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大院的故事

在张不伦的记忆中，小时候左邻右舍的人形形色色，但特别有意思。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张不伦家住的汽车厂家属区内，就有一批统称叫老队员的，基本上一人一间平房。年幼的张不伦经常去他们那玩，看着他们日常插科打诨，长吁短叹，多少年后，再结合父辈们的回忆，才明白了老队员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这中间，故事还是蛮多的。

一金爷爷

那年，父母亲平日里忙忙碌碌上班下班，实在是无暇顾及天天胡思乱想神游尿床的张不伦，只好把他送进了单位幼儿园。张不伦小朋友父母亲都是当地一家制造厂的工人，在那个年代，因为是国营企业，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食堂一应俱全，张不伦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还是狠狠享受了一把社会主义大家庭带来的幸福。

应该说张不伦小朋友小时候还算是个有礼貌的小朋友，每天从幼儿园回家，为了防止他乱跑，父母会把家里的椅子倒放在家门口，然后把张不伦塞入其中，而张不伦常常会握着椅子的内衬，向每一位路过的叔叔阿姨伯伯大妈打招呼，不仅博得了知书达理的名声，小肚子也常常会被一些弄不清名字的零食撑得滚圆。由此，张不伦小朋友开始茁壮成长。

工厂区和生活区在一起，平房挨着平房，当长到可以独自出门的时候，幼年的张不伦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拿着自己的小铲子，溜溜达达，一去三四里，往返小半天。后来张不伦的父母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张不伦只要回来都是吃得饱饱的，问在哪吃得一概不知道。

张不伦的幸福日子得益于他的生活环境，他所在的工厂最早归南京军区管，60年代上海支援合肥建设，从上海乌压压押来一帮又一帮人，阴差阳错又成了劳改单位。这帮人里面那可是藏龙卧虎，按现在的话说个个在社会上都是精英，不过在那个年代这些人对自己的辉煌历史还是讳莫如深，不敢炫耀。后来直到70年代才陆陆续续给他们开始恢复身份待遇，因此大家称呼为老队员。

这帮上海来的伯伯爷爷20世纪60年代离家，到了70年代尽管有的落实政策，拿了工资，十几年身边也没个亲人，难免孤单。有了张不伦这个小家伙在眼前天天晃来晃去，倒也添了几分乐趣。上海人特别讲究吃，于是鱼肉鸡虾、螃蟹老鳖、苏打饼干，甚至众多在当地还很稀罕的东西，张不伦肚子里是一样没少落下。

其中张不伦最喜欢去的就是一位姓金的爷爷那里，不仅仅是因为零食，主要是金爷爷那有许多自制的好玩的东西。金老爷子相当能鼓捣，几块铁皮、玻璃拼一块就能造个很像电视机的东西，并且从各个角度看，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比万花筒好玩多了。张不伦还不止一次亲眼看着金老爷子用一个榔头敲敲打打，做出一个又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

金爷爷脾气好，喜欢喝点酒，做得一手好菜，年轻的工人们常来他这蹭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微醺时刻，听着青工们不着边际吹着外面的花花世界，有时会淡然一笑：“你们呐，知道什么？”

青工们更不以为然：“切，搞得你老人家都见过似的。”

老人挥挥手，欲言又止，看着张不伦对着一桌好菜大快朵颐，笑笑，转身上床休息去了。

金爷爷有一样，张不伦小朋友相当的不喜欢，要想吃到好吃的，就会要求张宝宝跟着一起跑步，后来居然发展到了天天早上喊张宝宝跑步。企业外面的公路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带着一个肉嘟嘟的小孩，天天成为一道风景。

张宝宝至今也没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跑，但是，当张不伦中年后看着曾经的伙伴们有的因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病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突然发觉，或许那个姓金的老头真的不是在骗自己。

在张宝宝被老金头逼着跑了许多年后的一天，一个个老人来到张不伦的厂里，与老金头抱着哇哇大哭。后来的日子，张不伦和好多人从报纸上知道了四个名字：蒋经国，蒋纬国，戴安国，金定国。

