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你的奥斯维托

民俗：探望病人必须是早上，绝不能在下午。因为早上预兆着蒸蒸日上，朝气蓬勃，而下午则意味了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虽然，廉一刀的家人遵照他的嘱托，已经放弃治疗，将他从医院病房搬回到了他在医院家属楼的家里，随时准备把他的遗体运回老家的墓穴，无论我早上或下午去探望他，都改变不了他以分或秒为计算单位，告别这个世界的步伐。但我还是选择在一个早上，去他家探望。

一如他的真名廉宽让一样，他的一生，从外貌衣着到为人处世，都是谦卑、宽容，从没和谁红过脸。即使他从事的是外科手术，整天和“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儿都有”的病患打交道，他的脸上也总挂着温煦的微笑。无论哪个病人，对他做的手术满意不满意，都心悦诚服他的态度。廉一刀的绰号便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从市医院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到赢得著名神医的美誉，又一步步地从科主任，上升到院长、市政协常委、市人大副委员长等等：堪称人生楷模。

我便因此应某杂志之邀，数年前采访了他。开头非常艰难，他一推再推，固执地表现出一个谦谦君子的风尚。但经不住我发自内心尊崇的纠缠，他终于松了口，接见了我，又被我挤牙膏似的，一点点地吐露了他的心路，柔软，隐秘，曲曲弯弯。当然，也和他早已退休，远离了俗尘的纠纷有关；又相信了我的真诚和职业操守，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写，什么事情不可以写。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给我说了那些不可以写的事情后，仍脸色凝重地特意叮嘱，这些话，我给我老婆和子女都没说过。

他住在市医院一栋简易的家属楼二楼，深红色的铁门扇上贴有秦琼敬德二位面目狰狞的门神像。墙边有几个挽起的塑料袋，像是要扔的垃圾袋，但仔细看看，一个里边是农家自养的白皮鸡蛋，另一个里边是手工挂面，还有一个是蛋糕，等等。我轻轻地扣了几下门。门扇开了，只一条缝儿。露出张中年人的脸，酷似他的模样，应该是他的儿子，一副要拒绝的淡漠神色，你找谁？我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门缝渐渐欲合。屋里却传出廉一刀夫人的柔声，他是你爸的好朋友……

我侧身将欲进去时，指了下门口地上的那排塑料袋，提醒道，这是送你家的吧？他儿子愣了下，啧的一声，把那几个塑料袋提了回去，放在客厅墙边的起脚线旁，那儿已有一摆鼓鼓囊囊的塑料袋。站在卧室门口迎接我的廉一刀的夫人，柔了声儿，一边问候我，一边望着儿子放下去的塑料袋，抱歉不安地说，你看把人家害的，连门都没让进。随即又向我解释说，都是当年他给做过手术的乡下人，现在年龄大了，走不动了，托儿女、熟人送来的，瓜子落花生，礼轻情意重。也不知道他们都是怎么知道的，太多了，我怕聒吵了他，都没叫进……

客厅里飘着淡淡的烟雾，沙发上坐着几个男人。从敞开的卧室门口，望得见里边的双人床旁，或立或坐着几个女人。有三两个小孩子静静地依偎在男人或女人的身边、膝旁。我掺了夫人瘦而硬的胳膊，低声道，我来看看廉老。她点点头，指着卧室旁边的书房，你看去——他早认不出人了，说不了话。

我轻移脚步走进去。小小的书房里，原先仅能摆两张单人沙发，一个双斗书桌，一个两格的书架，都是上世纪普通人家常备的家具，黯淡的色泽飘拂着陈旧岁月的气息。书架上排列着松散的书页卷曲的初、高中课本。旁边的小钉子上挂了副听诊器。一侧墙上挂了副发黄的从当年的挂历上拆下来的古人山水画，松林、竹林、小溪、茅屋，一位老者拄了拐杖在小路上踽踽独行。另一侧的墙上用四颗小钉固定了一个玻璃框，里面镶了副全家福照片，中间坐着的是廉一刀夫妇，各自伸手搂了依偎在膝旁的孙子孙女，身后站着儿子儿媳。可能是很少照相的缘故，画面上的人物个个都紧张拘束地凝视着前方。但依然能看出那时的廉一刀，精神矍铄，仿佛年轻人。

再看看现在的他，躺在书桌旁临时支起的单人床上，脸色蜡黄，厚重的白眉毛下，一双眼睛紧紧地闭着，太阳穴和双腮深深地凹下，颧骨高高地耸了起来，黑乌的嘴唇微微张了，四周一圈乱糟糟的苍白胡须。——分明成了一具骷髅。我心头一酸，眼角濡湿了。

