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先生的敦煌情

于右任先生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东关河道巷，1964年11月10日病逝于台湾台北市。享年85岁.这众所周知。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他是具有爱国情怀,民族大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书法大师和出类拔萃的诗人，这在中国现代书法界和诗坛上是有很高声誉的名人。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以身分职能和个人魅力为敦煌文化作出过贡献的学者。为敦煌艺术的修复和保护作过贡献。

据《敦煌简史》记载：“1941年10月初，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由重庆到西北考察，2日抵西安，经兰州，趋敦煌，同行者尚有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等人。10月5日，正值中秋节，县长章朗轩盛备鞍马和木轮轿车，率同地方人士任子宜、窦景椿等人陪往莫高窟参观。时画家张大千也正在洞窟临摹壁画。于先生当晚即在张大千临时住所，邀众把酒赏月。席间，大家谈到敦煌文物历年来不断受到外人窃夺，而现在的大量艺术品又得不到妥善保护，致使许多洞窟坍塌残毁，许多壁画和彩塑在风沙浸蚀下，颜色退变，泥皮剥落，千年国宝频临毁灭危机，而当局对此漠然置之，言下无不痛惜！于先生也急切希望得到保护。”(注1）

在画家张大千等人的建议下，于先生要求县长给莫高窟外面修一道保护围墙，中寺向南修了一道大门，于先生在门额上题了“莫高窟”三个笔力遒劲的字。（注2）

为了弘扬敦煌文化，窦景椿要影印出版自己家藏的敦煌石室《金刚般若经》，敬请于右任先生为此文写跋，于先生欣然命笔。跋文如下：

“敦煌窦君景椿，以其家藏唐人写金刚般若经见示，书法极开展，写经中之上等手笔也。英国不列颠博物院藏敦煌卷子汉文写本约七千卷，此则沧海遗珠，幸未为斯坦因与伯希和所采中耳。余翻近人所抄伦敦藏经简目中，有令狐大娘牒。此则令狐石柱为其长袍施，书者可知，令狐一族当时为其地著姓，更证明彼时西移人民生活优裕也，此卷有施书者人名，极不易得，其善宝之。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日于右任记于重庆之陶园。”（注3）

1941年12月，于右任回到重庆后，他立即向国民政府送一份建议，要求设立“敦煌艺术研究院”，以鼓励专家研究敦煌艺术。这份建议发表在当时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1942年2月15日。原文如下：

“为提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圮沙埋着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之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改，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文艺之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学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划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注4）

这480多字“提议”，表达了于右任先生对敦煌文物保护的重视，也表达了对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文化艺术瑰宝的不满。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在莫高窟成立。由高一涵、常书鸿、窦景椿董其事。同年2月，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

于右任先生在视察莫高窟期间，还写了《敦煌纪事诗》八首，附录于后：

（一）

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

更为文物千年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二）

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复似当年；

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愁人分外圆。

（三）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做中秋。

（四）

月仪墨迹瞻残字，西夏遗文见草书；

踏破沙场君莫笑，白头才到一踌躇。

(五）

壁画三百八十洞，时代北朝唐宋元；

醰醰民族文化海，我欲携汝还中原。

（六）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七）

丹青多存右相法，脉络争看战士拳；

更有某可某公主，殉国枯坐不知年。

（八）

瓜果梨乡十月天，胜游能复续今年；

岩堂壁殿无成毁，手拨寒灰检断篇。

另外，于右任先生还游览了敦煌的鸣沙山，又写了一首《骑登鸣沙山》，诗曰：

立马沙山上，高吟天马歌。

英雄不复出，天马更如何？（注5）

诗人于右任在敦煌写的这些诗歌，高度评价和赞美了极具艺术魅力和学术研究的敦煌艺术瑰宝。表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极具愤慨,对敦煌文物流失的卫护之情。

前任敦煌研究院主任段文杰说：“抗日战争紧张的年代，我国画家、历史家、考古家开始注目于人迹罕见的莫高窟，第一个重视莫高窟的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注6）这话说得很对。

如果于先生在天之灵有知：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对敦煌文物进行了有力保护。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展了“一带一路”建设，敦煌文物更加绽放出璀璨的光芒。于先生就会含笑九泉。（2018年9月30日）

注：注1：见甘肃文化出版社，张仲 编 1995年8月版 第180页。

注2：见《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政协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编 1991年版 第53页.

注3：详见《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政协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编，第143页 1991年版。

注4：见《敦煌简史》第161页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版 张仲 编 。

注5：见《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第207页到208页 政协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编 1991年版。

注6：见《敦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第52页，政协甘肃省敦煌市委员会编 1991年版。

说明：拙稿在撰写后，曾得到陕西三原县原北城中学高级教师孙尚勤的审阅。在此表示衷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