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联戏台,是我童年时代心驰神往的地方,也是我敬畏惧怕的地方:心驰神往的是,每月之间总有在这里放映三五次电影;敬畏惧怕的是,这里长年累月住着治安主任老黄,一只笑面虎。
丝丝遗憾的是,南联戏台往往十次电影七次雨,故有顺口溜:
南联做戏天也知,
锣鼓响,
雨大点……
雨越下越大的时候,电影不得不半途中断,我幼小的心灵备受打击,难免对天也就产生了几分怨恨。
南联戏台,坐东向西,三面白墙,坐落在南联后埔村古道东侧,也则夹在塘乾和大路巷之间。戏台前面是一个能容纳万人的广场,周围有古老的龙眼树、芒果树、杨桃树等等;后面是南联分校,我在这里读了小学二年级及初中二年级。每每课间休息,只要往戏台后墙一望,左侧窗沿上总有一张威严的面孔贴着,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虽然他是我好友小安的父亲,也经常见他,可越认识他,我就越感到他可畏。
戏台高十五米,长二十米,宽十五米,台面高一点五米。戏台门为长方形,长十五米,宽十米长方形,左右两旁有两个雕花圆窗。上边是三角形,两组木制“人”字载,青瓦盖顶。三角形中央有像头、题字,左右有长长的对联。台面一分为二,内侧隔成两个房间,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办公室设有扩音机,话筒等电器设备,每天晚上七点左右,就从这里传出震耳欲聋的沙哑声音,治安主任刻薄、坚毅的语气,令人胆战心惊。六七十年代,南联戏台是南联的政治、文化中心。黄主任什么都管,有时老阿婆报告丢了一只鸡,黄主任千方百计地破案,令人难以置信,且十案九破。黄主任走到那里,那里的人都敬而远之,“黄某某”三个字,居然对孩子有止哭作用。
有时候,南联戏台白天开大会,夜里放映电影,黑白两个世界,泾渭分明,尤其大机队,彩色宽银幕,“八一”电影制片厂,那才过瘾。坚硬的黄土广场上,井然有序,从未出错,偶尔观众太多,民兵便荷枪实弹出来维持秩序。
每当放映电影,农民就在南联戏台左右摆放尿桶,这也是一大风景呀!这一晚,小商贩特别多,卖花生的,卖乌皮蔗的,卖水果的,卖糖的,生意兴隆,不用吆喝。我身上常常没钱,故对这些感兴趣的食物也不感兴趣了。有电影看,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放映员的一声“电影开始”,台下鸦雀无声。有一次放映电影《卖花姑娘》,凄怜处,台下泣声一片。
台前广场,前排坐地,中排坐椅,后排站立,有的调皮鬼则爬上树枝。
有一次,放映电影《海港》,内容不合我胃口,我挤出人群找块石盘躺下,一觉醒来,天上繁星密布,广场则空空荡荡的,我跳起来,一路狂奔,追到村口才赶上了乡亲们,松了一口气,从此,我再也不敢半途偷睡了。大凡带一个“偷”字,都不太吉祥。
南联戏台,是南联人的文化精神来源地,直到电视机的普及。之后,人事更替,小黄上台,老黄依依不舍的离开了这个令他骄傲、执着坚守的戏台,刹那间,黯然失色,谁都可以对戏台不屑一顾了。
不久,老黄走了,据说……
六七十年代,我不敢走上戏台;八九十年代,我不想走上戏台;倘若有一天,我想登上戏台,真害怕稍然消失。
不管戏台还能存在多久,它始终是我心灵一角的一座丰碑,谁也没法把它从我的精神世界中一笔抹煞。
南联戏台,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纵使是特殊时代的产物,我认为它还是存在的好。
九十年代,大部分地方的戏台已经倒塌、拆除和变卖而不复存在,可南联的戏台,不管它是如何面目全非,依然巍然屹立。南联戏台倔强地活着,人来人往,它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治安主任,只有它更清楚:“谁更合适?”
时光漂到二十一世纪,南联戏台,像一只上年纪的喜鹊,站在一树秃枝上,嘶声力竭地鸣叫,意思是:它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复活?
戊戌年清明后,我访友途经后埔,发现戏台不在了,吃了一惊,眼光四面搜索,终于发现,在老戏台后面几十米处,矗立一个新的戏台,其壮丽,宛如从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