亲转了正,我们举家迁出农村,这时几个姐姐先后嫁婚,有了后代,母亲今儿去这家哄孩子,明儿又去那家,天天王朝马汉的,哪有时间去细斟闲品呢?后来老了,父亲也去了,我就总是买了放在家里,月儿四十想起来她就喝一点,酒店量不大,也不用酒杯,就用你瓶盖,一盖还不满。我是男孩子,心没得那么细,我常常对母亲说:“想吃啥想喝啥你只管买就是,钱花完了我还给你。”也不知什么时候买了一瓶二锅头,放在她卧室门口的壁柜上,到去逝也还有一大半……

我喝酒似乎遗传了他们二老的共性,然而似乎却又不像。我既不会说,又不会划拳,而且还面软,可喝酒这么多年来似乎确凿也从没醉过。我是什么酒都喝,白酒、啤酒、黄酒、米酒、葡萄酒、香槟酒、七八十度的高度酒、三四埂度的中度酒、几度的低度酒、成百上千一瓶的牌子酒、几块钱一斤的散装酒……印象中喝得最多的有两次,一次是我过十二岁的先两天的晚上。父母有五个孩子,我上面四个姐姐,因为嫌我们女孩儿多,没有人稀奇我们,四个姐姐十二岁都没待客,但我是男孩儿,不管别人稀奇不稀奇这客父母都一定要待。那时不像现在这样物质这么丰盈,只要有钱在街上什么都可以买到,那时限购,何况我们也没的钱。为了待客,父母就决定把那头辛辛苦苦养了大半年的猪杀了。猪是下午杀的,晚上照例是要请杀猪的吃上一顿的。父亲不在家,父亲是学校领导,常常在外开会,晚上吃过饭,母亲正在收拾碗筷,杀猪的邻居二哥没事儿,就和我一人拿支筷子就着桌子玩“老虎、杠子、虫”,谁输了谁喝一杯。我是一个胸无城府少不更事儿的小孩子,他却是三十老几久经(酒精)考验的老手,输的次数谁多谁少自然是毋庸置疑的。结果不大一会儿一瓶“襄江特曲”竟见了底!都以为我要“下猪娃儿”,谁知一夜到亮甚至到了第二天都没有“发宾致富”。第二次是参加工作的第五年。那时初中毕业学生还可以考中专,“鱼跃龙门”,无论学生还是家长对学习都异常重视,不要说逢年过节,就是平时请老师吃饭都习以为常。我们班是所谓的“好班”,汇聚了教管会及学校大小领导的所有关系,所以每次家长请我们科任老师吃饭总要顺带也把领导喊上。那次喊我们的是一个“电老虎”,大家以为只是我们科任老师和几个平日里玩得较好的,我是孩子的班主任,所以也就成了家长和老师们围攻的对象。谁知吃罢喝罢正准备走时,校长却从外面走了进来——“电老虎”果然有钱,不但给老师们备了一桌,而且给领导们也备了一桌。校长进来了:“听说你们枣北人都能喝,我想试一试。”明明知道老家一个队长前不久已经喝死,可我也实在不想败了他的兴致,一起分配来的九个人提干的提干入党的入党,尽管每次考试我比他们都好,可我又得到了什么?我是一个农村到城里找草吃的小牛犊,老家谁都认为我前途不可限量,父母又是脸面上的人,如果再混不出名堂父母的脸往哪挂呢?我又有何脸面回去见“江东父老”呢?喝!我想校长也只不过乘乱闹着玩,谁料竟然真的又开了一瓶“五粮液”一杯一杯又一杯地起了起来能——同事们在一起喝了两瓶后我竟然又一个人吃了一瓶!

我和那么多人都喝过酒,可是我跟我的父母竟然连一杯也从来都没喝过。平日里在外吃多了,一回到家见到酒头就是疼的,父母也知道我的艰辛和不易,我不在家时他们还偶尔相对喝上一杯半杯,我一到家全都收拾了起去。光阴似箭啊,转眼父亲已经走了七年,母亲一周年的忌日也到了。坐在父母的坟前,我给我们三个每人都满了一杯,我端起来认真地给他们每人都碰了一下:“伯、娘,我们一起喝,我过了,你们随意。”酒刚到唇边,嘴一撇,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晶莹的泪花里,我似乎又看到了父母那花白的头发,听到了夜半从他们卧室传出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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