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

四十年前，父亲倾尽一生所有，翻盖了老家的土坯房。土坯房是父亲和母亲结婚时自己盖的，开始的时候是三间，后来人多住不下了，又向东扩了两间。

父亲说：“那时候，村子里的人住的都是这样的房子。先用墨线打出轮廓，撒上灰线，定下房基尺寸，四人合力喝着号子，用石碾反复捶打地基，直到夯实为止。泥土用筛子筛匀，堆成一堆，用铁锨从中间挖开成圆形，把中间的土不停地往外翻，中间浇水，用锨搅拌，掺入压扁的麦子秸秆，不停地调整，直到软硬合适。用铁叉把和好的泥，叉到墙基上，墙基大约有半米宽，四米半高，用叉反复捶打直到结实。开始的时候，人站着就能盖。起高了，就要搭脚手架才行。一边盖，一边修饰土墙的两边，让墙看上去更平整一些，更美观一些。每天建房的进度也要合适，具体高度取决于泥土的软硬程度，以及房子的牢固情况等。”

父亲是盖房子的好把式，多少年之后，还对这些如数家珍。

说完，他拿出烟叶，用纸条卷了，点上了火，悠然地抽了一口。烟劲有些大，父亲呛得一阵地猛烈咳嗽。我赶忙去给他捶背，趁机劝道：“父亲，把烟戒了吧。要不，把烟叶换成盒烟吧，我给你买。”父亲没有回答，只是轻叹了一声“唉”，用袖子轻轻擦了擦眼角。

“土坯房啥时候盖合适？”等父亲气息匀了，我问父亲。

“建房子很费时日的，等基本备足了用料，就可以动工了。一般选在初春后不上冻也不下雨的时候，或者秋后不下雨也没有义工的时候。那时候，天气合适，人也有空，能请得动帮忙的。”父亲说这些话，又有气喘。

新房是秋后开始动工的，除了自己的亲人，当时已经不兴请人干帮忙了。父亲聘请的是村里的建筑队，它由本村的村民组成，农闲的时候，就揽活给农户盖房子修院墙啥的，挣些收入养家。建筑队没有一点的机械化，全靠人工来做。先搭建好脚手架，铺上木板，用绳子捆紧，再在上面放上盛灰土的铁匣子，然后用锨把灰土上到里面，师傅们就可以上板了。

新房的墙基外面换成了石头。父亲雇了马车去乡里买的，石料数量不多，要用石凿子和铁锤，把厚的石头从中间剖开，然后用水泥砌在房基的外面。

凿石头的师傅，是我们本村的三爷，他做了一辈子的石匠。三爷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他艺德高尚，为人所崇，而且手艺精湛，凿的石头不仅不碎，而且非常地平整光滑。周围四庄八疃修墙盖房子的，都请他来凿石头。

那一年的天气很冷，一家人借宿在村子里一户新屋里。新屋没有门窗，父亲就把玉米秸秆，用绳子编穿了，挂在门窗上，临时挡一下寒风。我们睡在地上，上面铺了一些干草，以防寒防潮。尽管如此，外面的冷风还是嗖嗖地钻进来，把我们冻缩成了一团。父母就睡在我们姐弟的两头，把我们圈护在了里面。

数年以后，每当忆起这个场景，心中就会涌起阵阵暖流。每逢难事，父母就会展开他们略显单薄的臂膀，为我们姐弟撑起一片晴空。我们就在父母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父母也慢慢地老去。这样对待子女的，又何止是我的父母，天下的父母莫不如此。

在当时，石头盘根的房子算是最好的了。家庭好的，整个房基用的都是石头，我们家房子用的是单面的石头，里墙用的是新的红砖。中间的部分是空的，需要村前疃后的去拾人家的砖头或者石头来填。实在找不够砖头或者石头的，就用树枝或者芦苇的秸秆来填。家庭的经济决定了房屋的质量。与众不同的是，房子的窗户开得很大，这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窗户开得这么大，冬天不冷吗？这么大的窗户，要暖炕哪要烧多少草呀？”

“窗户开得大，采光好，畅亮。”

……

父亲听后，也只是一笑，再也没有言语。事实证明，父亲的远见在村子里开了先例。从此以后，村里再盖房子的，就学着我家的房子去设计了大的窗户，并逐渐影响到了周边。有外村盖房的，还有人专门来村里看尺寸。

