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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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年关的时候，父亲再次得了肺气肿。起因像以前一样简单。快要过年了，父母想再粜些小麦，攒成整钱，以备我不时之需。父母总是对我有种准确的预感，我确是到了年底偿还楼房借款的时候。
“走了，走了，保重呀！”同病房里再平常不过的辞别的话，却对仍然滞留医院的我们产生了不一样的颤动。病房里病号们都陆续回家了。除夕前几天，鞭炮声陆续地响起了。父亲听了，有些焦躁起来，他能下了床，慢慢地挪动身体了。
“你不要着急，我们先把身体治好再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事和它相比，不算啥。再说了，我们爷俩这么大了，又不是小孩子，在那里过年不是过年。年好过，睡一觉，就过了年。”我安慰着父亲。
父亲没有吱声。他慢慢地挪到窗边，望向窗外，天色阴沉地很，似乎是要下雪了。
其实，我的内心也是着急地很。
母亲来了电话，说是孩子得了肺炎，电话里带着明显的哭音。
“没事的，谁家小孩子没有个头痛脑热的，过几天就好了。”我安慰着母亲。
“孩子咳嗽得厉害，发高烧，都吐了好多次了。”母亲说。
天下父母哪有不疼孩子的，我也一样。内心由着急变成了焦虑。
我来到病房的外面，给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想让妻子回到老家看看，却听到电话那头喧闹得很。我问妻子在哪里，她说在医院，孩子的姥姥从蔬菜大棚上掉了下来，把腰闪了，正在检查。内心开凄惶起来，浓得化不开。我们一家就三口人，变成了三线作战，谁也顾念不上谁了。我有些抱怨起老天爷来，怎么什么事都让我们赶上了，就不能放人一马，让人轻松地喘几口气。
天色灰黑，铅色般的沉重，雪花开始飘落了下来，一大片一大片的，看上去很飘逸；但我的内心也随着飘落的雪花一点点地沉了下去。
母亲扶稳了脚凳，父亲轻轻地吸了一口气，试探着屏住了呼吸，试探着小心翼翼地踩了，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往上慢慢地移身体。他的脚终于落到了囤里，脚踏在了那流动的麦子上。父亲又是轻轻地呼了一口气，看到脚下满是金灿灿黄澄澄的小麦，他的神情变得温暖舒展起来，但也充满了神圣。
父亲一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和土地联在了一起，和小麦玉米联在了一起。抗日战争，经了；解放战争，过了；60年的饥慌，历了：他一辈子就没有吃过几顿饱饭，故而，父亲对于粮食有着信仰般的执狂。
“要铲一点，不要多了，一点一点地来吧。”母亲说着，把麦斗递了进去。这是一种专门用来收撒粮食的工具：长条形；长约50公分，宽约40，高约30；顶端是个向下倾斜的面，顶端处有一个宽约5公分的横向长长的扶手；对过，也有一个扶手，不过要小的多，大约12公分乘以2公分的样子，正正地用铆钉固在了麦斗身上。
父亲接了麦斗，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弯了腰，左手轻握小柄，轻轻地斜向铲了，右手紧握横柄，试探着小心翼翼地往上抬，试探着小心翼翼地把麦斗移向囤边，试探着小心翼翼地靠在了囤边的柳条上，他调整好了角度，轻轻地把麦斗向下倾斜，麦子像水流一样丝滑地淌进了口袋里，发出刷刷地声音。这声音让人沉醉，父母亲脸上都挂上了少见的笑意。
笑容停在了此时。可能是铲的太多了，可能是父亲用尽了气力，铲最后一铲斗小麦的时侯，意外发生了。父亲手中的铲斗突然停在了半空，继而又无声地滑了下去，母亲大吃一惊。
“怎么了，你？”母亲惊问。父亲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脸色煞白，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是不是又是气胸？”母亲猜测道。
父亲连摆手的力气也没有了，他张开了嘴，大口大口地喘气，似乎没有听见母亲的话。
“不要动，我现在就去街上喊人。”母亲喊。
父亲的电话响了，我急急地进了病房。父亲已经坐回了床边，他还在静静地望着窗外。他已经打开了电话，话音再熟悉不过，电话是母亲打来的。父亲只是在听，一句话也没有。父亲的背影，瘦削，弯曲，写满了辛苦与沧桑。我迅速地调整了自己的表情，强装了笑脸。
“下雪好呀，瑞雪兆丰年嘛。明年小麦又是一个大丰收。”我捡着喜庆的话安慰着父亲。