据说孙中山革命期间，身边包括蒋介石，戴季陶和一个金姓军医陆续有了四个孩子，孙先生按经纬安定取名，并嘱咐一定结为异性兄弟，因而四个孩子自小感情深厚。金定国就是那个带着的张不伦跑步的老人。

老人家年轻时家境颇丰，上过大学，留过洋，在上海办了规模不小的实业，确有一段传奇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上海的老人舍不下自己辛苦多年的心血，婉拒了几位义兄的好意，执意不去台湾，隐姓埋名留了下来。这一别就是两岸隔海相望的几十年。

时光荏苒，或许是感觉时日不多的蒋先生想念少年时的伙伴了，于是托人四方打听，终于不负所望，通过对台办在合肥找到了，不过遗憾的是终究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但是金爷爷不久还是要离开了，一辆北京吉普来接的他。走的那天，金爷爷买了一大堆零食，摸着张不伦小朋友头说：“小囡，爷爷走了，记得跑步，大了到上海看爷爷。”转身，眼睛已是红了。

张不伦小朋友似懂非懂地和爷爷告别，看着小车向厂门口开去，渐行渐远。

自此，再未见面。

二宗路的故事

当然，说起这些老队员们，这里面确实有需要改造的，但有好几个因为什么进来的，到现在说起来都是一段笑话。

有个叫宗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原来是上海管片的一个警察署长，尽管在民间口碑不太好，有点欺压百姓作风，但人比较精明，大事小事拎得清清爽爽，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是被留用了。十几年后的一天，上级领导亲自找他谈话，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亲自押解一批犯人去张不伦他们厂，保证路上一个都不能丢。并且很严肃地交给宗路一个盖着红章的密封档案袋，特别叮嘱，一定要到地方当着组织的面才能打开。

对于宗路而言，当时就感觉接了个光荣且露脸的任务，把枪一挎，精神抖擞押着十五个犯人就上路了。于是，在上海到合肥的绿皮火车上，一路趾高气昂连训话带各种管教，好好过了一把当带队领导的瘾。

到了工厂，开始办理交接，接收干部带着干警打开档案袋，按着文件开始点名，一直点了十五个名字一个不少。可突然间，干部瞥了宗路一眼，报出了最后一个名字：“宗路！”

宗路习惯性地立正答到，干警一步上前就把他枪下了。干部微微点头，开始做总结发言：“应到十六人，实到十六人，宗路，干得不错。”

估计那个时候宗路想死的心都有了。

于是后来的多少年里，这件事一直成为一起过来那帮人的笑柄，为此宗路没少自掏腰包，大大小小的赔罪酒请了不少回，再到后来就成了固定的兄弟聚会了。

改造中的宗路一直在反思，酒后经常絮絮叨叨：“得罪人了，得罪人了！”

从进工厂后，再也看不见一个飞扬跋扈的宗警长。到了七十年代，只有一个沉默寡言，见人就点头哈腰，微笑致意的宗师傅。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张不伦所在的工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销量急剧下滑，三角债积压严重，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于是厂领导一狠心，全厂挂榜招贤，谁能卖车，谁能要账，就让谁上。

第一个揭榜的居然是宗路，还是那副客客气气的样子，只是当着全厂职工的面定了一个小目标，不拿工资拿提成，去河北，两个月卖40台车，要回200万积压货款。

宗路装着介绍信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正儿八经成了一个国有企业销售员，河北成了他第一个主战场。对于宗路而言，那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厂里看好的人还真不多。只有一起来的十五个兄弟一直坚决挺他，其中有两个还和他一起报了名，去了其他地方。

两个月后，宗路成绩斐然，不仅销量任务翻番，积压货款也一清而空。至于过程，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因为到张不伦做销售的时候，宗师傅耳提面命，还教授了不少套路。由此宗路彻底奠定了在厂里销售大拿地位，后来和那些兄弟们一起，还组建了好几个驻外办事处。

九十年代中期，退休后的宗路依然闲不住，在工厂边开了一个配件店。有着早年做销售的资源，居然生意越做越大，渐渐阔绰了起来。经常能看到他喝得面红耳赤，骂骂咧咧，教训手下员工，因琐事和左右邻居斗狠。渐渐地，往日谦恭之气不在，仿佛当年那个耀武扬威的宗警长又回来了。后来，似乎还传出了不少绯闻。