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目光和感受，身后传来一缕儿轻声的辩解，是他儿子。都说给他穿老衣时再整容……随后递来一把小椅儿。

我没坐。双手捉起廉一刀的双手，软软地握着，只觉渗凉渗凉。

听得见客厅的男人们在小声地交谈：灵车已联系好了，在什么地方停着；去老家墓穴打扫的人也快干完活了吧……小屋的女人们则断断续续地安慰夫人：你也别太过于伤心了，人家廉主任——人们一直以外科主任的身份尊称他——一辈子，可真真算得上德高望重，功德圆满；人家的为人更是没得说了，就像他的名字，对谁都是宽宽让让……那几个小孩子渐渐挣脱大人的怀抱，在卧室与客厅之间走来走去，接着凑在一起，蹲在了客厅墙边的一个硕大的没完全闭合的纸箱子跟前。不知谁打开了纸箱子，几个小脑瓜探头探脑地端详着，小手儿跃跃欲试，想拿出来看看。一个男人慌忙赶过去，低声喝道，这是你爷爷一辈子的奖状、锦旗……几个女人也赶过去，拖开了他们。有人抱怨道，怎么把它们放在那儿？廉一刀的儿子解释说，放到手便易处，只怕万一走时，忙乱得忘了。又有人叹息说，可惜了。活着的时候不让人给墙上挂，走了就都放到寿方里了。夫人弱弱地道，他不让么。嫌花花绿绿的，像学生娃得的，挂一墙。他那人，你们还不知道？……

我望着他们，忽听见廉一刀的嘴里迸出了几个字，像水里的鱼儿吐出的一串气泡：去你的奥斯维托！

男人女人们纷纷慌乱地来到了小床两边。低叫道，爸爸，姑夫，二叔，舅舅……

廉一刀却再也没有出声儿了。有人伸出手指，凑近他的嘴唇和鼻孔，好大一会儿后，轻轻地摇摇头，说，没事儿。

众人随即猜测起了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打睡梦子哩，有人说。梦话吧？有人附和道。夫人忽然把目光投向了我，哀求似的，你离得近，你听见他说的啥？

我犹疑了下。我当然真真切切地听清楚了。但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她，还有她的子女和亲朋。恍惚间，他给我叮咛的，这些话，我给我老婆和子女都没说过，隐隐在我的耳边响起。我便摇了摇头，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也没听清咯……

没谁注意到我那一瞬间的犹疑，大家好像早已预料到我会这么回答，便都放弃了疑惑和追问，渐渐松弛下身心，各各归入自己的坐位，继续缄默或做不干紧要的叮嘱、探讨。有人起身，低声地告辞。

我的内心却仍处在受到巨大震撼后的余波里，难以想象濒临死亡边缘的他，此刻的脑电波是怎样的剧烈激荡。也许，我继续守候下去，还会听到他再二再三的呼叫？

我把他的双手轻轻地放到了身体两旁，坐在床边他儿子刚才递过来的小椅儿上，一会儿静静地望着床上的他，一会儿又默默地望着墙上玻璃镜框里，那张全家福照片中他的勃发的英姿。夫人给我端来了一杯茶水，我接过，小声地说道，谢谢。——宛若当年我采访他时。

其实，我的所谓的“一刀”真的没有啥。他说，既没有开胸开脑，也很少摘除恶性肿瘤——我们医院当时还不具备那些条件。我能做的就只是些普通的外科手术，主要是肠梗阻。他叹口气，沉吟了回忆道，当年，农村的人因为生活水平差，肚子里没油水，尽是杂粮和粗菜，所以经常得肠梗阻。得了又怕花钱，又怕开刀疼，还说但凡肚子开了刀缝上线，除了天晴天阴刮风下雨发痒发疼，更可怕的是，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一干伤口就会裂……他微微地苦笑笑，摇了摇头。只有肚子疼得实在撑不住了，快要命了，才肯到医院来；有的到这时还不脱口说来呢，只有疼昏迷了，家里人瞒着他，偷偷给市医院打急救电话，要急救车才能把他强行拉来。——所有的患者，一拉就得抢救；抢救时你还得注意他的顾虑，花尽量少的钱，开尽量小的切口，术后无感染，无痛苦，痊愈快，最好一个星期就能出院……