“呼哧……呼哧……”父亲的气息喘得厉害，他似乎想说话，可是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来了。透过父亲的背影，我似乎看见了父亲的脸上写满了凝重与牵挂。自从女儿来到了世间，就成了父母手中的宝。父亲睿智了一辈子，可能是从电话里听出了什么。
“家里没有事，我刚才也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故作轻松地说。父亲的神情黯然，但我似乎是觉得他听出了什么，想问又不能问。和母亲相濡以沫五十年，一丝一毫都能听得出，察得到。
我们欺骗了彼此，可是父子连心，又怎么能欺骗的了。一时间，我和父亲都陷入了彼此的沉默之中，彼此心照，但又只能不宣。
父亲晚上的针又挂上了，四大袋子要打几个小时了。我望向窗外，外面的雪越小越大，天色黑得厉害。天地之间呈现出迷人的多彩：天空近红远黑，大雪雪白，路灯昏黄，白炽光雪亮，尾灯彤红，冬青绿中带光，绽放的礼花五彩缤纷……
“晚上，你想吃点啥？”我问病床上的父亲。
“都行。”父亲的回答轻微短促，似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我去医院的餐厅看看有啥吃的。要是你打完了，我还回不来，你就按这个线上的按钮。”我轻声嘱咐父亲，“按下这个按钮，护士站就会响铃，护士会立马过来。不要睡沉了。”
父亲显然是听懂了我的话，但他没有用话回应，眼睛依旧闭着，只是轻轻动了一下手指。他似乎是累坏了，没有一点的力气。
雪依旧在下，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地响，也滑得厉害。我紧了心，放慢了脚步，向医院的餐厅走去。一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陪伴我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声，还有似乎瞌睡的昏黄的路灯。
“有人吗？”我轻喊了一声。从里面走出了一位大姐。她身材微胖，面色和善。头上戴着一顶厚厚的线帽，好像是自己织的；上身穿着一件短袄，胳膊上戴着袖子；下身着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廉价的棉鞋。
“只有这些了，看看想要点啥？”大姐问。
我扫视了一下食柜里的东西，除了馒头，还有看上去凉凉地几样小菜。
“今天晚上来打饭的少，就没有多做。”大姐见我犹豫，就抱歉地说，脸上堆着微笑。
“我父亲在住院，我想给他买点水饺。”我说。
“对不起呀。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其它的人都回家过年了。”大姐说。
我讪讪地笑了笑，想转身回去。
“要不，你等等，我把我家老头子叫来。家里有现成的饺子馅子，我让他拿些来。我们在这里一块给你父亲包顿饺子。”大姐说，“家离这不远，一会儿就过来了。”
我顿时被陌生大姐的话温暖了整个身体，内心难以自抑，手也颤抖起来。来住院的我们父子，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令人温暖的话。家里人病的病，伤的伤，没有人会对我们嘘寒问暖。父亲住院的钱，是我向单位财务预支的；女儿打针的钱，要等着我回去还上；还有岳母的住院和检查……无助让我有些泪目，我赶忙转过了身，偷偷地把泪拭了。我不想在这除夕的夜晚，让人看见我哭。
“可是，可是……”我嗫嚅着说。
“今年过年，就只有我和老头子。孩子们在外地，让雪给隔住了，回不来了。”见我犹豫，大姐又安慰道。
“我们一块包顿饺子，一块过个年，人多热闹，多好呀。”我被大姐的热情感染了，惊喜着，点了点头。
“你稍等哈。我现在就给老头子打电话，让他过来。”大姐边说，边拨打了他家老伴的电话。
那顿水饺是三鲜馅的。几天后，大姐说，她和老伴年龄大了，身体原因，不能吃肉。她问我水饺合不合我们的口味。
“这是我今辈子吃过的最香的水饺。”我脱口而出。除夕的水饺，我只是象征性地尝了几个，便小心地揣在怀里，全都热热地拿回去给了父亲。
父亲大口地吃着水饺，他吃得很香。我悄悄地走了出去，躲在了走廊的黑暗处。我无声地流着泪，内心好痛。我害怕别人看见我的眼泪，我更害怕父亲在除夕的夜晚看见我的眼泪，我不敢。我放任泪水肆意流淌，内心却渐渐地轻松且温暖起来。
雪还在下，昏黄的路灯突然变红，冬青也跟着红了起来，天地之间都变得红了起来。天地在大雪的映照下，无限地广阔。
那一夜，父亲睡得出奇地香，发出轻轻地鼾声。我却一夜无眠，满脑中不停闪过的都是：除夕的夜，亮丽的雪，温暖的灯，喷香的三鲜馅水饺。