2000年左右吧，一天，张不伦偶然路过配件店，只见不少警察堵在门口，警灯闪烁，就看到了垂头丧气被押上警车的宗路。

张不伦也疑惑，突然发现人群中有个熟人，当年那十五个人当中的一个，已是两鬓斑白的老头了。

“唉，老宗不听我们劝，一心就想干大的，这次好像犯在走私案上了！”老头说。

三 查公公

还有位姓查的，张不伦一直称呼他为查公公。厂里的老检验员，也是张不伦母亲的师傅。

说起查老头进来的原因，据说由此曾经还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跨度几十年的家庭恩怨情仇大战。

那是在六十年代初，壮年时的查公公住在上海四川路一带，做点小生意，日子基本算是衣食无忧。

一个周末，他奉老婆命，拎着大包小包礼物独自一人去探望岳母。

那时，上海弄堂里经常喜欢聚在一起打麻将，多少带点彩头。也算是赶巧了，查公公一进门，岳母家里鏖战正酣。看到查公公，岳母连连招手，当时老太太有点内急，想出去方便一下，让查公公替他摸几把。

刚刚坐下一圈还没结束，警察和纠察队就破门而入，说接到举报有人聚众赌博。于是查公公和几个麻友直接被押解上车。上车前，看着匆匆赶回目瞪口呆的岳母，岳母还安慰他没事没事，进去说清楚情况就能出来了。

查公公信以为真，进了看守所以后，一心指望岳母带着家人赶紧托人搭救。谁知老岳母按照以往多少年人生经验，觉得打麻将也不是多大点事，估计两三天也就出来了。主要可能也是因为心疼钱，一转身又去打麻将去了。

查公公在里面一呆就是半个月，等家里人反应过来不对劲去找人的时候已经迟了。那个时候形势相当严峻，每个地方都有指标，因此犯了错可判可不判的只要进去基本上都判了，查公公他们也一样，很快就作为改造对象被送到了合肥。

尽管到七十年代还是给他落实了政策，但物是人非，上海是回不去了，这一晃到退休就是几十年。

于是和岳母彻底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因为很多年不在孩子身边，和老婆孩子的关系也有了隔阂，从此家中老老少少只要提到此事便是鸡飞狗跳，一地鸡毛。

查公公是比较小气的，做人做事锱铢必较。有时候探亲结束从上海回合肥，能把火车上还没吃完的面包也作为一样礼物送给张不伦兄弟俩。为此，张不伦母亲没少私下埋怨过他。但一想毕竟还是自己师傅，逢年过节乃至家里做了好吃的依旧经常喊他，时间久了，查公公倒是把张不伦家当亲戚一样。即使是退休后回到上海自己能跑动的那几年里，依然以探亲的名义，一年回合肥好几趟。

不过可能正因为查公公小气，所以在细节上特别喜欢较真，因此在检验岗位上一干就几十年，在厂里质量系统也算是王牌中的王牌了。张不伦的母亲继承了他的工作作风，同样在公司检验岗位上干到退休，说起认真那是出了名的，上到董事长到下到班组长无人不知，一辈子手里就没出过一件次品。

张妈妈退休后一次家里装修，愣是从单位带回来的百宝箱里找出一把游标卡尺，很执着地拉着老板，要检验一下铝合金门窗材料是否达到装修合同上的厚度，吓得老板差点跪地求饶，赶紧让仓库重新送了一车料。

上海人比较讲究，查公公也不例外。快退休前的那几年，特别注重保养，也不知道从哪听到了个偏方，说喝黄鳝血能延年益寿，老头从此跟着了魔一样，一天一条黄鳝，早上起来拿刀划开仰脖对着嘴就喝。

谁知有一天悲剧突然就发生了。

或许是那天的黄鳝生命力超级顽强，再加上本来身体就比较滑，那天黄鳝以标准跳水的动作直直顺着嗓子就进了老头肚子，当时就疼得在地上直打滚。

厂职工医院救护车到的时候，所有下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目目相窥，大家从来没处置过这样的病例，赶紧送大医院抢救吧。于是手忙脚乱，赶紧送进了省立医院，好歹捡回了一条性命。