前些日子，在给母亲安装空调的时候，冲击钻一开钻，就刷地一声钻透了。墙灰更是刷刷地掉，不用用手捻，它就是碎的。墙灰没有熬的过时间，四十年的时间，都碎成 了末。空调的壁挂都挂不住了，膨胀螺丝用不上，师傅无奈，只要用较大的木楔子打入墙体，固定了好几次才勉强挂住。

房顶用的椽子和梁，都是父亲去集上买的，限于当时的经济情况，盖房的用料，父亲准备了数年。每逢赶集的日子，父亲就去集市上的旧货市场转转，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用料。椽子和梁上面，是用玉米秸秆绑的束秸，束秸很长，间隔二十公分左右摆列，束秸上面是草毡子，然后再涂上泥巴，最后再铺上麦子秸秆，这样房顶就建好了。

新年越来越近了，孩子们甚至能听到它的脚步声。姐弟四个都盼着搬进新房过年。

“咱家的新房，什么时候能搬进去呀？”我们反复地问。

“快了。”父亲的回答永远只有这一句。

“为啥不快点盖呀？这都快过年了。”那时候过年年味浓，孩子们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男孩子，可以还有几挂鞭炮。孩子们盼年，比大人要急一些。

我们不知道的是，家里盖房子的时候，钱并不宽裕，建材进不来，所以完房迟了。父亲兄弟三人，他是家里的长子，十七岁就开始主家，两个叔叔的房子也是父亲领着盖的，他们盖得都比我们要好。为了给叔叔们盖婚房，家里的钱都用尽了。新房是一边借钱，一边起的。

等竖起了框架，上了梁，父母亲亲手做了一顿饭菜，来犒劳盖房的老少爷们们。这是规矩，家庭宽裕的办得好些，手头紧的办得普通，但没有不办的。不办，会让庄里庄乡笑话的。

父亲去供销社赊了酒，那天中午，家里很是热闹。一来，房子起了顶，大家的辛苦有了眼见的结果；二来，主家准备了酒菜，师傅们可以好好地犒劳一下疲惫的自己。

父亲也喝了点酒，他不能多喝，那点酒要先留给师傅们。酒虽不多，但父亲还是有了酒意。多少年以后，我才有些明白，父亲的肯定是很大的，要不，为什么喝了一点酒，他就有了酒意，那都是愁的。因为盖新房，我们又欠下了不少的债。欠债总是要还的，父亲肩头的担子又一次沉重了下来。他的面色有些凝重，作为一家之主的他知道，往后的日子，又要紧起来了。

父亲机械地从烟袋里拿出烟叶，用纸条卷了，点上了火，长长地抽了一口，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

“老了，真老了。”父亲自言自语。

为了凑料钱，盖新房前，父亲把庭院中的槐树卖了。从此，一家人再也闻不到满院馥郁的槐香了，再也吃不到自家庭院里那喷香的槐花了。

院子里那棵桐树没有卖，父亲说：“等桐树长得再大些，就可以用来给你做大衣橱和桌子了。”我的父亲，在我还是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给我开始准备结婚用的东西。按照父亲所愿，那棵桐树最终被打成了大衣橱和桌子。尽管桐树还算高大，但要做成大衣橱和桌子两件家具，木料还是不够。就这样，大衣橱和桌子的正面和侧面用的都是桐木，后面和屉底用的是草纸板，用小钉子钉上的。

我和妻子结婚的时候，婚房是单位的一间平房，没地方放大衣橱和桌子，所以，它们就被留在了老家。时间一长，草纸板就掉了下来，父亲就又用钉子钉上了。

等到后来，我和妻子买了个小平方的楼。因为是五楼，加之大衣橱和桌子笨重，也就没有搬上楼来。母亲说，父亲临终前，还盯着大衣橱和桌子直看。

院子里，还有棵枣树，是姥姥和姥爷留下来的，父亲没有动。

父亲说：“这棵枣树，是你姥姥姥爷在房子盖好后的第一个春天挪来的。现在两个老人都走了，就留着它吧，给你母亲一点的念想，谁也不能动的。你要记着。”

四月，老家的枣树又开始泛绿，它结的枣子甜了我的内心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