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网站用户
回头的路，是不能再走的；但回头的路，看一下总是可以的。
四十多年前，我上小学了。那时的小学，是严格按照户口本来入学的。那时孩子们同岁的多，学校里容不开那么多学生。所以，不够九周岁的，一个也不要。
身份证？没有。户口本上不是有记录的时间准吗？不准。
我曾经多次问过我母亲：“我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母亲的回答永远只有一个：“生你的时候，天很热。”
我又追问：“你能记得是哪一天吗？”
母亲说：“不记得了。不止是你，那时候的小孩子都是这样，差月不差年就行。”
“我的天呢，我这是身份不明呀。”我笑着说。
“村里短则一年登记一次，长则二三年登记一次。时间一长，就记不清了。登记的时候，就估摸个大致的时间。”母亲说。
那年月，记事就凭脑子想，普通家庭连支笔也没有，要记东西，就在土墙上用树枝划拉划拉，也没个讲究，只要是自己就认就行，别人认得不认得无所谓。
整个小学那几年，铅笔和纸就像远房亲戚一样，我就没见过它们的面。我用的是一块价值两元钱的石板，写字用的是粉笔。在石板上写字，很快的，写完一面，就拿给老师看。桌，不用下的，只要是远远地喊一下“老师”，晃一下石板就行。现在想来，老师是不是能够看清石板的内容，不得而知。
这块石板，是我最为宝贵的财富，珍惜得狠，母亲说过，要在意着用，打破了，就不再给我买了。不买了，那就连上学的基本学习用品也没有了。噢，不是基本学习用品，是所有学习用品，因为我们只有这一块石板，其它的什么也没有了。这也不是没有先例，我的一个发小叫做建国的，就因为把石板打破了，上学的时候，他没有石板可用，就找了一块盆子底写字。盆子底不是不能用，而是太没有面了。所以我们把唯一的石板视若生命，自己小心翼翼，其它的人更是不能“染指”的。
就这样，我以“不明”的身份上了小学。小学是村里自己盖的，老师也是本村的。学校位于村子的最南面，和村子有一条路相连，路上有座平桥，桥上只有一个桥孔。桥的两面都是河，天暖的时候，河里都是水；天冷的时候，就成了滑冰场，那是皮孩子们的乐园。
村子的四周都是水。听村里的老人讲，先人们正是看中了这么好的位置，才定居下来的。村民得益于四周的水，能喝，还能浇地。良好的位置惹得四庄八疃的都很羡慕，也因此有不少的外村姑娘，愿意嫁到村里来。
入了学，我们这些皮孩子们变成了笼中的鸟栏中的兽，讲起规矩来了。老师讲得很严厉，不让孩子们下河，只能在家里洗澡。一开始，皮孩子们还听。时间一长，“反骨”就露出来了。
“你看，家里的大人们都是去河里洗，为什么老师不让我们去？再说，在家里洗，用的也是河里的水，有啥区别的？”
大家商量着怎样到河里洗个澡，也痛快一下。
老师为了对付皮孩子们，早就想好了办法。用玉米秸秆的瓤，蘸上红墨水，在每个学生的手腕子外侧点上了两个圆点。那年月，红墨水是稀有物资，有的人家很少。只要我们下河，这两个红点就淡了。老师会再次验证，用指甲在身上一划，身上就出现白色的一条线。
大人们上坡回家了，经过小桥旁。我们把头扭了过去，不让大人们看见。不听话，回家会挨揍的。除了防范被老师和大人们发现，皮孩子们还要时时注意身边的水蛭。这些水蛭对皮孩子们格外感兴趣，孩子们年纪小，皮嫩，容易咬透皮肤，喝身体里面的血。这些家伙，要是让它钻入身体，会流很多的血，而且它不停地往回钻，进去容易，出来难。撕，不敢的，一撕就断了身体里面。要不停地用鞋子摔打，直到把腿打肿，才有可能出来，那就遭老了罪，而且还会留疤痕。我们分了工，要仔细勘察所处的地方是否有水蛭。
为了逃避老师和家长的处罚，皮孩子们也学乖了。要想下河正常化，就要约上家里有红墨水的同学。
狂欢开始了。
有人从岸上一跃而下，到了很远的地方，才露出头来，用手摸一把脸，冲着其它人笑。有的采取蛙泳的姿势，一挺一挺的，老远才露头换一口气。也有的大秀泳技，站水而游……
“老师。”老师骑着一辆自行车，恰巧路过。我们的哨兵眼尖，他发现了敌情。“不要动，把头慢慢转过来。”张国富说。他是皮孩子王，我们都听他的。那一刻，我们都好像失去了生命，变成了水里的青蛙，呆立水中不动也不敢动。“老师看不到我们的，老师看不到我们的。”我们在心里不停地祈祷，大气也不敢喘。果然，老师真的没有“发现”我们。老师走后，皮孩子们不由得长吁一口气，又逃过一劫，玩得更嗨了。
残霞映红了天空，天快要黑了。手腕上的红墨水点泡了一天的水，颜色早就淡了。我们光着身体去同学张丽云家，在大门口外面悄悄地等着。
“再等等，我爸爸还在那里呢，拿不出来。”她一会儿回来，压低了嗓门说。
皮孩子们有些着急。野了一天了，要回家了。要是不回家，家里一准又要来找了。