一辈子默默无闻的查公公在那几天上了当地好几家报纸头版，报纸标题是：工厂老工人误信偏方，竟把黄鳝吞下肚。

退休后的查公公回到了上海四川路的老房子，随着腿脚渐渐不便，来合肥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了。

1995年的一天，张不伦因为单位的事情要出差去上海，父亲正好在和查公公通电话，说有空你去看看查公公。张不伦边收拾行李边随口答应着，父亲又大声问：“查公公问你在上海住哪？”张不伦报了常住那家宾馆的名字，去了火车站。

那年业务上的事情不是很顺，一直耽搁了好多天，张不伦焦头烂额，一直东奔西跑，有时在外一干就是一通宵，回宾馆的时候很少。

事情稍稍有了起色，张不伦着实松了口气，好好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宾馆服务员忽然敲门找张不伦，说:“先生，有个老人家找了您好几次，您都不在，前几天您回来实在太晚，没敢打扰您，这是老人家给你的便条。”

张不伦接过一看，居然是查公公家的地址和电话。于是赶紧打电话问查公公是否在家，确认后直奔四川路那一带而去。

未到弄堂口，一个白发皓然的老人仰身而立，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看到张不伦，老人家哈哈大笑，很热情拉着张不伦的手往家走去，一路问东问西。

到了家，老人家还不消停，非要去厨房看准备的菜，还一个劲埋怨儿媳妇带鱼买小了，让她赶紧再去买，还特意叮嘱：“要那个大的，宽的！”

那天晚上，一大桌菜，查公公看着张不伦，一个劲往碗里夹菜，不停嘘寒问暖，一脸慈祥的笑。

时光又仿佛回到了当年在张不伦家吃饭的那个时候。

四 荣宝宝

张不伦参加工作以后，有段时间在底盘仓库当生产调度，负责安排各类底盘吊装，经常和厂里的车队打交道。

车队里每次来的起重工都比较多，好几个班的工人在一个工作场地。干活的时候嗓门也大，经常会听到有人喊：“宝宝，帮我看看这个是不是挂歪了？”“宝宝，那个底盘我们找不好吊点，你给看下！”

然后就看见一个五十多岁，个头不高的小老头连声答应，笑眯眯地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不过手里确实有活，只要过去的地方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张不伦很疑惑，问车队带班的调度：“你们怎么给老头起这么个外号，听着那么嗲？”车队调度哈哈大笑：“谁跟你说人家那是外号，他本来名字就叫宝宝，荣宝宝！”时间长了，张不伦才知道原来荣宝宝也是老队员中的一员，不过进来的时候年纪小，大家都没怎么注意到他。

荣宝宝小时候还是个富家少爷，好像还是一个豪门家族的旁系，不过父母亲应该都属于坐在家里按股份拿钱的那种，好不容易有个儿子，更是娇生惯养，连起名都叫宝宝。或许从小锦衣玉食自由散漫惯了，当年还是孩子的荣少爷充分具备了纨绔的素质，基本上吃喝嫖赌坑蒙拐骗五毒俱全，在败家的光辉大道上一路飞奔。除了没敢杀人越货，小小年纪却也干了几件让大人心惊肉跳的事情，为他摆平各类稀奇古怪破事着实花了不少钱。

父母赔钱之余整天唉声叹气，一天听朋友说政府有个专门管教调皮捣蛋孩子的地方，效果出奇的好。于是到处托人找关系把荣宝宝送了进去，后来荣少爷才知道那个地方叫少管所。

几个月下来，进了少管所的荣少爷脾气确实改了不少。父母定期去探望，看着孩子一天天变化，倒也有些许欣慰。可惜世事无常，政策突然就有了变化，原来教养性质全部定为改造，而且人员整体迁移到安徽。就这样，荣宝宝稀里糊涂地进了厂，开始了他十几年由一名队员变成一名光荣的工人阶级的另一种人生轨迹。

不过有过少管所的经历荣少爷倒也随遇而安，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倒是父母来了合肥几次，看着荣宝宝，哭天喊地，捶胸顿足，发誓想尽各种办法也要把荣少爷给办回去。不过这次荣少爷倒是出乎意料地断然拒绝，只是淡然表示自己在此过得挺好，父母只好怏怏而去。