他舒口气，轻轻地说，咱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能体谅乡里人的心思。既然光拿嘴说，打消不了他们的忧愁，咱就得拿行动，从咱自己身上想办法。他仰起头，瞅着天花板，自言自语似的说道，技术上必须精益求精啊。

他便当起了医科大学的学生，像老师监督着一样，练习结扎手术线，拿着棉线、丝线，在值班室的抽斗环上、在家里的抽屉环上，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地练习穿线、打结。直至退休时，他的结扎速度，仍没人能超得过。他跟村镇上挑猪煽羊的当徒弟，学习他们开刀的准确、快捷、果断。他把家里的体力活，都推给了夫人，为的是保持双手十指的细腻、修长和灵活。每晚临睡前，他都要在枕头上比划一会儿怎么开刀。只要有点儿空闲，他就远眺了，细数远处山岭的峰顶上，孤立的松树的枝条；走路时，总要低头看蚂蚁，辨认它们的腿脚、触须、鳌钳：锻炼得眼力到了现在，仍能给做针线活的妻子穿针引线……

那时尽忙了这些。他说，从没沉下心来，好好地总结总结，动笔写在纸上。直到退了休的十年后，因为体力、精力，因为妻子的心脏病，这才有空待在家里，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本来只想着留给后来人做个参考，没想到一个学生寄出去发表后，竟得了个奖，还是外国人的一个奖。

我的眼睛瞬间澄亮起来，忙问，什么奖？

奥斯维托奖。世卫组织颁的。在德国。

我低叫了一声，却见他已摆着手说，我不该提起这个。是我说顺嘴了。你别记。

怎么？我说，紧盯住他。

他面孔上的肌肉痛苦地扭曲起来，脖颈上涨起通红的筋脉。

我合了笔，轻轻地说，我不记。你相信我，我也绝对不会对外人说。

这件事，我从没对人说过，连我老婆也不知道。他喃喃道。那天，我拿着德国那边发来的领奖邀请函，去找市里的那个领导。他当干事的时候，我给他做过手术，他很感激我。出国领奖得很大一笔费用。他管着市财政，是“一支笔”。我怕对他的工作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他本人有不好的影响，就没到他的办公室去，也没晚上到他家里去，那时到他家里寻他的人更多。估摸着他中午刚吃过饭，还没休息，中间有难得的几分钟清静时刻，我就到他家里去找他了。谁知还是晚了一步。他妻子开门看见我，惋惜地说了声，哎哟，他刚到卧室——你稍等一下，我去给他说去。我站在客厅，听得见他妻子轻微的刚说了几句，他的粗声就响起了：他不是已经退了休了么？……我的脑袋嗡的响了一声……他妻子走出来，客气地劝我坐沙发上，又端来一杯茶。我硬着头皮，屏声敛息，只好坐下来等。等得我打起了盹时，忽然听见他的卧室里传出淅淅簌簌的声音，接着，去卫生间了，卧室门终于开了。我忙站起，迎接着他。却见他夹着个黑皮包，一阵风似的，边往外走边说，有啥事到办公室说，怎么能撵到家里来？

他突然地住了口，双手抱头，使劲地搓起了苍白的鬓发。

我静静地等着，好大一会后，轻声问道，那后来呢？

他爆发似地迸出几个字，没有后来。我那天回家后，就把那张邀请函撕了，接着，把家里书橱里的，我的所有的医学书，统统处理给收破烂的了。处理奖状和锦旗时，叫老婆子抢去，藏的寻不见了。只留下了一支听诊器，为的是随时监听老婆的心跳。

我喟叹了一声，多可惜啊。那时的财政，也是紧张。

紧张吗？他忽然紧盯了我，双眼像手术刀那般锋利。那时的市领导，以开会为名，旅游出国的还少吗？——不说了，不说了。他舒展起了腰，初醒似的，含笑道，人家都不怕可惜，咱可惜什么？他挥了下手，像驱赶烦人的鸟雀一样，叱道，去你的奥斯维托！

……

客厅里传来有人告辞、走动的声音。我望了眼单人床上的他，依然是双目紧闭，沉沉地昏睡着。夫人小声地劝起了我，他打了止疼针，总是昏迷不醒。你恐怕等不到他睁眼看你了。你忙，就别等他了。

我站起身，在他旁边静立了一会儿，告辞离去。

两天后，我在下班途中，看见市政府门口的告示专栏里，有了张小小的卜告：原市医院院长廉宽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已于……旁边还贴着张硕大的黄色布告，黑色的墨迹赫然写道：寻人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