终于出来了，张丽云手里拿着一瓶红墨水。我们赶紧找了一个玉米秸秆，剥掉外面的皮，剥出了里面的瓤，蘸上了红墨水，照着老师点的红点，认真地描了上去。稍等片刻，等红墨水干了，我们就举着双手，投降似的，一阵风跑回家去。
上学的安检，皮孩子们被列入了重点怀疑对象。老师在我们的身上用指甲一划，出现了白色的一条线，没划的地方还是黝黑的。
“说，到哪里下河了？”老师问得有些严厉。
“老师，我们没有下河，是在家里洗的，用的也是河里挑回家的水。”皮孩子们狡辩道。
“不信，你可以看看我的手腕，上面的红点还有呢。”
老师没有再追查我们。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是老师故意放我们一马的，要查明真相也不难，问一下家长不就清楚了，家长是不会帮着孩子骗老师的。但是，那时，要问家长，也要到家里去问，还要等着大人们完了工回到家才行。同一个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犯不着，因为这点小事去家里兴师问罪。这不，孩子们虽皮，不也好着嘛。
我们侥幸地过了关。那种野泳的自在，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尽管事隔多年，皮孩子们每每聚会的时候，都会提起，也每每谈得眉飞色舞，兴致盎然。
记忆中，那年月就没有吃过一顿饱饭，每时每天，都是饥肠辘辘；每月每年，都是辘辘饥肠。挨饿的日子真的不好受，皮孩子们便想着法子去垫补一下自己咕咕叫的肚子。于是，我们相约而去，到了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直奔地瓜田而去。每个人的心，都是贪婪的；每个人的眼中，都露出攫取的目光。我们实在是太饿了。按照当时的民俗民约，小孩子饿了，是可以去地里刨点吃的，只要不要带回家就行。要是谁往家里拿，被民兵查住了，是要罚麦子，每人次两斤麦子的处罚，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重罚。一年到头，每家能够吃到麦粉的时候不多，除了过年，想不起还有什么时候能够吃到麦粉。就是过年，麦粉做的水饺，也不是尽着肚子吃。当年的情况是，人多，说是种麦子不够吃的，所以田野里除了地瓜就是胡萝卜。这两样产量高，虽然也吃不饱，但是不至于饿死人。
那时候的饭桌上，连玉米连高粱也不是常见的。每天除了地瓜就是地瓜，除了胡萝卜就是胡萝卜。成锅地煮，成天地吃，成周地吃，成月的吃，以至于我们到了饭点看到这两样，胃里就冒酸水。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子孙，看到孩子们馋地瓜和胡萝卜的时候，就买来给孩子们吃。孩子们吃得很香，可我们一口也不想吃。孩子们在得知我们当年的情况后，满脸地羡慕说，你们当时的生活真是太好了。我们也不能再说什么，只有苦笑。
我顺着一畦地瓜来回地巡视，好像将军查阅自己的部队。看到有地瓜垄开裂了，便大喜过望。四下里一张望，没有人。接下来的便是小心翼翼地扒开地瓜垄，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挑一下稍微大的地瓜，摘了，又小心翼翼地把土掩上，不留下一点的蛛丝马迹。然后，飞也似地跑向河边，草草地洗了洗，便大快朵颐起来。当时也有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每束地瓜只能偷摘一个，多了不行。
玉米要先看它头顶上的帽子。如果是红帽子，那就可以断定它长得差不多，可以吃了。玉米是不能摘下的，摘下就会留下明显的痕迹。那怎么办，小心翼翼地剥开玉米皮，撕掉它的胡子，伸长了头去啃，要啃得仔细，不可浪费了它。吃完，再小心翼翼地把玉米皮复位，也不能留下一点的蛛丝马迹。
就这样，我们这群饥肠辘辘的皮孩子夏吃小麦，秋吃地瓜和玉米，倒也长大了。如果没有了上面的这些东西，那树上的小鸟，那青蛙的长腿，那豆地里的豆虫，那麦地里的胖孩，那坡上的芦根，也便成了我们的美味佳肴。
四十年以后，当年的皮孩子也都过了知命之年。有的当了爷爷奶奶，有的当了姥爷姥姥，五十多岁的人了，也经历过人生的一些，但经过岁月的梳理，能够留下来的少之又少，但有些事情会在脑海中不停地闪烁，一辈子也忘不了了。因为有曾经的它们。
到了一定的年纪，总有些往回看的想法。有人说，是怀旧。的确，是有怀旧的成分，但不纯粹。因为有些事情，本身就很真实，有趣，温暖，它记录了个人成长，让人终生难忘；也记录了生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侧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