从那后静下来心的荣宝宝整日埋头干活，苦心专研技术，一来二去在车队里倒成了他们那一行的技术标兵，在厂里被评了好多年的先进生产者。不知道这算不算浪子回头的典型。

五 连老头

上面说的是那个年代阴差阳错进厂几个人的故事，到了七十年代初，工厂里人员的组成基本也就固定为以下几部分，一部分是恢复了身份的老队员和原来的管教干部，还有在珍宝岛上和老毛子掰过手腕的退伍老兵，上山下乡后分配进厂的返城知青，还有一些下放基层的知识分子，这里面，也出了不少牛人。

1983年的时候，为了改善车架冲压工艺，厂里砸锅卖铁从太原重型机床厂采购了一台3000吨大型油压机，当年在国内也只有这一台，光自重就有五百多吨。整个设备前前后后安装就用了一年左右，后面还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进行调试。

油压机有一层半楼那么高，如果启动设备想正常操作一次就需要10个人。整个地面上几千平米的车间厂房里就矗立着这么一个大家伙，往地下走还有两层，七弯八拐，密密麻麻布置着各种线路，管道，阀门，仪表，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就像迷宫一样。张不伦第一次下去的时候，转了半天差点没找到回去的路，总而言之是相当的错综复杂。

当年为了尽快掌握设备性能，厂里从各个车间抽调了不少技术好的工人和技术员，和负责安装的太原厂工程师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起调试，一起攻关。调试完成后，光留下的各种图纸和关键技术资料，就堆了满满几个房间。就这样，还真锻炼出来一支队伍。后来这里面的人任务完成回去后，陆陆续续有的成了省能工巧匠，有的成了高级技师，获得了多项专利，由公司安排，建起了大师工作室。还有的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模、中国汽车工业60周年最有影响力人物等等。

1993年，张不伦毕业分配，毕业去向上毫不犹豫就选了父母亲所在的厂。进厂第一年，按规定下车间轮岗实习，第一站就是3000吨.那个时候，负责安装调试的技术骨干都已回到了各自单位，有不少岁数大的已经光荣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

车间由一个姓朱的班长负责，还有一个姓白的副班长，都是上海人，四十多岁。不过他们上面还有个太上皇，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也是上海人，两位班长都称呼他连老。老头就是当年被抽调到安装队伍中的一员，虽然已经退休，但厂里考虑他还比较熟悉情况，设备有个大病小灾的还是不错的维修人选，有些疑难杂症目前还只有他能搞定，因此退休后就把他返聘了回来，做现场技术指导。当然，也派了两个班长给他当徒弟，想让他手把手地把后备力量给带出来，因此，两位班长对他也格外尊重。

第一次遇见连老头，老头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拍着张不伦的肩膀一顿教育：“小家伙，既然来了吗，就要好好学技术，不要怕吃苦，不要偷懒，要像我一样，有了技术，到哪都能捧着金饭碗。想当年我老人家在黄浦江万人大会上发言，啧，啧……那个风采，懂伐啦？”

张不伦被弄得不知所措，暗忖我是来实习的，你万人大会发言再光彩关我屁事？不过想归想，还是微笑连连点头称是。倒是车间的两个大姐赶忙上前给张不伦解了围，拖着张不伦去了车间工人休息室。

“别听那个老头瞎吹，他就那一段光辉历史，见人就吹，你要问他后来呢？他绝对跟你翻脸！”大姐们说。

“那他后来呢？？？”

“后来，后来，他犯错误给送到这来了呗！”大姐们哈哈大笑。

车间的大姐是最热心而且八卦的，从她们嘴里，张不伦很快就了解到连老头众多家长里短的民间传闻。老头年轻时候在上海大工厂里算是技术骨干，也确实作为青工代表发过言，不过当年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反正是因为犯错误了被送到了合肥。

老头认为自己是受人诬陷，一直引以为耻，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不过老头在厂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老头居然在厂里娶了个比他小近三十岁的漂亮老婆，并且还有了个活泼可爱的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

说是年老头的老婆当年也就二十多岁，还是厂里的女青工。不知怎么就被诊断出了一种奇怪的慢性病，需要一大笔治疗费用，后续还要持续服用价格不菲的药物。此外还要长期保证营养，不能干重活，简称叫富贵病。在当时那个工资都不高的年代，基本上后半辈子就没指望了。女青工一急之下在全厂放下狠话，谁愿意带她治病、照顾她，她就以身相许，不管条件什么样的都行。有好事的人马上去找了连老头，连老头那时五十多岁，上海那边家里因为过去的事早都离了，只剩孤家寡人一个。最关键的是老连是八级工，工资比厂长拿得都多，这点事对他来说还真不算什么大事，更何况人家还是个黄花大姑娘？于是连老头二话没说去了女青工那，一来二去，这桩姻缘很快就成了。

有人嘴碎说女青工这是图老头的钱，更多的人反驳不图钱你出钱给人家治病试试，于是哑口无言。

女青工感念老头的救命之恩，婚后温柔体贴，倒也把老头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了女儿后，两人感情更是越来越好，傍晚时分经常能看到三个人在大院里散步。不过老头有些喜欢吃醋，有时看到自己老婆和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就会立刻掉头回家生闷气，于是吓得老婆赶紧三步并两步赶回去像哄小孩一样哄他，当然，这是后话。

大姐们千叮咛万嘱咐张不伦的倒是有一点：“老头不是好人，一定防着点老头，他当队员时间长了，好打小报告，大事小事都能给你编排出不是来！”

张不伦没太在意，心想我实习几个月也就走了，从来也没得罪过他，见面一向客客气气，应该不会给他抓到小辫子吧。

结果，有一天张不伦路过车间后门的时候，听见连老头在和分厂厂长嘀嘀咕咕：“年轻人不能这么懒的啦，早上嘛，师傅的茶都不给泡一杯的啦，卫生也不搞搞的啦，不能这么懒的，你说是不啦，这还是在实习……”

话音未落，从小在汽车大院里横冲直撞惯了的张不伦，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二杆子脾气当时就上来了，哪还管什么老幼尊卑，一步跨到两人面前，大声质问：”连老头，你在说我什么坏话？”

分厂厂长是张不伦同学的六叔，看是张不伦当时也一脸尴尬，说：”那个，那个，是这样，小张，这个老连和我汇报点设备上的事，也没说啥，没说啥！“转身匆匆离去。没了厂长撑腰，连老头见事不妙也准备开溜，张不伦不干了，盯着老头问：”老头，你给我说清楚，我是迟到还是早退了，还是安排的活没干完，我怎么偷懒了？“

老头不吭声，只是闷头走路。张不伦充分发挥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作风，追着老头问：”你别跑，我不惹你你还惹我，你今天和大家说说清楚，当年黄浦江大会后你干什么了？“老头脸一红，连连摆手，越走越快，把闻讯从后面赶来的车间同事们笑得前仰后合。

从那以后，连老头对张不伦倒是客气了不少，有时张不伦早上去车间迟了，老头居然把他茶都泡好了。其实由此看连老头倒也是聪明之人，知道反正张不伦过几个月就要走了，又何苦得罪来哉？

不过对他的两个徒弟，却是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早上徒弟们要把老头的茶泡好，等老头训话结束后，有什么疑问才能提出来，老头逐一解答。特别是到了设备检修的时候，老头只带两个班长，有时还会喊上张不伦，人多了老头是会发火的。因此在3000吨，能和老头一起上到设备顶部，下到地下二层去检修设备，应该还算是个光彩的事。不过张不伦很不情愿，总想在能休息室多呆一会，打着哈欠看会书。久而久之张不伦倒是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每到关键的控制点，老头总会把两个班长支开，不是让去提桶水，就是去拿个拖把，等人一走就自己开干，人回来已经干好了。

有一次设备有点故障，下行缓慢，于是连老头就带着两个班长和张不伦去了控制室检查，到了一处地方，老头敲敲打打，听听声音，又让两个班长上去拿东西，不过他不防着张不伦，知道他也看不懂。人刚上楼，就看连老头走到一处阀门前，拿活动扳手拧了几下，等班长们下来的时候，上面的人已经在对讲机里喊：”好了，好了，修好了！！“

第二天班长问张不伦，你看见连老是怎么修的吗。从小到大耳闻目睹各种机械设备的张不论倒也不是白痴，把班长带着，走到昨天那个地方，依样画葫芦和班长说了一遍，班长一脸兴奋，很认真的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有次设备故障，连老头不在，班长根据平时学的技术和积累的经验，居然把设备恢复了，被厂长着实表扬了几天。

不过好景不长，没过多长时间，设备又出现故障，这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两个班长看图纸，找资料，一个一个对照检查，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解决，只好赶紧去请连老头。说也奇怪，连老头下去不到十几分钟，设备完全恢复正常。

“高人哪！这才是高人！”两个班长连连感叹。

张不伦实习一段时间后去了其他地方，连老头仍然在三千吨，几年后干不动了，据说是得了绝症，一家三口去了上海，从此再无音讯。就是连老头去世的消息，张不伦也是在大院门口布告栏中看到讣告才知道的。

二十世纪，工厂又进了一台四千吨，于是在安装四千吨过程中，抽调精兵强将，将所有三千吨当年的原始图纸逐一录入计算机系统，准备把三千吨复盘后做数控改造。这时候的队伍那是兵多将广，人才济济，光硕士博士就一堆，不是高工，见面你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复盘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对照原来图纸，整个设备从上到下多了十五个阀门，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十五个阀门对设备基本没什么影响，但是如果有一个松动或者突然关闭，设备就会出现小故障，不过从现在的技术角度看，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可是，装这十五个阀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所有人都在沉思。只有一个和张不伦一起进厂，当时已经是主任工程师的朋友思索半天，两眼一亮：”卧槽，连老头！绝对是他干的！”

张不伦知道这个消息，也是直拍大腿。嘿，这老头，硬是借着这十五个阀门，当年不仅高薪返聘，还吃香的喝辣的，过得有滋有味！跟谁说理去？

六 后来

不过记忆中那时候大部分以退伍兵和返城知青组成的工人集体，还是兢兢业业的。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特别注重荣誉，比如做事认真，不怕吃苦，特别能抗事。至今在张不伦的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能难倒他们的事，他们在那个时代撑起了工厂和家里的一片天，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张不伦做销售的第一个师父就是珍宝岛下来的老兵，班长代理排长。当时上岛侦察，结果刚上去就踩雷负伤，还没参战就被转业回来了。

有次和师傅喝酒，张不伦酒有点多，看着师傅腿上早已愈合那块不大的伤疤，也是嘴欠，脑子一热就来了句：“您老人家不是怕打仗故意踩雷的吧？”

气得老头当时就要和张不伦掀桌子，吓得张不伦赶紧赔礼道歉。尽管如此，后来还是一个多月没理睬张不伦。直到张不伦三番五次登门，捶胸顿足，发誓赌咒，表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检讨做了无数次，老头这才稍有好转。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工人。

晚上加班，食堂锅炉坏了，没有夜餐，能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青一干就是一宿。

厂里最困难的时节，基本上家家都到了等米下锅的境地。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全厂工人自发组合起来，按照不同车间，不同工种，做起了老鼠夹子、溜冰鞋、落地台灯、沙发等等，硬是挺过了难关。

即便生活再拮据，工厂子弟学校亟待翻新和扩建的时候，工人们从牙缝里扣钱也要踊跃捐资。

所以张不伦在以后的岁月中一直挺佩服他们。因为他们，工厂对下一代的教育氛围大大改变，家家开始关心起了孩子的成绩，能上哪个学校，能不能考上大学。

而早年间见面聊到孩子，基本上是问：“你家孩子最近没被派出所找吧？”一听说没有，马上大拇指直竖：“你家教育了个好孩子！”

汽车大院的孩子们长大后去了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都有。当然，这是后面的故事了。2014年的一天，张不伦在北京一位老首长家做客。那段时间，因为环境，因为琐事有些心烦意乱，老首长从道德经里挑了一句话，挥笔泼墨给张不伦写了幅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张不伦越琢磨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